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者多把甲午战争的起因推到袁世凯之身，谓袁世凯报告朝鲜发生民乱，催李鸿章派兵入朝，给了日本发动战争的机会。甚至说，朝鲜根本就“无所谓东学党，其事为袁世凯所虚造，而两国因之酿战祸”。袁世凯何以“虚造”东学党起义？论者胡编：当时清廷欲以“潘某代袁，袁闻而恐慌，乃电告北洋大臣说：朝鲜有东学党将作乱，袁某宜暂留，不可归，且请兵。北洋大臣信之，为遣叶志超统一旅赴朝鲜。日本人闻之，怀疑中国将乘机灭亡朝鲜，夺其土地，也派兵前往。”孙宝暄：《忘山庐日记》(上)，第307~308页。　　孙宝暄日记的此项内容是宗恕提供，宗恕即“维新”士人宗平子。此人为当时倜傥文人，曾以标榜维新谒张之洞、李鸿章等大员，又结交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曾做李鸿章北洋学堂总教习。因其志不得展，39岁即郁郁而死。　　宗君编造袁世凯假造东学党起义，令李鸿章出兵朝鲜，不仅毫无根据，更严重者，颠倒了战争发动的主体。把日本蓄谋已久的战争国策，说成是中国受袁世凯影响，出兵朝鲜，“日本人闻之，怀疑中国将乘机灭亡朝鲜，夺其土地，也派兵前往”，方出现甲午大战的。　　实际上，不管是何种具体事件，日本都要、也总能找到借口侵略朝鲜和中国的。这是他们的基本国策和十年准备，一定要发动那场战争的。　　日本君臣卧薪尝胆，蛰伏十年，开始寻找侵略机会和战争借口。东学党起义之前，他们已经在制造战争事端、寻找战争借口了。　　1893年，日本派大石出使朝鲜，就是让他去韩国制造事端、制造战争借口。大石狂妄至极，一到朝鲜便扬言结恩各国公使，扶持韩王，不再受中国凌侮，驱逐中国的派官，就是要让韩国自派使节。　　大石未来得及找出中日间的事端，却借口日朝间的经济纠纷制造事端，强令朝鲜赔偿，以下旗断交相威胁。他以为这样，袁世凯会直接找他算账，战争借口就会产生。　　岂料袁世凯认为他摆出的架势实在可笑，无赖得像是幼儿打仗。袁世凯电告李鸿章：“倭强大不如俄国，大石阴谋不及韦贝等人，各国亦未必听其联合，庸人自扰，似乎没什么了不起”《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521页。。　　果然，袁世凯在背后指导朝鲜外署和他玩游戏，很快使大石怒发冲冠，蛮横凶暴本相充分显露。说什么“扶持韩国自主”，不久就“为韩君臣所深嫉”。战争借口没能制造出来，结局却是上任仅半年就再难驻节，灰溜溜滚了回去。　　1894年，大石又企图利用金玉均被杀事件发动战争。金玉均是朝鲜开化党的主要领导人，“甲申政变”后随日使竹添逃走，一直躲在日本。朝鲜政府多次要求引渡，都被日本政府拒绝。1894年3月，金玉均密谋返回朝鲜从事反政府活动，先到中国活动，在上海租界中被本国人洪钟宇枪击死亡(洪钟宇父洪英植在甲申变乱中死亡)。尸体经朝鲜政府请求，由清政府派船送回朝鲜。这一事件纯属朝鲜内政，与别国毫无关系，但日本侵略者却乘机煽动仇视中朝情绪，并大吹大擂组织所谓“友人会”，用金玉均的遗发在东京举行盛大葬仪。日本议员发表演说，攻击中国拨船运尸是对日本的“侮辱”，并说是中朝日三国间的重大事件。浪人团体立洋社，向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建议断然向中国宣战。陆奥宗光认为金玉均事件不足以构成宣战的理由；日本参谋次上川上操六接见立洋社，鼓励他们去充当“放火”的角色，担保出事后由日本军部承担后果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332页。。　　为发动战争，日本人做好了一切准备。川上操六又以旅游为名，连续去朝鲜、中国考察四个多月。参观了中国各要塞，李鸿章把他作为上宾接待。通过川上的考察和日本间谍的刺探，中国军事部署全部为日本掌握，情况比中国人自己还清楚。日本人的战争准备十分充分后，便去找一个合适的借口。　　