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大军以锐不可挡之势攻占了沈阳，进而一鼓作气攻下明朝辽东军政中心——辽阳，并将都城从赫图阿拉迁至辽阳，设为东京，大兴土木，修筑宫室。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天命十年（1625年）三月初三早朝时，努尔哈赤突然召集众臣和贝勒议事，提出要迁都沈阳。虽然王公、贝勒竭力反对，但努尔哈赤君意已决。祭过父祖之后，即刻率领大军经过一天一夜的行军，迁进沈阳城。
努尔哈赤从以其父的13副遗甲起兵，至建立后金政权并不断强大，曾先后4次迁都：从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在费阿拉称王；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迁都至赫图阿拉，并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后金；萨尔浒之战胜利后，又将行宫移至界凡；攻陷辽阳后，又在辽阳建东京城；建东京城仅4年，又迁都沈阳。每一次迁都都是迁往经济相对发达、人口相对众多、土地更加肥美、地理位置更加优越的地方。但最后一次迁都却要从作为明代辽东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商业中心的东北第一大城辽阳，迁往规模不及其一半的沈阳，沈阳又有什么得天独厚的都城优势？既然没打算久居辽阳，为何还要大兴土木，在宫殿刚刚建好，官员尚未安居之时，又匆忙迁至沈阳？史学家对此有各种解释，民间也有各种传说。
历代王朝选定都城，都不外出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考虑，因此史学家在讨论后金的迁都原因时，首先就要从这几方面去寻找证据。
辽阳虽然在当时是辽东的军政中心，但因明廷的腐败，其经济已开始下降，而沈阳的经济正处于上升阶段。沈阳地势平坦开阔，粮食出产富足，有林有兽，有水有草，符合满族人狩猎的生活条件。从当时的政治形势上看，辽阳城因长期满汉杂居，民族矛盾激化；而沈阳只是一个中等城市，人口便于管理。从地理位置来讲，沈阳一直是一个军事要地，是所谓的“形胜之地”，进可攻、退可守，既便于护卫新宾老家和铁岭、开原等国土，又便于西征、北伐。这是史学家们比较辽阳与沈阳条件优劣，对努尔哈赤为何迁都沈阳做出的结论。其依据，主要是《清太祖实录》和《满文老档》的有关记载。
努尔哈赤提出迁都沈阳，诸王、贝勒、大臣不了解老汗王的意图，一致表示反对。据《清太祖实录》记载：“帝聚诸王臣，议欲迁都沈阳，诸王臣谏曰：‘东京城新筑，宫廨方成，民之居室未备，今欲迁移，恐食用不足，力役繁兴，民不堪苦矣。’帝不允曰：‘沈阳四通八达之处，西征大明从都儿鼻渡辽河，路直且近；沈阳浑河通苏苏河，于苏苏河源头处伐木，顺流而下，材木不可胜用，出游打猎山近兽多，且河中之利，亦可兼收矣。’”这条记载一直成为论述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原因的依据。按《满文老档》天命十年(1625年)记载：“三月初三，汗向沈阳迁移，在辰刻从东京城出发。给他的父祖坟墓供杭细绸，在二衙门杀牛5头，烧了纸钱，随后向沈阳去，在虎皮驿住宿。”“初四，……在未刻入城。”以上两条是《满文老档》有关努尔哈赤迁都沈阳的全部记载。
其实，《清太祖实录》是努尔哈赤之子、清太宗皇太极在天聪九年（1635年）下令编修的。《清太祖实录》中所记载的关于努尔哈赤对迁都沈阳的一番议论，正是皇太极继承汗位后之所为，即南征消除毛文龙在辽南的骚扰；北征解除了后顾之忧；西修都儿鼻城，渡辽河征明，并出兵宣大长城沿线。这已是皇太极继承汗位时的情况了。从《清太祖实录》的记载可以看出，努尔哈赤迁都的理由，并不符合他迁都后的实际行动。《清太祖实录》载：“(天命十一年)正月乙巳朔。戊午上统兵征明，庚辰次东昌堡，翌日渡辽河，旌旗剑戟如林，大军至宁远……”(《清太祖实录》卷十)。这里记载的是努尔哈赤攻打宁远城时的进军路线。这次进军是从海城牛庄一带的东昌堡渡辽河，并没有采取如《清太祖实录》记载努尔哈赤计议迁都沈阳时所说的“西征大明，从都儿鼻渡辽河，路直且近”的路线。因此，《清太祖实录》记载努尔哈赤关于迁都沈阳原因的一番议论，是不可尽信的。
努尔哈赤迁都沈阳还有另一种说法：努尔哈赤认定沈阳是“凤落龙潜”的风水宝地。
