押解人犯的任务主要由初审州县负责，作过知县官的刚毅在《牧令须知》中讲过一些规制和注意事项：“具报府道，递解人犯，查明解役是否正身及人犯年貌与文册是否相符，解役有无短少。寻常遣、军、流均应派解役二名，又拨营兵二名，接递护解，按程计限，催取回照。站长之州县，护递重犯，一日不能抵程收禁者，中途有巡检、营讯衙门，报名点验，添拨兵役，协同原解收营。……奉旨提解要犯，不准借病逗留”。这段话的意思包含有这样一些内容：一、徒刑以上案犯经州县初审，须将初审审录连同案犯一同押解府道、司抚层层审转，解役是否正身、缺少，人犯年貌都须严格检查，不得有误。这就是包世臣在《安吴四种》中讲的：“至于招解人犯，已由本州县研讯得情，命案有凶器尸伤，盗案有贼具正赃，方始定谳招解；众供确凿，备载文册，解到府司，不过核对正犯供词是否与原审无异。”至于提解十恶之类要犯，州县得迅速解送案犯至省城，添兵加役，沿途严加防范。二、终审的遣、军、流人犯解送至配所，除初审州县原派解役外，沿途驿站、所在州县还须派解役二名、营兵二名，接递护解；如遇护送重犯、站长的州县一天不能到达到州县站所监狱收禁，只能收禁在中途巡检、营汛衙内，还须添拨兵役，以防脱逃。三、无论招解、递解人犯都有限期，按程计限，催取回照，不得有误。
每年秋审是州县招解人犯最繁忙的时候。清律规定：“各省每年秋审，臬司核办招册”。招册即案犯清册，核办招册是秋审的前期工作，因为监候人犯一般都关押在初审州县，所以造册首先得从州县开始。州县造册也就是对所押案犯进行一次复查，这一工作完成后，就指派解役将案犯连同清册一起解赴上司衙门核审。清初不论新事旧事秋审案犯一律解省城，并且像新发案一样，由州县到府道到臬司，层层审转。为了避免道路迂回延误时间，乾隆三年定例，改由“州县径行解(臬)司”，不再经府转。后来解的规定又有一些变化，旧事案犯“初则三次之后才准停其解勘，嗣后则改为二次”，至乾隆二十五年定例，“缓决人犯解审一次之后，情罪无可更定者，只令有司叙由详报，停其解审。”但新事案犯因其初次纳入秋审，所以坚持一律解省。对于某些距省城遥远的州县，秋审人犯不必解省，而由巡道在“冬季巡历”时代为审核。
州县解役待秋审复核完备后，又将案犯押解回州县收监，等待督抚或刑部咨复。《大清会典事例》规定：“凡狱囚鞫问明白，追勘完备，军流徒罪，各从府州县决配。”也就是说，州县接到督抚、刑部关于案犯徒、遣军流终审判决通知后，得从府州县将案犯押解至配所。徒刑犯一般“发本县驿递，其无驿州县，分拨各衙门充水火夫各项杂役，限满释放”。徒刑的徒一年至三年分为五等。用以惩处那些不严重的普通刑事犯罪。而遣军流犯则是押至几千以外的偏僻地区，终身服役，不得返回故里。
《清律》规定：凡私盐、带军器、谋叛正犯之父母祖孙兄弟、窃盗至120两、奴仆不遵约束傲慢酗酒、白昼抢夺财物并伤人、强盗已行未得财、奴婢过失伤家长、官员出入人罪、书吏伪造印信诓骗财物等等，均可判以流刑。流刑分为二千、二千五百、三千里三等，后又从流刑派生出充军和发遣。充军有：附近、近边、边远、极边、烟瘴，习称为“五军”。充军与流刑没有多大的差别，充军作为流刑的加等之用，但如果满流加附近二千里、近边二千五百里充军，反而由远而近了。矛盾纷歧，司法官员不好掌握，于是又有了“发遣”的名目。军流人犯虽按等有发配里数，但具体发往何地，初时并无明确规定，至乾隆八年刑部编纂《三流道里表》、三十七年兵部编纂《五军道里表》、规定“凡发配者，视表所列”，才按照规定的里程，地点、时间递解人犯。
遣、军、流的配所，有两个地方值得注意的，一是东北的宁古塔，一是新疆(迪化、伊犁等)。乾隆以前的军流人犯多发配东北宁古塔，乾隆时期新疆平定后，又开始发配新疆。除一般平民百姓被判以军流之罪外，文武官员犯罪也有发军台效力、发新疆当差的名目。顺康雍几朝的文字狱，都有大批人被判以军流之罪，发配至东北。文武官因各种犯罪，也有不少充军新疆。这些被发配到边疆效力、当差的“犯人”，统称为“流人”。这些“流人”有的是士大夫，有的是平民，其中还有不少受牵连的无辜老幼家属，他们在递解途中戴枷连铐，历尽艰辛和解役的折磨，有的病死解途，有的瘐死监所。到达配所的数万计的“流人”在失去自由的条件下，却对我国东北、西北地区的开发作出了历史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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