1894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他们打出“除暴安良”、“逐灭洋倭”等口号，号召朝鲜人民进行反日、反封建斗争。数日之间南三道(全罗、忠清、庆尚)迅速转入起义者的控制之下，全罗道首府全州也被起义群众攻占。　　5月，川上操六与玄洋社头目冈浩太郎商定，利用农民起义发动侵朝、侵华战争。由玄洋社浪人组成“天佑侠”秘密接触起义领导人，“帮助”起义者作战，使之改变“逐灭洋倭”的口号。　　农民起义萌发时，袁世凯即劝韩王“早为翦除，毋使滋蔓”。在起义民众大集会时，袁世凯又向韩王提出，“派公正臣前往抚辑，将各城镇的贪官污吏和苛政分别汰除，再调各处练军到那里虚张声势，显示将进行征讨，并切实明白地吩咐其解散，倘若终不遵从，再议进剿”《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165~3166页。。但是，韩国君臣畏葸不决，袁表示自任督剿，朝鲜政府才派员赶往集会场所，驱散了东学党的集会。　　早在同年3月，袁上报李鸿章：“东学邪教联名请韩王尽数驱逐洋人，屡有揭贴榜文，沿西方人门前多端诟詈，声称将驱逐杀戮。在汉城的洋人都大为恐慌……刚才英国官员禧在明来称，各国洋员均要求调兵船防范。已告以中国有弹压责任，应该静候。请求凯速调兵船，以防意外，而清除各国的疑惧云。查西方人既等待中国弹压，自然属于好事，乞即电令水师，迅速派遣两艘兵船来仁(川)，以尽弹压之责。”《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540页。　　这封电报便是后来国人追究甲午战争，是由袁世凯错误估计形势，导致李鸿章派兵赴朝平乱，给日本造成了发动战争的借口。从电报内容看，是由外国驻华使节向袁世凯请求，袁世凯为稳定汉城的形势，杜绝各国为保护侨民使绾而出兵干预。这与朝鲜当局的要求完全一致，与李鸿章的态度完全一致。韩国也曾向李鸿章请求派兵来韩戡乱，电文中有，中国“如不允，他国人必有乐为者(即派兵自保)，将置中国于何地，自为不可推却之举”。李鸿章的电稿中也有“韩国归中国保护，其内乱不能自我了结，求中国代其戡乱，自为上图体面”电派海陆军赴朝平乱同上书，第681页。。　　中国方面如果要找负责任者，不是袁世凯，而是李鸿章。是李鸿章判断失误，在日本人的诱使下，自以为中国出兵朝鲜，日本人不会出兵。而日本人所以有出兵的借口，远在十年前李鸿章与伊滕博文签订《天津条约》中，就有“朝鲜本国如有乱党滋事，该国王若请中国派兵弹压”，“必须预先通知日本”；而日本亦将出兵，“保护使署、领事及商民”《中朝关系通史》，第633页。。　　有此条约内容，日本人担心中国不出兵，乃通过日本译员郑永邦、代理公使杉村多次向中国声明：朝鲜乱党，大损商务，“韩人必不能了，愈久愈难办，贵政府何不速代韩勘乱。我政府必无他意。”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333页。驻日公使汪凤藻也为日人欺骗，给李鸿章发电说：“日本国内官民争执日益加剧，决没有再生外事之余力。”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333页。　　李鸿章在日本的“必无他意”的诱骗下，才决定出兵朝鲜的。而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根据李鸿章和总署的决定，照会日本。清廷即派兵赴朝的第二天，日本外务省即复照汪凤藻，宣称日本根据《天津条约》，派兵赴朝。同一天，日本驻华公使、驻天津领事也分别照会总署和李鸿章，宣布派兵赴朝“保护使署、领事及商民”。日本人实际上在向汪凤藻、李鸿章发照会的前一天，以护送日使大鸟圭介返任为名，派海军陆战队400名赶赴朝鲜了。　　其实，日本人诱中国出兵，又由“必无他意”变成立即出兵朝鲜，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李鸿章完全可以察党其诡计，改变计划，免得入其陷阱。　　身临其境的袁世凯发觉日本的阴谋比谁都早，他曾及时电告李鸿章，日本人阴险狡诈，不可轻信。无奈李鸿章却对伊藤深信不疑，电告袁世凯“伊藤尚明大局，不致唆使韩匪起事。……伊藤与我交好，异非虚伪”《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552页。。他不听袁世凯的劝诫，自然落入伊藤的陷阱之中。