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努尔哈赤在建都东京时，按照风水先生的指点，在当时的东京城西南角修建娘娘庙；在东门里修建弥陀寺；在风岭山下修建千佛寺，想用3座庙把神龙压住，以保龙脉王气。但是，3座庙宇只压住了龙头、龙爪和龙尾，城里的龙脊梁并没被压住。于是，龙一拱腰就飞腾而去，一直向北飞到浑河北岸。努尔哈赤正为此郁闷之时，忽一日有人来报，说是他家附近的树林落下一只凤凰。努尔哈赤急忙带众臣前去观看，刚刚走近，凤凰突然腾空而起，直向沈阳方向飞去。努尔哈赤深知凤凰不落无宝之地，就请风水先生到沈阳察看，发现沈阳真是一个龙兴宝地，于是，当即下决心迁都沈阳。
这个传说似乎过于神奇，也不能作为努尔哈赤突然迁都沈阳的合理解释。但历朝历代，帝王将相建都建城，都把风水放在首位，这却是事实。
沈阳处在浑河之阳，上通辽河，辽河又通大海，又有辉山做依背，山水交融。据《盛京通志》载，沈阳的辉山有“包罗万象、跨驭八荒之势。辽水右回，浑河左绕，佳气轮?葱郁，万年帝业非偶然也”。又称其山源出长白西麓，由长白而永陵起运（在新宾县境内），由起运山而福陵天柱山（沈阳东陵），由天柱山而昭陵隆业山，一脉相承，直到沈阳以西塔湾而止，是为“龙脉”，也称“龙岗”。努尔哈赤的老巢赫图阿拉城，祖陵永陵，以及沈阳的故宫、福陵和昭陵，都建在这条“龙岗”上。对“龙岗”一说，史书记载很多。《盛京通志》载：“启运山，兴京城西北十里永陵在焉，自长白山西麓一干绵延折至此，重峦环拱，众水朝宗，万世鸿基实肇于此。”《清史稿地理志》载：“启运山在平岭南麓，永陵之桥山在焉，所谓龙岗之正脉也。”对于东陵所在天柱山，《长白山征存录》载：“启运山西二百四十里为天柱山，太祖高皇帝之陵寝在焉，名曰福陵，距奉天四十余里。又西越奉天城西北十里许，为隆业山，太宗文皇帝之陵寝在焉，名曰昭陵，距长白山一千七百余里，土人统呼为龙岗。”相传努尔哈赤在为其父祖选择陵址时，曾请风水先生指点，风水先生指着祖坟上面的山说:这座山形似条龙,南面那座山形似凤凰,中间平原上有一条河(苏子河),这是龙凤夹一杠,后辈必当皇上。于是，努尔哈赤就在这里建了祖坟，是为永陵，并将这祖坟里的祖宗们追封为皇帝，建陵谒拜。干隆皇帝在东巡拜谒永陵时，曾作《恭瞻启运山作歌》：“长白龙干西南来，灵山启运神堂开。原运流长绵奕世，骈蕃?祉皇图培……”可见，直到100多年后，努尔哈赤的子孙们对龙脉一说也是深信不疑的。
从沈阳的自然地理状况上看，从东陵山地经过旧城向西至沈阳站，确有一条自然的岗脊，在旧城处且有较高的突起，这便是人们常说的“龙岗”，它是市区南北地表迳流和浅层地下迳流的分水岭。稍加注意人们会发现，小南门的地势高于小南边门，小西门的地势高于小西边门，小北门的地势高于小北边门，其他大南、大西、大北也都是城门地势高于边门地势。老沈阳人也一定知道，从东陵山咀子起，经毛君屯、文官屯、北陵，西至塔湾，也有一条绵亘北部市区的黄土岗。对于这条黄土岗，人们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沿黄河大街或长江街向北，过了新开河就开始上坡。这就是先人所说的又一条“龙岗”。这两条缓慢起伏的被现代科学称之为褶皱的地貌，恰巧合了古代的风水之说。
可见，说努尔哈赤认定沈阳是龙兴之地，因而在建东京城仅4年后，就执意迁都沈阳，也不是毫无根据的无稽之谈。努尔哈赤当年迁都沈阳内心中最大的秘密，也许就是发现了浑河与天柱山结合的沈阳宝地，发现了相交理气的山之龙脉，水之龙脉。所以，他力排众议，决定后即匆忙带领八旗大军和家眷迅速迁都沈阳。
努尔哈赤这次迁都的原因，肯定有其政治、经济、交通等战略上的考虑，但不可否认也有“风水说”的影响。若说战略，那就证明了努尔哈赤的雄才大略、深谋远虑；若说“风水”，沈阳也确实有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这种地理优势，古人将其附会演化成神秘的“风水说”，不仅努尔哈赤信以为真，就是普通百姓也深信不疑。但不管努尔哈赤是出于何种考虑，他的这次迁都，对后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其子孙的进一步南进，做了必要的准备。也正是他这次迁都，使沈阳成为了后金最后的都城和清王朝开国的京师，也为沈阳现代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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