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地区素有“天府之国”美称，然而在清初却是虎息的重灾区。当时人费密在《荒书》中称：顺治四年(1647年)“大清李国英入成都，留张得胜守之，辟草莱而居”。不久张得胜被其部下杀死，“自得胜死，成都空，残民无主，强者为盗，聚众掠男女，屠为脯。继以大疫，人又死。是后，虎出为害，渡水登楼，州县皆虎，凡五六年乃定”。
位于川北的顺庆地区，也是虎患成灾，据《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载：顺治七年(1650年)四川巡按的奏疏，清军占领顺庆后，“查报户口，业已百无二三矣!方图培养生聚，渐望安康。奈频年以来，城市鞠为茂草，村疃尽变丛林，虎种滋生，日肆吞噬。……据顺庆府附廓南充县知县黄梦卜申称：原报招徕户口人丁506名，虎噬228名，病死55名，现存223名。新招人丁74名，虎噬42名，现存32名。……夫南充之民，距府城未远，尚不免于虎毒，而别属其何以堪耶。”
重庆府的虎患更为严重，如府属綦江县在清初“群虎白日出游，下城楼窥破残人户。……行者虽五七同群，执器械，前后中间必有一失”。(道光《綦江县志》卷10)。府属江津县“顺治戍子(1648年)大饥，所余残民，彼此相食，其食人诸状惨不忍述。津自是为虎狼之穴，翻屋登梯，号为神虎”(民国《江津县志》卷3)。在荣昌县，有张懋尝主仆八人到该县上任，入城四顾无人，天还未晚，一群老虎突然窜出，八人之中有五个都未逃脱虎口(光绪《荣昌县志》卷19)。
位于川南叙州府的富顺县，清初“数年断绝人烟，虎豹生殖繁盛，昼夜群游城郭之内，不见一人驰逐之。其胆亦张，遇人即撄，甚至突墙排户，人不能御焉。残黎之多死于虎”(乾隆《富顺县志》卷5)。
康熙八年(1669年)欧阳直著有《蜀乱》一书，记述当时的虎患情况是“四川遍地皆虎，或七八，或一二十，升楼上屋，浮水登船。此古所未闻，闻亦不信。予自内江奔出，月下见四虎狂奔，匿草间以免。叙南舟行，见沙际大虎成群。过沪州，岸上数十鱼贯而行。前一白虎，面长毛颈按发径尺”。
康熙十一年(1672年)，王士祯典试入川，沿途所见，荒凉不堪，他在《蜀道驿程记》中称：“闰七月二十四日午，次盐亭县……人家十余，结茅竹在箐中。土人云：蛇虎虽多，与人无害”。二十六日“晡抵建宁驿，竟日出没荒草中，土人云：地多虎，日高结伴始敢行”。八月二十六日“至云(阳)州北十里遇虎，众列炬噪逐，久之乃去。馆人云：此地至宜城最多虎害，日暮无敢行者”。九月二十五日到成都府属双流县，“入城，即颓墉废堑，虎迹纵横”。可见，直到康熙十一年，四川的虎患仍相当严重。
三藩之乱期间，四川再次成为主战场之一。战后的四川“所存惟兵”。虎患之害卷土重来，据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陈奕禧运饷银入川，沿途所见，著有《益州于役记》称：十月八日在广元县“仆役拔刀斩棘而入，茅中有虎，野不识人，骤见乃惊遁去。……至于沙岸，虎豹之迹交错”；二十四日在盐亭县“见虎。……归秋林驿宿店……终夕群虎逐鹿，鸣声绕床不绝”；二十九日入汉州“城内外皆林莽，成虎狼之窟”。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方象瑛典试入川，著有《使蜀日记》称，九月一日“次汉州，抵新都县，皆名区。乱后茅屋数十家……虎迹遍街巷”。
《蜀龟鉴》的作者刘石溪，对清初四川人口大量死亡的比例数曾作过这样的估计：“(川南)死于瘟虎者十二三；(川北)死于瘟虎者十一二；(川东)死于瘟虎者十三三；(川西)死于瘟虎者十一二”。
综上所述可知，清初四川地区确曾出现过严重的虎患之灾，时间也较为长久，起自顺治初年，直到康熙二十二年仍有虎患之记录，给四川人民带来了严重的危害。这在人类历史上实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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