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我因为承担了国家《清史》项目中《文学志?小说篇》的编撰任务，对清代小说史的问题思考较多。现在把我的一些心得报告出来，希望得到各位的批评指正。我要讲的有三个问题。
一、清代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定位问题
作为小说史的一个段落的清代小说，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处于一个什么位置呢？这其实也是对清代二百六十多年小说创作的历史评价问题。历史地位清楚了，才有可能对清代小说的各种流派和作家作品作出恰当地评论。我的看法是：清代是中国古代小说的繁荣期、高峰期和转型期。
繁荣，指的是作品和流派的数量众多。白话小说，据我的不完全统计，宋元明三代的作品，现知的约有三百多种，而有清一代的作品则有一千数百种之多，是宋元明三代作品的总合的三倍以上。这里没有统计文言小说，原因有二：其一，学界对文言小说的定义众说纷纭，定义不同，统计的数字必然不同，难以求得共识；其二，我以为小说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其主体不是囿于士大夫圈子的文言小说而是白话小说。事实上，小说在历史文坛上的地位主要是由《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以及“三言”、“二拍”等白话小说奠定的，没有白话小说，小说文体不可能与传统诗文平起平坐。所以，我认为白话小说的状态大体上代表整个小说，由白话小说的数量得出“繁荣”的结论，应当近于事实。
当然不止作品数量，就小说流派而论，清代也是最为繁荣的时期。这可以和明代比较。明代小说流派(或谓“类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讲了四种：“讲史”、“神魔”、“人情”和“拟宋市人小说”(或谓“话本小说”)。鲁迅指出“神魔”、“人情”(或谓“世情”)是明代小说的两大主流。鲁迅当年能读到的作品不如今天知道的多，如“公案小说”就不在他的视野中；再者有的分类似乎粗略了些，如将《水浒传》放在“讲史”中，将才子佳人小说放在“人情”中，就未必合适。不过应当承认，鲁迅当年的分类大体上还是反映了明代小说的实况的。他说清代小说的流派“比明朝比较的多”(《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除文言小说“拟古派”之外，他说还有“讽刺小说”、“人情小说”、“才学小说”、“狭邪小说”、“侠义及公案小说”、“谴责小说”等，这些还不包括晚清的翻译小说、天主教基督教小说和其他受西方小说影响而新生的流派，可以说清代是小说流派纷呈的时代，其繁荣景象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
清代小说是古代小说的高峰期，这一判断应当不会有多大争议，《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都产生在这个时期，它们的思想艺术成就都达到了古代小说的巅峰。这三部作品距离今天都有二三百年了，其间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及其观念意识都经历了最剧烈和最深刻的变革，但它们的艺术魅力并未因时代变迁而稍有减褪，可以说它们的经典桂冠是历史赋予的，作为中国小说高峰的标志，当之无愧。
所谓转型，是指古代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转变。白话小说的传统文体从“说话”脱胎而来，在数百年的发展中形成了长篇章回小说和短篇话本小说两种体裁和不同于史传的叙事模式。到了晚清，西方小说和先进的印刷技术的输入，作为小说新载体的报刊大量涌现。这一时期的小说作者主要是一批政治活动家和专业的记者编辑，他们程度不同地受过西方文化的熏染。为了适应新的传媒特点，他们逐渐改变传统的小说体制和叙事方式，在短短十数年间完成了由古代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转型。这个问题已有专门的研究成果，如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这里就不必赘述了。
小说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小说文体发展的历史，小说作品文本始终应当处于被关注的中心位置，这是没有疑义的。但作为史的叙述，还必须说明一个时代的小说，在类型和风格上何以有如此的特点，在发展中何以会有繁荣衰微的起落，所有这些历史变化的原因何在？
二、影响小说发展的因素
影响小说发展的因素很多，概括起来分析，不外乎小说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小说内部因素主要指小说文体和小说类型。小说文体不同于诗赋、散文和戏曲，它在叙事的层面上与史传十分接近，但文体仍然有别。白话小说文体自宋元以来已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体制，这个体制要求小说家在创作时必须顺应它的种种规则。刘勰《文心雕龙》讲“定势”，曹丕《典论?论文》讲“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都是强调文体不同，表现方式和风格也就不同。清代小说上承明代，它在文体上有所发展，也是在前代叙事经验的基础上发展的。小说文体是相对于文学别的门类而言的，在小说文体内部，还有类型之别。