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要维持官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改革的“硬骨头”就只好留给下一任领导核心雍正来处理。但雍正皇帝的一系列改革，多是应急式的维稳措施，通过在原则上的退让和技巧上的更新，起到了短时强心针的作用，却为今后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大清王朝迎来了更为腐败、更为贪婪、当然也更为危险的新时代。

　　1712年4月4日，农历二月二十九日，清明节。

　　康熙皇帝即位已51年，而离大清国定都北京已经68年了。朱元璋的那句可怕咒语——“胡人自古无百年运”，应该越来越强烈地萦绕在康熙的心头。此前那个成功入主中原的“胡人”朝代元朝，在中原仅仅生存了97年。留给大清国突破历史宿命的时间，只剩下短短的32年了。

　　形势并不乐观。在看似海清河晏的盛世背后，危机重重：土地兼并严重，流民泛滥，这不仅造成了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也成为严重的不安定因素。

　　这一天，康熙宣布了一个前无古人的决定：永不加赋!

　　“永不加赋”

　　“永不加赋”这一千古仁政，在推行的初期效果并不好，甚至在官僚体系的运作之后，走向了反面，仁政成为苛政。

　　清晨，康熙召开了一次由大学士和六部九卿参加的中央全会。

　　康熙明确宣布“永不加赋”，即以“现今”的人丁数为征收钱粮的上限，此后即便人口增加，国家也不再加收人头税。

　　此时的大清国，已经进入了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好时光。但是，盛世之下的隐忧是，官方所能掌握的“丁口数”，即便在康熙宣布“永不加赋”的时候，也只有区区2034万。大量的人口，为了逃避繁重的赋税，选择了成为“黑人”，没有申报户口。而在经济大发展的时期，这些“黑人”却只能打“黑工”，甚至都不敢去开荒——开荒就意味着要与繁杂的苛捐杂税对接。

　　于是，一个吊诡的现象出现了：一方面，是大量的土地乏人耕种，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失地”兼“失户”农民成为“黑人”。在土地兼并中形成的一小群既得利益集团，却同时享受着土地兼并和“黑工”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并且因为其自身家庭人数稀少，而承担着与其资产规模并不相称的较低税赋，并因此而拉低了整体的财政收入。这对于一个政权而言，是个巨大的风险。经过多年的积累，已经有了一定家底的康熙，决心解决这个问题。

　　自此，“永不加赋”这场减轻农民负担的大运动，掀开了序幕。

　　与大清官方的自我表扬不同的是，“永不加赋”这一千古仁政，在推行的初期效果并不好，甚至在官僚体系的运作之后，走向了反面，仁政成为苛政。

　　造成异化的原因，首先是其可操作性的问题。“永不加赋”的定额税，要层层分摊，最后具体落实到每家每户。作为“分子”的税赋是固定的，但是，作为“分母”的人丁数却是变动的，这就造成了操作层面的巨大成本和变数，这为地方胥吏们提供了巨大的寻租空间。

　　体制内的改革者们，将矛头指向“以田为经，以丁为纬”、同时征收田赋和丁税的双轨征收制，提出了“摊丁入亩”的思路。

　　摊丁入亩

　　雍正接手的摊子，表面光鲜，内里腐烂。康熙延宕下来的很多工作，到了雍正手里，都成了无法回避的“硬骨头”。

　　康熙皇帝却还是有相当顾虑。

　　毕竟，这样的改革，动的是地主们的奶酪，他们田多丁少，本来承担的丁税就很低，而其中不少人又有“功名”在身，享受“国家干部”待遇，无需服任何徭役，一旦“摊丁入亩”，一方面他们的税赋比重将大大提高，另一方面等于他们将用货币化的方式承担国家的徭役。要动这块奶酪，当然要慎而又慎。

　　康熙55年，康熙低调同意了广东的试点要求，“准广东所属丁银，就各州县地亩摊征，每地银一两摊丁银一钱六厘四毫不等。”随后又加上了四川，“田载丁而输纳，丁随田而买卖。”

　　两省的试点相当成功，“公私称便”，但直到康熙驾崩，“摊丁入亩”还依然停留在试点阶段，他把这个任务留给了下一任的领导核心雍正皇帝。

　　雍正接手的摊子，表面光鲜，内里腐烂。康熙延宕下来的很多工作，到了雍正手里，都成了无法回避的“硬骨头”，甚至时不我待的“急难险重”。

　　登基之初(雍正元年，1723年)，对于是否推行及何时推行“摊丁入亩”，雍正皇帝依然相当犹豫。直隶巡抚李维钧奏请在天子脚下先行推行，雍正的答复是：“此事尚可少缓，更张成例，似宜于丰年暇豫、民安物阜之时，以便熟筹利弊，期尽善尽美之效。”(《雍正朝实录》)

　　但是，他还是将奏折下发户部，要求户部拿出意见。户部经讨论后，赞同直隶的想法，建议中央“应如所请”。

　　自此，直隶确定自次年(1724年)起开始推行“摊丁入亩”。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直隶做出表率后，各省纷纷仿效，至雍正十三年，直隶、福建、山东、河南、浙江、陕西、云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西、湖北等13个行省基本上实行了“摊丁入亩”。以康熙五十年为基数确定的全国人丁数(2460万)和全国丁银数(335万余两)，都固定下来，基本被摊入了各地的田赋中，“地丁合一”，一体“输纳征解”。

　　将人头税和土地税合二为一的“摊丁入亩”，“因田起丁，田多则丁多，田少则丁少”，最大的受益者是农村的无田贫农及城市平民，他们因此摆脱了徭役。流民终于大幅度地减少，一种大维稳的格局逐渐实现。

　　人口的迅猛增长，是这种维稳格局的第一产物。

　　还有一个阶层在无意当中成为受益者——那就是城市的中产阶层。这个富而不贵的阶层，之前也必须承担徭役，而如今因为没有田产，正变得一身轻。这当然是一种新的不平衡，不过在大维稳的格局下，实在无关大局。

　　农村的缙绅大户，则成了这一改革的成本承担者。“摊丁入亩”打破了此前赋税负担的阶级界限，“无论绅衿富户，不分等则，一例输将”。而之前，缙绅及有秀才、举人等功名的人，享受国家干部待遇，无需服徭役或缴纳丁税。而改革之后，“干部”们能够享受的特权，只是豁免地丁以外的其他杂差，而他们缴纳的新地租中，包含了此前他们无需负担的丁银，这等于是他们用货币方式开始承担徭役。

　　“摊丁入亩”简化了税则，更为有效地保障了财政收入，之前因恐惧于赋税而隐匿的人口，日渐浮出水面。新制度下，税收只与土地挂钩，与人口无关，此前征收难度相当大的丁税，被捆绑进了不可移动和隐匿的土地税，这大大提高了政府的征收效率，各地财政收入有不同程度的“溢额”情况。

　　“摊丁入亩”后，政府不能再下民间摊派徭役，转而到市场上购买劳动力，推行“雇役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失地农民提供了再就业机会，并推动了劳动力市场的兴起。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1294235.html

相关阅读：皇太极离间袁崇焕
清末高层政斗下的女活佛与白花大蛇秽居案
康熙天子为什么叫“玄烨”？
清代皇帝每一位都有部爱情传奇：清朝皇帝太多情！
皇太极不但娶过俩寡妇 还曾令自己的妾妃改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