若真要究其责任，袁世凯在朝鲜十二年，头脑清醒、纵横捭阖，在外交战场上一直是胜利者。连以奸诈、闻名于世界的日本人，也绝非袁世凯的对手，竹添、花房、大石等在袁世凯的手下无不变成铩羽之鸟。其他的阴谋人物，如韦贝、德尼、李仙得、穆麟德、史纳机等，全不是他的对手。至于朝鲜的各派，一直在兴风作浪，甚至阴谋发动政变，也全都落得身败名裂。恰恰是执掌中国等政外交大权数十年的李鸿章，却一下子掉进伊藤的圈套之中，一再受其蒙蔽，一误再误，乃至战争，外交全数失机、失败，贻害无穷。即使如此，中国的失败也不应让李鸿章全负其责。清政府外强中干，腐败不堪，实难与蒸蒸日上的日本相抗衡。远比中国强大的俄国，不久也败在日本之手。置于弱国之中，外交人员头脑再清醒，终究还得落入“弱国无外交”的规律泥淖中。　　何况，一个无兵无势的袁世凯，甲午战争前夕不过为李鸿章提供一些他能觉察的信息，也未被李氏重视。他陷入生命难保的困境，又有何法挽救如火如荼的时局。日本发动战争是非发动不可了，国人又如何能把战争责任归咎于他呢？　　1894年6月9日，大鸟率四百名日军低达仁川，第二天达汉城。同时，清军聂士成、叶志超部也到了距汉城一百五十余里的牙山。东学党起义群众已被朝鲜军队打败，又迫于清军的到来，很快宣告解散。　　农民起义失败，动乱平息。袁世凯电告李鸿章援增军队，并会晤大鸟圭介，会商双方撤兵之事。　　双方会谈情况如下：　　袁世凯说：“韩国乱事渐平，我国拟定早早撤兵。日本如继增兵，我国自然也要增兵，双方防备，必生嫌隙。如西方人借机播弄，韩国危急，中日亦必有损。中日和睦，亚洲大局可保。倘互生嫌隙，徒然自害。”　　大鸟说：“我之见解与您一致。我国因把韩国乱事看得太重，才派来军队。我年过六十，岂愿生事？我们约定：我国留韩八百士兵，再不增兵，你也发电阻止贵国增兵。我们推诚相办《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698、702页。。”　　大鸟的谈话虽然动听，实际上是在虚与委蛇，因日本的兵力在朝鲜尚不足。以此麻痹中国，争取增兵时间，延缓中国增兵速度，占据军事先机。　　此后，日本则快速增兵，六月底已增陆军万人，军舰七艘。陆军集中于仁川、汉城一带，抓紧构筑工事，准备作战。　　而此时李鸿章则电告驻日使臣汪凤藻，韩事平复，我将遵守乙酉(1885年)中日谈判订约，军队撤离。让汪凤藻照会日本，也把日军撤回同上。。　　然而，日本却拒绝撤军，同时向李鸿章提出中日两国共管朝鲜，代之进行内政改革和训练军队。亦声称：无论中国同意与否，日本都不会撤兵；中国不同意共管朝鲜，就由日本独立进行。　　李鸿章对日本的违约，仅声明仍按约办事，不同意日本的要求。陆奥宗光承认，日本要的就是这个结果：让中国处于两难的被动地位，日本为所欲为，继续增兵、抓紧备战，到一切准备就续，则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陆奥宗光：《伯爵陆奥宗光遗稿》，第323页。。　　李鸿章军事上不置可否，仅把希望寄予西方国家的调停上。身在前线的袁世凯知道中日战争在所难免，遂电告驻军牙山的叶志超，让他作出向汉城进军的姿态，为自己提供对日交涉的依恃。但叶志超部淮军仅二千余人，远非日军的对手，不敢响应袁世凯。　　袁世凯差不多每日都找大鸟协商日本退兵之事，大鸟对他软磨硬抗，只待日本发动战争，袁世凯徒费口舌。袁世凯又联合各国驻汉城外交官，共同诘问大鸟日本增兵之事，大鸟有了大兵作后盾，气势变得愈加凶悍，各国官员皆毫无办法。　　随着日军不断增兵和备战，朝鲜亲华派很快发生逆转，原来与袁世凯交好的官员，也不敢再向他提供情报，袁世凯越来越孤立无援，而且因战前的局势紧张、混乱。