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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亮亮：1911年清朝政府在文治武功，都已经是显示出了末世之象，内外交困，偏偏还总有些人想当那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草，这群人就是报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是历代统治者都很明白的，大清的专制统治尽管是极为严厉，但是迫于形势，还是在1908年订立了《大清报律》，虽然允许民众办报，但是朝廷对于报纸的控制和管理手段很多，包括限制出版，防范与未然，禁令如毛，动辄以言入罪，迫害报人。但是压迫愈深，反抗愈烈，《大江报》事件的发生，对于大清的统治是狠狠的一击，《大江报》这个报馆设在武汉，实际上只有两个报人，也就是詹大悲和何海鸣，两人都是坚定的革命党。

在清朝还没有完蛋的时候，这两位已经剪了辫子了，《大江报》的读者主要是新军的士兵，和下级军官，该报每天都有时评，文风是辛辣尖锐，最著名的两篇争论文章，一篇是《亡中国者和平也》，另一篇更著名的是《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后者发表的时候作者署名是“奇谈”。全文仅三百来字，一开始就写道，中国的情势，事实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降至。

文章结尾高呼，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所谓大乱就是革命，只有革命才能救病入膏肓的中国。这篇短评不仅在辛亥革命前震动了全国，在中国的报业史上是一篇杰作，甚至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是文革初期，还被许多红卫兵奉为经典，在全国广泛流传。那么话说“大乱”一文见报，湖北总督是大怒，称此文是宗旨不纯，立意嚣张，淆乱政体，扰乱治安，命军警保卫大江报社，詹大悲被捕，何海鸣自首，《大江报》也被封了。

全国各地和舆论还有社会团体，纷纷声援《大江报》，谴责朝廷迫害报人，许多新军士兵和民众赶到报社，慰问和声援这临危受迫害的报人。那么湖北官方审判詹大悲，詹大悲是大义凛然，再次宣传文章的观点。并且拒不交代作者的身份，表现了革命党人气节。

湖北总督他既不愿意释放两位报人，但是又迫于舆论的压力不敢重判，就罚款800元，但两个报人也交不出罚款，就各被判处徒刑18个月。《大江报》只办了8个月，却是辛亥革命前的重要媒体，该报被封之后不到3个月，武昌起义的枪声就打响了，当时的报人称赞说，“大江流日夜，鼓吹功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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