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第一次南巡的前两年即乾隆十四年(1749年)，乾隆就下了一道宣布将要南巡的谕旨。这道作舆论准备的谕旨，引发出清朝历史上一起特大“伪传邸钞”的政治案件。
“邸钞”即邸报，是我国古代原始形态的官方报纸。有人说它起源于汉朝也有说起源于宋代。清朝时，主持邸钞的是军机处。军机处把应发、抄的谕旨、奏章交给内阁。在内阁，一方面传知各衙门抄录以便执行，或交六科传抄；另方面，由各省在京的有关人员把允许向下传阅的内容传报四方。所以，这邸报，就具备了政府公报的性质。当然，传抄的范围，仅限各级官吏，平头百姓是无缘的。
且说乾隆关于要南巡的圣谕经邸钞传开后，江西抚州卫千总(正六品武官)卢鲁生从国计民生考虑，担心乾隆的南巡会骚扰老百姓，内心持反对态度。乾隆十五年(1750)七月，他与有同感的南昌卫守备(正五品武官)刘时达一起写了一道奏章，列举乾隆南巡有“五不解”、“十大过”，属不该之举。卢鲁生和刘时达二人深知这道奏章呈上去，必然是“龙颜大怒”，自己性命不保。他们继而想到，当时的兵部右侍郎孙嘉淦有敢于直谏的名声，于是就借用孙的名义，充作他的奏疏，不仅如此，卢、刘二人还伪造了乾隆的“朱批”，冒充为内阁发抄的邸钞。他俩做完这一切后，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这份“邸钞”流传到直隶、河南、山东、山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十八省。这期间，不少官员阅读、传抄，有的丝毫未怀疑，有的虽有怀疑而不敢言，怕多事招祸。
直至乾隆十六年六月，才有一个官员向上奏报。贵州的一名提塘(提塘是清代各省设在京的官员，专司邸钞之上传下达)吴士周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从一个到云南去的人那儿读到这份“邸钞”。由于乾隆已有第一次南巡，所以“邸钞”上的“朱批”为作伪就比较明显。吴士周大骇之下，六月二十二日禀告古州镇总兵宋爱密，宋爱密不敢稍怠，核实之后即在七月一日禀告云贵总督硕色。硕色于八月上奏朝廷。乾隆见了，果然大怒，竟然有人敢伪造邸钞!竟然有人敢伪造朱批!竟然有人敢反对他南巡，当即下了圣旨：“……阅密禀(即宋爱密禀告)所钞传播之词，竟系假托廷臣名目，瞻肆讪谤，甚至捏造朱批，种种妄诞，不一而足，显系大恶逆徒，逞其狂悖，不法已极。著传谕步军统领舒赫德、直隶总督方观承、河南巡抚鄂容安、山东巡抚准泰、山西巡抚阿思哈、湖北巡抚恒文、湖南巡抚杨锡绂、贵州巡抚开泰，令其选派贤员，密加缉访，一有踪迹，即行严拿，奏闻请旨，勿令党羽得有漏网。务须密之又密，不可稍有张扬泄漏。”这道圣旨，拉开了追查“伪传邸钞案”的序幕。为了使各地官吏全力投入，不敢懈怠，乾隆又在当月(八月)下达第二道谕旨，将办案不力的山东巡抚准泰革职送京问罪：“……此案四月间在山东发觉，即应根究，且无论废员，即见任之员，苟犯不道诽谤之罪，亦惟应严拿治罪而已。准泰身任巡抚，平日一味取巧因循，已不能称职，及见此诬谤悖逆之词竞至忍心隐匿，实出朕意料之外，及至蔓延滇省，奉旨查拿逆犯，尚谕该按察使不必牵涉前案……封疆大吏，居心若此，国法实不可容，已著侍郎兆惠驰驿前往，将准泰革职拿问，所有折内情节，逐一彻底确查。山东巡抚员缺著鄂容安调补，速行赴任。鄂容安未到之前，著兆惠暂行署理。鄂容安接印后，兆惠即将准泰押解来京。”杀鸡吓猴，效果立见。得知准泰的下场，哪一级官员还敢掉以轻心?于是，追查“伪传邸钞”在十八省内表面不动声色，实则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从乾隆十六年八月至十八年正月，乾隆为此案共下圣旨十八道，口气一次比一次严厉，网子越撒越大。这一大案中阅读、传抄涉及者人数之多，为历朝所仅见，仅四川一地，即有传抄者280余人，其中不少显宦。最后，终于查出“首恶”卢鲁生和刘时达：“经军机大臣等从解京之书办段树武、彭楚白等供词互异之处，细加穷诘，始将千总卢鲁生、守备刘时达传稿情节，逐层究出。”
查出“罪犯”之后，乾隆又连下七道圣谕，对有关人员进行惩处。历时三个月，案件始办讫。至此乾隆十八年三月，从伪造奏疏到办案完毕，共历时两年又九个月!
乾隆对这件企图阻止他南巡的伪传邸钞案的处理，毫不宽贷。卢鲁生凌迟处死，刘时达及卢鲁生之子卢锡龄、卢锡荣斩决。有关官吏受处理的也不少。事情出在江西，解任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知府戚振鹭，革职交刑部治罪。两江总督尹继善及派往江西审案的周承勋、高麟勋，交部严处。等等。
这次伪传邸钞案；对乾隆的触动很大，导致他下决心在思想领域内进行强化控制，因而乾隆一朝，文字狱迭起。乾隆朝的文字狱共约130起，其间有两次高峰，第一次高峰即始于这件伪传邸钞大案。
至于已届高龄的孙嘉淦，乾隆虽未触动他，他却是“惶恐不自安”、“自此食不安，寝不瞑”。结案的当年，即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卒于顺天乡试正考官任上。可以说，他是被吓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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