日本浪人、被平伏的东学党人、被袁世凯处置过的韩国亲日分子，都想趁乱杀害袁世凯。袁知情势危迫，不敢出使馆一步，因使馆的供应断绝，幕僚多托故离去。袁世凯已处在杀机四伏的环境之中。　　6月30日，朝鲜政府迫于日本压力，照会大鸟，宣布不再是清政府的属国。并听说大鸟将依照公法，以袁的“职名均舛”，即中朝宗属关系解除，袁的官职和代表身份皆不成立，将派兵押他递解出境。袁世凯在朝鲜已无可作为，若被押解，使国家蒙羞，乃电请李鸿章，提出撤任回国的要求。　　袁的要求未被清廷批准；李鸿章来电让他坚决顶住，“勿怯退”。此后，袁世凯坐困待守，焦虑万分。反复向李鸿章发电，告知汉城日渐紧张，日本不日将发动战争，要求快速批准他回国，留在韩国已毫无意义，莫如去天津“面禀详情，佐筹和战”。7月7日，清廷向他电发上谕：“现在韩日情势未定，袁世凯在彼可以常通消息，且与各国驻韩使臣商议事件，亦较熟悉。著勿庸调回，钦此。”《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58页。　　清廷尚不知汉城的紧张形势，更不知袁在朝鲜已无法正常行使职权，还让他如平日那般“常通消息”，并与各国使臣共商事件。可这是圣旨，袁世凯不敢再回绝。一急之下，竟致病倒。　　有人认为是袁世凯装病，躺倒不再工作，迫使清廷批准他回国。实则他真的急病，办理税务、并任翻译的唐绍仪电告李鸿章：“在汉城两署办公只剩二人，今闻南北进兵，均马上逃走，没办法挽留。仪一人译电办公难处理，袁道有病又须照理，势急情迫，乞速示。”接着又发一电说明袁的病情：“袁道病日重，发高烧，心跳厉害，左肢痛不可耐。韩国事态危险正极，医药并乏，留汉城难望治愈，仪目睹心忧如焚。韩国事务以袁道最为熟悉，调回尚可就近商办一切，无论和战，当可图报效。若弃置不顾，可惜。”李鸿章接唐两电，认为说得切合实际，袁世凯徒留朝鲜无益，莫如调回可资询问。乃与总署协商成就，于7月18日(光绪二十年六月十六日)电告袁世凯“奉旨调袁回国”。同上书，第788页。　　接到批准回国的电报，当夜即在英国领事朱尔典的协助下，由唐绍仪护送去仁川，乘舰返国。　　7月25日，日本海军袭击中国运兵船，丰岛海战爆发。28日，日军在成欢进攻中国军队，陆战开始。8月1日，中日双方同日宣战，甲午战争正式开始。　　论者又谓：袁世凯在战争爆发前“临阵脱逃”。实际上，袁世凯未经清廷下令，即使病死或被杀死在朝鲜，他也不会擅自逃回的。他只等到清廷正式下旨：“袁世凯著准其调回。钦此。”《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88页。才离开朝鲜，回归祖国的。此论证据确凿，无懈可击，毋庸随意造谣，篡改历史。　　袁世凯在朝鲜的12年，是清政府宗藩制度的忠实维护者；也是清廷对属国朝鲜诸项政策的出色执行者。甲午战争由日本挑起，他仅为清政府通达信息，挑起和引发战争的责任不在袁世凯，而全在日本军国主义。这是个根本性的史实和原则性问题，如把责任推给袁世凯，不仅不是历史真实，更重要的是为日本军国主义解脱罪责，错误的史论者企图攻击一个袁世凯却颠倒了一个大原则。　　甲午战争中国遭到侵略，遭到惨败，国人无不痛愤。而失败原因在于清廷的积弱，在于李鸿章判断失误，调度无方，贻误战机。还在于前方的一些领兵统帅畏敌怯战，乃至于丢城失地，一败再败，直至全军瓦解，举手投降。　　负有最大责任的是清政府自己，他不会自我惩罚；李鸿章是全军统帅，虽遭到国人痛骂，但清政府离不开他，也不会对他严惩。那些败军之将，或杀或免或罚，罪有应得。　　而清廷为什么没有惩罚袁世凯，因为他没有该处之错。战起归国，战后仍被委以重任，说明他的能力是可被任用。这也是历史的公正一面；我们自然无权把公正的一面再颠倒为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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