这里应当特别地说明一下，作为文学范畴的“类型”，决不只是由题材来划分的，我们说“讲史”、“神魔”、“人情”等等，很容易令人误解为仅仅是题材的区别；题材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不过它同时还包含有体裁(长篇和短篇)、主题和叙事风格等等因素。比如《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和《说岳全传》都是写岳飞抗金，但前者是“讲史”，后者却是“英雄传奇”。类型是小说创作传统所形成的文学规范，小说家在创作时不能不受其影响，谁也不能彻底摆脱写作传统所固有的惯性张力，因此他的作品也就是作品所属类型中的最新成果，或者是传统类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异，变异可能成为新的类型，但它仍然含有旧的类型的基因。
影响小说发展的外部因素指的是小说创作的环境因素，如政治、经济、宗教、伦理以及文学的其他门类如说唱、戏曲等等。外部环境因素对小说创作的影响，有许多论著专门论述这个问题，这里似乎不必多谈。但我想要强调的是，在封建文化专制比较严苛的时代，政治因素起的作用就很大。明末时事政治小说十分活跃，入清以后，这个类型仍有强劲的活力，但其主题却发生了根本变化，明清鼎革成为主要话题。随着“文字狱”的文网收紧，这个类型很快就销声匿迹。就是写世情和家庭生活的作品，也尽可能将故事背景虚化，以避免有讥刺现实之嫌。乾隆年间有人用白话译述《聊斋志异》的若干作品，就将原作的清初背景都改作了前朝。
所有小说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都不是各自孤立的存在，更不可能各自孤立地决定小说的面貌，所有这些因素都要聚集于小说创作主体，也就是小说家身上。小说家作为社会的具体成员，他必定出身在一个具体时代，出身在当时社会结构中的某一阶级、某一家族和家庭之中，他的社会地位、经历以及他受到的教育必定影响到他的社会立场、生活态度、审美观念以及艺术创造能力，而这些对于他所创造出来的作品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可以说，小说家对于小说发展的历史是有决定意义的。历史是由一系列彼此关系错综复杂而有时间连续性的事件所组成的，而决定历史发展的却是人的活动。小说史作为整个历史的一个侧面，也概莫能外。从事小说创作的人的综合素质决定着小说的质量，一个时代的创作群体的整体素质自然也决定着这个时代的小说面貌。中国白话小说的初期形态在敦煌石室所藏的话本小说文本上可以看到。那些作品写于唐末五代或北宋初年，由是可知白话小说的出现是很早的了。可是从北宋到南宋，到元代，白话小说长时间地处于一种朴拙的状态，在艺术上没有多大长进。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当然很多，但其中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白话小说的作者。在由宋至元的漫长历史时期中，参与白话小说写作的基本上是“说话”圈子中所谓“书会才人”，或者是书坊主人及其相关之人。他们也许谙熟“说话”伎艺，但对于作为书面文学的小说叙事并不擅长，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高，文化修养远不及从事诗文创作的士大夫文人，因而他们只能将十分受听众欢迎的“说话”节目进行记录加工。“说话”是口头表演艺术，“说话”人的临场绘声绘色的表演与小说叙事完全是两回事，“说话”表演可能十分动人，但记录成文字则可能令人不堪卒读。南宋和元代的“说话”，据《东京梦华录》等文献记载已十分繁荣，在伎艺上已达到相当成熟的境地；但我们见到的元代平话的艺术水准有极大反差，症结就在于作家驾驭文字的功力不行，也缺乏谋篇布局的机心。这种状态一直到明代嘉靖以后才有根本的改变。导致这种变化的是小说创作群体的文学素质的提升。而要让文人参与通俗小说的创作与批评，首先就要转变传统观念对通俗小说鄙夷不屑的态度。这个在文化上历史性的转变，是由王阳明心学促成的。王阳明有一个著名的“亲民论”，他认为人皆有良知，无论是圣人还是愚夫愚妇，无论士、农，还是工、商，都有良知良能，“亲民”就是要让天下人都能“明德”，因此他们要为社会大众立教。既然以化俗为己任，那么就必须采用俗人所能接受的教化方式，用王阳明的话来说，就是“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这样，通俗小说便被选择成为了化俗的工具之一。嘉靖以后的文人如李贽、袁宏道、谢肇?、冯梦龙、凌?初等涉足于小说创作与批评，乃是时代思潮使然。正是由于有这样一批高水平文人的参与，通俗小说才产生了一批雅俗共赏的不朽之作，一跃而登上被诗文所垄断的传统文坛。到了清代嘉庆年间，文人大多被乾嘉学术吸引过去，小说家群体顿然萎缩，有的作者受时代思潮的影响，竟把小说当作炫耀学问的工具，小说从高峰跌入低谷。直至清末，一批受到西方文化不同程度影响的革命家、改良派和专业编辑、记者们积极从事小说创作，小说才走出低谷，成为一时之盛。从上述小说历史发展的事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文化环境以及小说传统等诸多因素都是通过小说创作主体而发生作用的，决定小说创作面貌、作品风格、思想倾向、艺术水准的关键因素当然是小说家。所以，我们在叙述小说历史的时候，作品文本固然是分析评论的主要对象，但创作主体??小说家的因素在观念中应当摆在核心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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