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贵国政府防范虽极严密，然万一发生，于国家即大有妨害。此时贵国办理新政，外面极为安帖，一旦有意外不测，危险不可不防。

　　1911年清帝国的出轨颠覆，出乎绝大多数人的预料，包括革命党人。真正准确地预言了这场雪崩的，只有一位矮小的日本人，伊藤博文。1909年伊藤向英国驻日公使窦纳乐宣称：三年之内，中国将爆发革命。以1912年2月大清皇帝宣布逊位为标志，伊藤博文的预测误差只有2个月。

　　更为重要的是，伊藤博文同样精确地预测了这场政治雪崩的真正根源：“各省咨议局被赋予了太大的权力”。日本首相桂太郎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宪法、国会、资政院这些东西本身虽是极好的，可是要使一个国家能运用它们，必须要做许多准备工作”，而清帝国显然并没有足够的准备。

　　半年后，伊藤博文到访哈尔滨，拜会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他告诫大清官员，“贵国土地辽阔，统一甚难，办理宪政，亦非容易。中央政府自不可放弃权力，然地面太大，亦易为人倾覆，我为此事，极为贵国忧虑。不怕贵国见怪，此事艰难异常，一时恐难办好。今尚有一不利之言，即是革命二字。贵国政府防范虽极严密，然万一发生，于国家即大有妨害。此时贵国办理新政，外面极为安帖，一旦有意外不测，危险不可不防。”

　　帝国出轨的导火线，就是当时的支柱产业铁路的失控。

　　一向对民营资本很不放心的大清政府，在铁路建设上表现了罕见的宽容。在1898年11月矿务铁路总局颁布的《矿务铁路章程》中，就旗帜鲜明地为民营资本保驾护航。1903年，更是明确宣布对民营铁路公司“不另派监督、总办等员，以防弊窦”，同时还颁布《铁路简明章程》，在立法上将保护措施落实下来。到1910年全国已成立了17家商办铁路公司，热火朝天。

　　但是，民营资本其实也没有钱，各地政府便纷纷出台扶持政策，强行上马铁路项目。以川汉铁路公司为代表，不少民营铁路公司都得到了特殊政策，就是向农民强行摊派征收以“租股”为名的资本金。四川几年间就筹集了700多万两铁路建设资金，其中大多数来自平民小股东。这些连“铁路”及“股票”概念都不清楚的农民们，据说有7000万之众。

　　此类高管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且把持地方议会，“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导致公司内部之腐败与混乱，丝毫也不亚于国有企业，反而因为老“公”(公家)缺位而更为缺少监督和制约。17家民营铁路公司，家家都是乌烟瘴气，丑闻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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