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下面再谈这一时期的"银贱钱贵"问题。 嘉庆后期以前，全国除个别地区、暂时性的出现"银贵钱贱"现象外，总的情况是"银贱钱贵"，即低于政府规定的1∶1000 的银钱比价，制钱八九百文甚至七百多文即可换银一两。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复杂，但主要原因，是外国廉价白银的大量流入，造成银钱比价低，政府仍始终以固定的1∶1000的银钱比价衡量钱值，便显得"钱贵"， 进一步说，这种银钱比价中的"钱贵"概念，并不等于钱自身之贵，更不能以所谓钱少而贵说明这种银钱比价中的"钱贵"。实际情况是钱的鼓铸投放量并不小，只是钱之铸造量赶不上大量白银流入量的增加，所以银钱比价始终在1∶1000的线下。 明朝后期以后，外国的白银不断流入，且呈递增趋势，很多学者都注意到这一问题，并作了不少研究。清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之乱，随后收复，全国，解除海禁，对外贸易发展，乾隆中变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后，并未能减少外国对华贸易量，且不断增加，（注：详见拙著《清朝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9、99页。）所以白银内流量也一直在增加。关于这一时期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学者们也作过不少考察， 据彭信威根据外国资料所作的估计， 道光以前的140年间，大约有几亿两之多。（注：彭信威《中国货币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27、883、854、825页。） 对于当时的所谓"钱贵"，清政府官员也只是直观地认为是钱少而贵，因而主张加大鼓铸量。雍正继位伊始，朝臣便集议指出："钱价腾涌， 总缘制钱尚少……钱多而价自平"， （注：《清朝通考》第4981页上。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十通本。）因而增卯鼓铸，且以收买铜器、减少制钱含铜量来解决铜源之不足。乾隆以后，进一步加大京局鼓铸量，并令地方各省复炉、增卯，由乾隆四年至三十三年，福建、陕西数省复炉，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等多省，皆令增炉加卯，（注：见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19《户部·钱法·直省鼓铸》，及《清朝文献通考》第4994-5022页。版本同上。）其中云南7 个铸钱局铸炉多时达116座。中央二局，乾隆七年、十六年、 二十五年三次加大鼓铸量，比雍正年间增加了近一倍（77卯：152卯）。 这一时期云南产铜正旺， 自乾隆初至嘉庆十六年，年产量一直在一千万斤以上，只7个年份为900多万斤，（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史资料》第1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49-351页。）也为京局、 地方鼓铸钱文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币材。至乾隆三十五年时，由于"官钱广铸流通"，已是"迩年钱价平减"，（注：《清高宗实录》卷503之末。卷857，乾隆三十五年四月甲戌条。）因而乾隆三十六年以后，由于一些省份已"钱价平贱"，铸钱最多的云南已银一两换制钱一千一二百文，中央开始令一些省局减卯或停炉，直到嘉庆元年才全部复炉。中央宝泉、宝源二局只是减卯，嘉庆四年"全复旧卯"，至嘉年十一、十二年又增加卯数（见前表）。 正是由于清政府固定地追求1∶1000的银钱比价， 在白银不断流入增加的同步过程中，不断增加制钱鼓铸量，银与钱这两种货币都呈递增趋势，在社会中的流通量都大量增加，这也是乾隆之时的物价较康熙时成倍增长，呈现较缓和的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这与"币荒"、"钱荒"的结论恰好相反。上文所谓"官钱广铸流通"，以及民谣所诵"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之语，（注：昭＠①《啸亭杂录》卷1 《纯皇初政》，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页。）也说明当时社会上制钱流通量之大，而不是钱荒，更何况社会上还流通不少私铸铜钱。 考察清代是否存在"钱荒"、"币荒"，不能只看钱币制钱的数量，更主要的，还要看银的数量，以及它是否满足社会需求量。因为在清代，担当货币职能的主币已是银而不是钱，这与明中期以前及元以前的各王朝时期大不一样。只要白银基本满足了社会需求，担当了主币职能，即使是钱少，也不是真正的钱荒或币荒，而是"零钱"少的问题。实际上这一时期银很多而非不足。更何况钱也多，乾嘉时期，以制钱所体现的物价指数也比康熙时期大为提高，康熙初1公石的米价是制钱600文左右，乾隆后期已涨至2000多文，（注：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27、883、854、825页。）除了人口增多抬高了米价外，也说明当时制钱之多而造成其实际上的贬值，而不是币少钱荒或钱少而贵。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木右加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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