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史上，尽管迷信色彩较浓，组织领导也不十分严密，但仅就发动群众的深度、广度而言，恐怕没有哪次农民起义比得了它。太平天国设女官、有女兵，多为青年女子，而义和团则把社会上不同年龄的妇女分别组织在青灯照、蓝灯照、红灯照名下。不仅老、中、青全有，而且是实实在在的男女平等。义和团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光绪二十六年春，义和团在北京设坛达800余处。各地不断引发的“教案”，成为中外矛盾激化的导火索。 据仲芳氏《庚子记事》载：“连日由各处所来团民不下数万，多似乡愚务农之民，既无为首之人调遣，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而已。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并不伤害良民。” 列宁曾愤怒地写道：“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8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列宁选集》第1卷，第214页) 5月25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名义向各国使馆下战书，企图借用义和团的力量打击洋人，也希望洋人能替她消灭义和团。战书义愤填膺，甚是大义凛然：“我朝二百数十年深恩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莫不待以怀柔……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嚣张，欺凌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昨日公然有杜士兰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何难剪彼凶焰，张国之威？” 战书极大地鼓舞了义和团，他们迅速从直隶、山东等地蜂拥来京，进行“兄弟支援”和“革命串联”。霎时间，大街小巷都是义和团，北京城人满为患。慈禧由颐和园銮驾回京，义和团沿途列队，毅然护驾，慈禧检阅后非常欣慰，拨内帑两千两银赏赐之！ 太后老佛爷下旨攻打大使馆和洋兵营，许多王公大臣闻风而动。怡亲王溥静原本对义和团并不认可，也不接纳。但此刻却不甘落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想抓住机会积极表现一番。 溥静把露宿街头的“大师兄”、“二师兄”们纷纷迎进王府，允许他们“设坛祭神”，并提供食宿。北方人喜面食，王府为其提供的餐食常常是经济实惠的面条。溥静不计较壮汉们的饭量，却苦于酱、卤、醋等拌料总是不够用，任凭怎样变换增添仍然不能满足需要。溥静灵机一动，文思泉涌，居然把这种“怠慢”和“招待不周”，变成了“战前总动员”。他几乎为每次重大行动制定了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战斗口号”： 吃面不搁酱，炮打江民巷！ 吃面不搁卤，炮打将军府！ 吃面不搁醋，炮打西什库！ …… 考察“食文化”历史，炸酱面、麻酱面、打卤面能成为老北京今天充满平民特色的知名品牌，当与庚子年间的义和团运动、怡亲王府规模浩大的“面条宴”及其充分的“口头宣传效应”有重要关系。 “江民巷”即现在的东交民巷。当时中国人愚昧，地理知识欠缺，不知道英格兰为何物、法兰西在何方。当发觉岸畔跑上异类时，就认为他们是“海洋里冒出来的”，于是，沿海一带称他们为“洋人”。内陆人看见“大鼻子”、“凹眼睛”们从“江面”爬上来时，则称之为“江民”。“江民巷”地名就是由外国人在北京集聚栖息的现场演化而来。 将军府指外国军队指挥部。 西什库是指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北京建造的一座天主教堂，即有名的“北堂”(解放后北京第39中学校址曾长期在此)。“北堂”与建立在宣武门内的另一座天主教“南堂”遥遥相对。洋教堂是牧师和教民聚集的场所，是洋教会的分支机构。 溥静干得兢兢业业、有滋有味，却没想到战书仅仅下达了4天，慈禧太后立即宣布停止攻击，并派兵保护教堂和使馆，同时反过手来镇压义和团。清政府官员载漪、刚毅、溥静等人没摸清慈禧太后本意，在支持义和团的问题上被认为失之有度，并因此充当了慈禧的替罪羊。这场风波很快平息，但也就此埋下了祸根。溥静本来想逢迎“老佛爷”，结果却是忤逆了“老佛爷”。动机与效果的南辕北辙，使他去世前一直生活在忐忑不安之中。 “纵容义和团”事件完全是溥静的一着臭棋，它预示了怡亲王府的全面危机即将到来。 