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1852年11月四川学政何绍基奏请“铸用大钱”，他认为。今必欲得一物以易银，有其用而无弊，惟有大钱而已矣。”咸丰帝的朱批是：“若有可行时，不妨采择入奏”。对铸大钱实际上已经批准了。不久御史蔡绍络、邢部尚书周祖培也上折请铸大钱，在这些官员的鼓动下，面临财政燃眉之急的咸丰帝终于孤注一掷，断然实行了各种通货膨胀措施，铸大钱就是其中之一。
1853年8月户部开始铸造“当十”、“当五十”的大钱。时人描述当时流通的情况道：“今行大钱，颇见便利，尽喜新厌旧，人情一概，及不旋?，弃如敝屣。”
这种利用增大币面价值来解决财政危机的手段无异是饮鸩止渴，这是严重违反经济规律的做法。对此当时的户部右侍郎兼钱法堂事务的王茂荫独持异议，他指出：“国家定制，当百则百，当千则千，谁敢有违，是诚然矣。官能定钱直。而不能定物直，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直百，民不敢以为千。”
但是咸丰帝并未采纳他的意见，命令户部继续发行大战。1854年又铸“当百”、“当五百”，以至“当千”的大钱。
王茂荫又上书指出：铸大钱必然会造成“物价腾踊，商民恐慌，群疑朝廷为不可信。”他尖锐地指出了铸大钱必然祸国殃民。
王茂荫的正确意见始终未被采纳，并受到“严行申饬”。被调离户部。但铸大钱的后果却被王茂荫言中了。
这种铸大钱的政策，只行于京师，一出京师即不可用，而在北京也只限城内，城外就大为稀少。加之民间盛传“此项大钱日久必停”，因而严重妨碍了京城与外界的贸易，造成北京城内粮食缺乏，食物昂贵，民不聊生。加之因私铸有厚利可图，即铸当十大钱，也有五倍至十倍之利，所以许多人冒死私铸，一时成风，更加重了通货膨胀。
纵观中国历史许多朝代都曾私铸大钱，结果都很快归于失败。咸丰朝也不例外。所铸的“当五百”、“当千”大钱，还不到五个月就不能流通了。1861年11月16日朝廷宣布停铸一切大钱。
“铸大钱”并未能使咸丰朝摆脱财政危机，反而自食恶果，财政危机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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