“明亡之思”与王夫之以“势、理、天”论“封建”
明清鼎革之际，一批思想家从总结明亡教训出发，探讨封建、郡县两制的优劣，其间蕴含着经世卓见。王夫之赞同柳宗元的《封建论》，在其《读通鉴论》中着力发挥郡县制的合“理”、顺“势”之义。王氏指出，郡县制取代封建制的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即使执掌权柄的专制帝王也不能与“势”争锋，故“夫封建之不可复也，势也”，“封建不可复行于后世，民力所不堪，而势在必革也”。王夫之主张废封建，其意不限于加强中央集权以确保国家一统，还着眼于“民力”的承受度，较具人民性。他主张废除世卿世禄制，还着眼于倡导选举制，所谓“封建废而选举行”，布衣士子因此得以登上政治舞台，显示了其作为庶族士人反对封建贵胄特权的倾向。
较之柳宗元以“势”论封建，王夫之则作了深度开拓：于“势”后探“理”。王氏说：“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哉！”（《读通鉴论》卷一）从而在更高层次上揭示“封建??郡县”之辩背后的历史规律性问题。在论及汉代抑制诸侯势力的举措时，王夫之说：“武帝之众建王侯而小之，唐、宋之先声也。一主父偃安能为哉？天假之，人习之，浸衰浸微以尽泯。”（《读通鉴论》卷三）深刻说明主父偃单车赴齐而使齐国归服，并非主父偃个人力量所致，乃“天”藉其实现客观规律罢了。
王夫之将秦废封建提升到历史哲学的高度：“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其说颇类似黑格尔“最大的‘罪孽’反而最有益于人类”的名言。在这种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颇相矛盾的现象背后，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支配力量在起作用，黑格尔归之于“绝对精神”，王夫之则归之为“理”，终之于“天”，从而把秦汉唐宋以来的“封建论”推到历史哲学的高峰。
黄宗羲、顾炎武从“封建”古义引发“分治”论
清初另一哲人黄宗羲也用心于“封建论”，但不同于王夫之肯定“废封建”的历史必然性，黄氏努力从政治层面阐发“封建”可资今用的积极意蕴。在《明夷待访录》的未刊篇《封建》中，黄氏说：“自三代以后，乱天下者无如夷狄矣，遂以为五德诊眚之运。然以余观之，则是废封建之罪也。”黄宗羲还设问：秦以前未发生夷狄灭国，是否因为“夷狄怯于昔而勇于今哉”？答案是否定的，他进而解释三代能抗御夷狄的原由：“则封建不封建之故也。”“若封建之时，兵民不分，君之视民犹子弟，民之视君犹父母，无事则耕，有事则战……”（《黄宗羲全集》第一卷，第419页）
应当指出，三代的夷狄之患相当深重，商代夷狄（如鬼方、工方、人方、夷方）对中土的威胁不小，而殷纣之亡，是因其忙于征讨夷方，重兵东移，周武王才乘虚而入。周代夷狄之乱也十分严峻，宣王“料民于太原”、幽王亡于犬戎便是显例。故黄氏三代夷狄之祸不及后世的判断，是一种主观立论。当然，黄氏将殷周兵民不分视作抵御夷狄入侵的制度原因不无道理，而且黄氏也知道，封建古制的寓兵于农，现世已难以效法，于是他退而求其次，主张在边境设置有封建意味的方镇，以增强抵御夷狄的边防力量。他说：“今封建之事远矣，因时乘势，则方镇可复也。”黄氏还通过总结“封建”与“郡县”的利弊，来论述“方镇”的效用：“封建之弊，强弱吞并，天子之政教有所不加。”“郡县之弊，疆场之害苦无已时。欲去两者之弊，使其并行不悖，则沿边之方镇乎。”（《明夷待访录?方镇》）这里所列封建、郡县各自的短处，是公允平实之论。
顾炎武也有类似看法，他认为“封建”与“郡县”各有得失，应当以古“封建”精义弥补现实的“郡县”之缺陷。顾氏不同于某些理学家的迷恋古封建，也不像有的论者一味肯定郡县，而是对两种制度作理性的历史考察。他作《郡县论》九篇，其首篇曰：“封建之废，非一日之故也，虽圣人起亦将变而为郡县。”这是确认郡县代封建的历史必然性。紧接着，顾氏揭示运作两千年的郡县制滋生弊端的现实情状：“方今郡县之弊已极，而无圣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亭林文集》卷一）
顾氏指出，君主集权的弊端在于，“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为求解救之方，他追溯周代封建制，认为周天子与公、侯、伯、子、男差别不大，“非绝世之贵”，所以天子“不敢肄于民上以自尊，……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在比较“封建”与“郡县”两制之后，顾氏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而明清时的主要问题是“其专在上”，鉴于此，顾氏提出改良策略：一是改变由朝廷“多设之监司”、“重立之牧伯”的作法，转而完善乡亭之职，使乡里基础组织发挥社会组织和伦理维系作用，如此“天下之治若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日知录》）。二是将宋明以来君主独掌的“辟官、莅政、理财、治军”四权，分割给地方郡县守令，顾氏倡言：“尊令长之秩，而予之以生财治人之权，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行辟属之法，所谓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二千年以来之弊，可以复振。”