7月中旬，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他们怀着复仇的凶残、发财的美梦和强盗的贪婪，明火执仗、杀人越货。洗劫圆明园的情景历历在目，占了大便宜的要旧梦重温，觉得“利益不均”的要“弥补损失”，“新入伙的”则跃跃欲试。他们以十倍的贪婪和百倍的疯狂，把这次洗劫的主要目标锁定在城内的各个王府，怡亲王府当然是重点目标。 说不清谁是这次洗劫的主谋。进得门来，不由分说，一通乱摔乱砸，乱吼乱抢。他们分工明确：有的在大门外站岗放哨，有的在院子里警戒盯梢，有的人专事洗劫、搬运、装车。他们操作有序：先是明面上的壁挂摆设，次是女眷们的首饰，再是府库金银、宝物收藏……总之，把他们认为值钱的、能抢走的，全抢走了！抢不走的，统统给摔碎了、砸碎了！据毓麒的嫂子佟佳氏讲，窗棂砸坏了不少，王府在事后清理那些破损的瓶、碗、盘、盆、缸、瓮、罐，零零碎碎，大大小小堆起了六七座“小山”。名贵的观赏鱼干死了一地，十多口硕大的鱼缸被砸得半个不剩！ 对北京的洗劫，八国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于1900年10月22日写给德国皇帝的报告中这样描述：“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北京居民所受之物质损失甚大，但其详细数目，亦复不易调查。……现在各国互以抢劫之事相推诿。但当时各国无不曾经彻底共同抢劫之事实，却始终存在。”瓦德西进一步写道：“在英国方面，关于此类行军特长，却曾被以一种特别方式，即所抢之物均须缴出，一齐堆在使馆大屋内，加以正式拍卖，如是者累日。由此所得之款，按照官级高低，加以分派，其性质略如战时掠获金。因此之故，无一英人对于抢劫之事，视为非法行动……在日本方面，则对于此种掠夺之物照例归于国家，由此所得之款其数至为不少。据日本某将军之报告，只天津一处抢劫所得者，即有二百万两之多。至于美国方面，对于抢劫之事本来禁止，但美国军队颇具精明巧识，能破此种禁令，为其所欲。俄国军队抢劫之方法，似乎颇称粗野，而且同时尽将各物毫无计划的打成粉碎。此外法国军队，对于各国军队(之抢劫行为)，亦复绝对不曾落居人后。”瓦德西继续写道：“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损毁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又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亦为增加居民痛苦之原因。”(《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下册，第115页) class=’page’>2
乾隆年间，为编纂《四库全书》，令全国将有价值的家藏珍秘齐集北京，唯念怡贤亲王允祥功高，特准其子弘晓保留府藏。清朝极其著名的私人藏书阁有王士祯的“池北书库”、纳兰性德的“珊瑚阁”、纪晓岚的“阅微草堂”、怡亲王的“明善堂”(又名“安乐堂”)。第二代怡亲王弘晓字秀亭，号冰玉道人，为清朝著名藏书家、诗人。弘晓积学好古，凡经史传记、诸子百家，靡不毕览。怡府藏书，大橱九楹，积书皆满，其中不乏世之罕见者。所藏之书，主要得自季振宜和徐乾学旧藏。据耿觐光《明善堂集序》记：“冰玉主人于九经、诸子靡不详加厘定，使阅其书者不致有亥豕鲁鱼之叹，知主人信古之深、嗜古之笃矣。及得游藏书所，牙签缥，充盈栋宇，凡有关于世道人心及为诸经羽翼者，不下千百种，而文集、诗集尤为钜观。永叔云：‘物聚于所好，好得于有力’。其然乎？” 允祥本人工诗词，善书画，喜收藏。经六七代怡亲王积累，大量古籍字帖，诸多名人字画，即令不能与朝廷比肩齐眉，亦可独撑京城一隅。而府藏之名望，高士名人无不仰慕；府宝之殷实，坐商游贩无不垂涎。《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载，“怡亲王载垣革爵后，其府第虽归孚郡王奕?，即九爷。而府中所有庄园，皆仍归其子溥斌，字文斋。迁居于东四头条东口之小府，即旧邸之跨院。其府中书画玩物，皆上品也。宋版书籍多至数百种，皆卖于隆福寺三槐、同立诸书肆。画件尤多，至有未裱之迹。瓷、玉各物称是。琴弦、冰弦、雅扇皆怡府出名之物，不计其数，卖之四十年不能尽。至庚子以后，此溥大爷犹存，诸物始零落。翁文公所得之善本书，维桂庭通侯庆之石谷、王云合绘之南巡图，皆怡府物也。盛伯羲得者亦不少，皆在同治末、光绪初年。南巡图四大卷，巨迹也。后归东北商人李某，以数万元廉价得之”。可以说，绝大部分宝物，件件价值连城。 经八国联军至民国初年，宝物流失散落，有的已遭毁灭。如近期发现的怡亲王府抄本《红楼梦》，现存于荣宝斋的怡亲王弘晓印鉴(这是两枚田黄大对章，印文分别为“和硕怡亲王宝”、“冰玉道人之章”，印石各重945克)，以及已经陨失的稀世珍宝《华山碑帖》等。这就是“至庚子以后……诸物始零落”的过程。 