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道一向强调“信为本”。所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论语·为政》)，讲的是守信在立身处世中的重要性；所谓“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讲的是治国理政中建立政治公信力的重要性。把二者结合起来，凝聚成两句箴言，叫做“人无信不立，政无信不威”。的传统伦理观，清仍然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产生巨大的影响。
郑端所撰的《政学录》中有一段话：“信者居官立事之本。民信，不疑而事可集矣。期会必如其，无因冗暂违；告谕必如其言，无因事暂改。行之始必要之终，责诸人必先责己。”“毋面诺而背违，毋阳非而阴是。处同僚亦然。有言必，自然孚。苟一时欺诳，终身见疑矣。”（卷三）汪辉祖的《佐治药言》说：“官能予人以信，人自帖服。”可见，不论是对于百姓还是同僚，都必须“有言必”，说做。定的事不要意违反，讲的话不要意改变。更不能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面诺而背违”，“阳非而阴是”。只要对百姓承诺守信，民众就会信你，就能做政通人和。相反，如果你意欺骗，失信于人，别人就永对你心存疑虑，怀揣戒备。
可惜，在封建时，官场风气
浊秽，真正能将信作为“立政之本”的官员，乎是凤毛麟角。或者可以说，人们对于官员信的呼唤企盼，恰恰谤源于官场信的缺失。
在封建时，政治生活中无信、失信、寡信的现象，有哪些主要表现呢？
一是决策轻率，朝令夕改。一些官员自以为大权在握，一令百从，因此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凭个人意志定进止。行一政，举一事，独断专行，刚愎自。一旦阻力，碰见困难，或者发现有?格难行之处，就立改变主意，搞一套。如此朝令夕改，面自然就无所适从，人们就对之失去信。所以弘谋在《从政遗规》中说：“立法之初，贵乎酌事，必轻重得宜，可行而无弊者，播告之。既立之后，谨守勿失，信如四时，坚如金石，民之所畏，不犯矣。或立法之初，不能酌事，轻重不伦，遽施于，既而见其有不可行者，复遂废格，后有良法，人将视为不信之具矣。令自而行，自而止乎！”（卷）文中所谓守信是为让民有“所畏”而“不犯”，自然是封建统治立场的本质流，但其中讲为政守信应该从慎于立法、谨于守法做起的道理，
很值得我们深思。
二是见风使舵，左右逢源。在封建时，相当一部分官员的处世准，不是如朝乾夕惕，勤于公务，而是怎固宠，飞黄腾达。在种思想指导，对皇权的奴颜婢膝，对司的曲意逢，就成为混迹官场的不二法门。当时有一种说法：各官吏是“十分精神，三分办事，七分奉官。”（《清世祖录》，卷118）就是说官员的主要精力不在于办理政事，而在于伺奉司。要讨得官的欢心，就得善于揣摩，工于合，所谓“望风希旨”，一切看司的脸色行事。不但平日对司唯唯诺诺，亦步亦趋，使集会议事，很多官员是窥测观望，俯仰人。康熙皇帝曾经说，大臣们“凡会议”，“乃一二人率持议于前，众遂附和于后，又其甚者，虽在会议之班，茫无知识，众画题，更有于集议时缄默自容，及至偾事，行推卸。”（《大清十朝圣训》，康熙朝）对于一些人来说，其主张和议论都是按政治风向的变动而风摇摆，要么声附和，要么缄默不语，一旦况有变，立翻云覆雨，把自己
涮和推卸得一干二净。在种人身，当然找不“信”的影子。
三是言令色，名相悖。有一些官员，热衷于做表面文章，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外一套。文告冠冕堂皇，天花乱坠；言谈中关心民瘼，多方许诺，际的作为若天壤。其，我们的先哲早就说，“轻诺必寡信。”（《老子》，第63章）给人们便作出种种承诺，时候无法兑现，就必然失信于人。所以，陇其在《莅政摘要》中强调：“言必其可，事必其可行。”“毫不失信，令不亵而法自行。”（卷）可际况是，有的人言行之间，完全是南辕而北辙，不但做不“言必信，行必果”，更常常漂亮的言掩盖自己的丑恶行径。叶燮在《已畦琐语》中记录当时官场的一个常见的现象：“每见当事悬示云：清白自矢，神明共鉴。且曰：苟有贪，岂无报应。甚矣，言之可畏。而取利之方，已不遗余力，无剩智矣。呜呼，纸之言，吾谁欺，欺天乎？”（卷6）尽所有的智慧，不遗余力地攫取不义之财，但照可以信誓旦旦，对天发誓，此类清官场司空见惯的“tan官
廉”的滑稽剧，天可欺，民心难容，老百姓是看得一清二楚的。
四是目无定见，耳有听。林徐曾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刚”作为右铭。器识窄小，心存私，名逐利，物欲缠身的人，就必定观察事物时没有主见，听取意见时听信，不可能刚正不阿，言而有信。田文镜在《州县事宜》中说：“倘利欲有以薰心，苞苴不无染指，目无定见，耳有听。器量不公，或喜怒而性；面皮不冷，或瞻顾而?。是在己一身，全无栓束，众人匿笑，奚有遵循。”（《关防》条）你处事既然没有定准，别人当然就无所“遵循”。正因为，人们才要“为有司者，审理词讼，事无大小，必虚公详慎，勿一时之性，勿执一己之见。”（同，《听断》条）才能昭信于世，同时得世人的信。
在我国传统伦理中，“信”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立万事之本，有必有信。“平日以治民，而民信之，凡有事于民，莫不应矣。”（《从政遗规》卷）信的要义是不欺，既不自欺，
不欺人。“一有余，百伪不足。”一味弄虚作假，不但偾事害政，对个人往往弄成拙，贻患无穷。《从政遗规》强调：“当官处事，但务。如?文书，改日月，重易押字，万一败，得罪反重，亦非所以养心，事不欺之道。百种奸伪，不如一。反复变诈，不如慎始。”（卷）虽然揭“奸伪”、“变诈”的种种弊害，但其落脚点还是离不开作伪有违于“事不欺之道”，种“忠”观，对于封建士人来说，当然是可以理解的。而袁守定的《图民录》超出个思想藩篱，眼于老百姓的“不可欺”，其中说：“若有一毫粉饰，老百姓断不可欺。”“官之心术，百姓无不知之，洞然无所蔽隔。居是职者，呜可不。”（卷一）应该说，个认识，较之《从政遗规》来，又显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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