顾氏对自己的“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构想十分看好，他说：“后之君苟欲厚民生，强国势，则必用吾言矣。”（《郡县论一》，《亭林文集》卷一）可见，顾炎武的封建论，要旨是以古封建“分权”之义纠正君主专制集权政治的偏弊。
清末的新“封建”论??地方自治论、联省自治论
至晚清，以郡县制为基石的君主专制的弊端愈益显现，而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崛起的湘系、淮系地方势力的渐趋强劲，使顾炎武“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议论，在晚清颇有呼应者。倡言变法的冯桂芬从“分治”、“合治”角度评议“封建”、“郡县”。他说：“治天下者，宜合治亦宜分治。不合治则不能齐亿万以统于一，而天下争；不分治则不能推一以及乎亿万，而天下乱。柳宗元《封建论》云：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此合之说也。封建之合，不如郡县之合尤固，故封建不可久而郡县可久。反而言之，天子之不能独治天下，任之大吏；大吏不能独治一省，任之郡守；郡守不能独治一郡，任之县令；县令不能独治一县，任之令以下各官，此分之说也。”冯氏从“分治”之利进而提出“复设古乡亭”之议，即在基层设乡官、亭长，“真能亲民，真能治民，大小相维，远近相联”，使“风俗日新”、“教化日上”（《校?庐抗议?复乡职议》）。
赞助维新变法的文廷式也主张对封建的利弊得失要作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他引述宋人尹源《唐说》：“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文廷式进而指出：“自古封建郡县，得失互见，论者棼如。然封建之世，外患必不亟，流寇必不起，此论治者不可不知也。”（《纯常子枝语》卷三））言下之意，在内忧外患频仍的清末讨论封建郡县制的长短，必须从现实存在的社会情势出发。这是一种富于历史主义的封建论。
此外，朴学殿军俞樾撰《封建郡县说》，亦主张封建、郡县“二者并用，然后无弊”。这些政论中的“封建”，要旨在于“分权”。黄宗羲、顾炎武、冯桂芬、俞樾鉴于明清专制君主集权的弊端，试图以“封建”的“分权”精义，以及某些具体方法（如“寓兵于农”、“乡亭教化”等）作为救治时弊的良方。
同治以降，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封疆大吏掌握巨大的军、政、财权，清王朝的中央集权“剖分之象盖已滥觞”，随着“地方行政之权日重”，清末兴起新一轮的封建论。光绪中期，福建侯官人张亨嘉作《拟柳子厚封建论》，主张在东南海疆及西北边境“分建大国”，以御外侮。辛亥革命前夕，更有联省自治说出现，论者参酌黄、顾之议，摘取“封建”的正面价值。1908年《东方杂志》等刊发表多篇讨论地方自治的文章，如署名蛤笑的《论地方自治之亟》，认为“吾国素为宗法之社会，而非市制之社会，故族制自治极发达，而市邑自治甚微弱”，倡导市民自治；同年《江西》刊发茗荪的《地方自治博议》，则从中国现行宪政出发，追溯古之“封建”。该文比较了古封建与近世督抚制及今之地方自治三者的差异：“古者，各君其国，各子其民，地方数千里，诸侯得此以削弱王权。今之督抚，自官制改革，财赋兵戎，悉受节制于内部。而地方自治，则令得自设置，是兴众建屏藩之制，行之中央集权之国，其究极则使民不相安，征调无度。”因而该文称：“有自治之国民，斯有独立之国家，有独立之国家，何患无自由之宪政？”又说：“地方自治，代议制之先声”。这实为一篇近代宪政观指导下的新封建论。
“封建”有益思想学术创发论
在发掘“封建”古义的积极意蕴方面，清人袁枚别开门径。袁氏指出，封建制政治多元，使各类人才得有生存空间，诸种学术得有拓展天地。他列举孔、孟，认为圣人、亚圣不可能在思想一统的郡县制、科举制条件下生发、成长，其学说的光大弘扬，显然得益于列国并立的封建格局：“赖有封建，然后栖栖皇皇，之卫、之齐、之陈蔡、之梁、之宋、之滕，几几乎有可行之势，而诸侯敬，子弟从，则声名愈大，千万年后，犹知遵奉为师，使圣人生于郡县之世，三试明经不第，则局促于一邦，姓氏湮列沉，亦遁世无闷已耳，安见其有以自立于天下耶？”（《再书封建论后》）
不仅孔、孟，观诸先秦诸子，也都只可能在封建制提供的多元、宽松的社会条件下滋生发展，而舆论一律的秦汉、实行文字狱的明清，断无绚烂多姿的百家之学的生成环境，袁枚从文化史角度肯认“封建”，自有一番道理。
黄宗羲、顾炎武、袁枚、俞樾等学人发挥“封建”的正面价值，大不同于李斯、贾谊、柳宗元、苏东坡、范祖禹、魏源等揭示“封建”流弊的议论。两种封建论，各有华彩，皆能启人神智，堪称“转换视角则价值多元”的良例。
综观清代诸先哲议论“封建”，虽然切入点不一、命意有别，却全都是在“封土建国”、“封爵建藩”意义上（及其引申义“分权”）使用“封建”一词，并无曲解。因而古来的“封建”辩议，其论点、论据可以异见纷呈，甚至截然对立，但都做到了名相的贯通一致，故种种“一偏之风”皆言之成理，各类“相反之论”均能垂之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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