同圆明园的损失相比，各王府的损失可能是小巫见大巫。但把各王府的损失加起来，就非常可观了。就朝廷的重视程度而言，官员们早麻木了。这次浩劫的损失究竟有多大，各王府没来得及统计，也没有人统计。官员们当时只顾逃命，逃命第一！仅就怡亲王府而言，被掠财富十有七八。 八国联军洗劫王府，是对王府财政经济的根本颠覆。 溥静没听溥耀规劝。他认为自己看对了、看准了，就去做了。不料，时隔不久，轮到“主抚派”倒霉了，载漪、刚毅遭到太后重惩。 八国联军对慈禧的“派兵保护”等一系列善意举动并不买账，他们变本加厉，不仅要求惩罚义和团，同时逼迫清政府严办支持义和团的官员。八国“公使团”开列出一个名单，要清廷答应立即将以下诸人处死：载漪、载勋、溥静、载濂、载滢、载澜、董福祥、刚毅、赵舒翘、英年。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先行一步挟光绪皇帝逃往西安，她把责任都推给了别人：她骂载漪“肇祸”，说刚毅是“首祸”。庄亲王载勋被赐死，载漪被免去一切职务，次年又被发配到新疆伊犁。载漪之子溥俊曾被慈禧内定为皇储，名号“大阿哥”。父亲获罪，儿子自然遭受牵连，于是被削去了名号。刚毅在西逃的路上，病死在山西侯马镇。 眼前形势突变，怡亲王府危机四伏！对老佛爷的处世为人、行为风格，溥静太了解了！尽管诛杀大臣不一定是慈禧本意，但为保存自己、讨好洋人，老佛爷绝不会放过溥静。 溥静遭当头棒喝，万分惊恐。他独自冥思苦想，感到无助无援，看不到出路、看不到光明，眼前似乎只有漫漫黄泉一归途。他终日焦虑不安、抑郁成疾。整个怡亲王府皆受影响，上上下下如丧考妣，没有一丝欢笑，没有一缕曙光。 溥静变得暴躁易怒，摔盆打碗、斥东呵西，失去了王爷昔日的风范。他深悔自己不听溥耀规劝，致使“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时局表明，渴望就是失望！虎头铡已经张开，只等“替罪羊”就刀！ 9月，饱受打击的怡亲王溥静被宗人府圈禁。不久，即在溥耀亡故仅仅4个月后，他便在绝望中去世。兄弟双亡，英年早逝，怡亲王府平添了几分凄凉。 慈禧的记性特别好，她并没忘记溥静欠她的这笔账。为索要这笔欠账，不惜追讨到阴曹地府－－“肇祸”、“首祸”没有轻饶，你溥静岂有逃脱之理！溥静的罪名是“纵容义和团”，处分是革去怡亲王爵。 其实，看到太后老佛爷派兵保护使馆、镇压义和团，溥静身心早崩溃了。他预感到末日来临，他在进行最后挣扎－－怡亲王府的精神象征已经暗淡无光。 “获罪革爵”之变，是对怡亲王府的全面打击。 据族人讲，老佛爷对是否处罚溥静始终在犹豫。虽说同是对待义和团，其间却有态度的不同和陷入程度的区别：载漪和刚毅自始至终站立潮头，是铁杆“主抚派”，怡亲王溥静是在特定时候、特定条件下“卷进去”的，有“临时抱佛脚”和“一时糊涂”的意味。慈禧关于“纵容义和团”的“量刑”，还算主辅分明，层次清楚。所谓“纵容”，属于“扇阴风、点鬼火”，“躲在背后，推波助澜”之类的角色。如若没有“肇祸”、“首祸”，很可能“风”“浪”难兴，其罪行显然轻多了。再说，溥静袭爵以来对太后忠心耿耿，埋头拉车、不事张扬。“庚子祸端”令溥静身心与家财俱遭重创。而溥耀亡故，与其说加重了老佛爷的犹豫，不如说触动了太后那点极其微弱的恻隐之心。“惩罚”之事依然悬而不定、拖而未决…… 正是溥静的去世使老佛爷当即作出“一罚一奖”两个决断： “打死虎”，革王爵。此举一石二鸟：对内可“杀一儆百”，对外能“结友邦之欢心”。 彰显威仪，奖掖溥耀。太后耳目众多，对怡亲王府的情况了如指掌。溥耀在关键时刻虽然没能阻止胞兄的错误行为，但他“立场坚定，是非分明”，表现出了一个大清臣子应当具有的优秀品质。褒奖的具体落实是把“铁帽子王”赏赐给溥耀撇下的幼子毓麒。但是承袭王爵，要等一等、看一看，须经“两年观察考验期”。 慈禧不愧是驾驭权力的高手。她抱定太极，张弛有度。此间，显露出娴熟的政治手腕：“革爵”是打、是压；“袭爵”是揉、是拉；王爵空缺两年，直到溥静去世后的第二十三个月，毓麒才得以袭爵。如此“耗”着你，是让你好好想想，不听太后老佛爷的话是什么下场；慈禧单单选择刚满2周岁的毓麒“袭爵”，完全是傀儡的复制。这一套令人眼花缭乱的“组合拳”运用自如、游刃有余，大大拓展了掌控大臣的时间和空间。 “三灾一变”，前后五个月，厄运接连降临，致使怡亲王府的政治地位急转直下，经济状况一蹶不振。严重打击了王府的威严、挫伤了王眷的自尊，直接威胁着溥静、溥耀家族的生活、前途乃至生存，全面危机嵌入了每个亲属的记忆。 “三灾一变”是继载垣被赐白之后，怡亲王府的空前浩劫。它深深影响了末代怡亲王毓麒的性格和行为。阴影下的生活，致使他从小对时政变幻“心有余悸”，对仕途险恶“提心吊胆”。 class=’page’>3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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