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晚年，对各省督抚的操守做过一个这样的判断：“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不峻者，亦恐不一而足。”
　　
　　清代吏治，在清初还比较清明，从乾隆中期开始就日渐废弛，到了乾隆晚期，腐败已经非常普遍，到了晚清则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清初在中国历史上属于吏治较为清明的一个时期，朝廷行政效率很高。顺治年间，出现过多次县令因完不成税收等任务而畏责自杀的现象。乾隆中期之后，官场风气大变。洪亮吉描述这种变化，大意是说他小时候有人当官，大家给他出的主意，都是如何治理地方，造福百姓。到了乾隆中后期，大家替他打算的，都是这个官位能弄多少钱，怎么弄。
　　
　　乾隆皇帝晚年，也对各省督抚的操守做过一个这样的判断：“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不峻者，亦恐不一而足。”也就是说，百分之七八十的省级官员都不能洁身自爱。
　　
　　清廷渐腐
　　
　　乾隆中后期，处理了涉贪的督抚一共二十九人。从相关案件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乾隆朝部分省级官员的生活水平之高和花钱之滥。
　　
　　浙江巡抚王?望“署内盖造屋，于上冻时用热水和泥，以致格外多费银二万余两。”闽浙总督伍拉纳家“积三镶如意至一百五十六柄”。浙江巡抚“福崧之母游玩西湖六七次，每次预备食用灯彩船只等项共用银二千五百余两”。这自然是正常收入所不能满足的。
　　
　　乾隆之后，吏治败坏已经进入了不可控制的阶段。顺治年间有县令因完不成税收等任务自杀，然而到了嘉庆年间，各地官员将征收到手的赋税扣下挪用，不上交中央，已经形成一种风气。
　　
　　道光咸丰之后，官场风气进一步败坏，特别朝廷大开捐纳卖官，更是大幅降低了官员的平均素质。官场中人对“居官牟利”原则已经恬不为怪,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中对官缺之肥瘦公开谈论:“州县莅任之时,不问地方之利病,先问缺分之肥瘠,凡前人所不敢存诸寤寐者,今则直言诸大庭广众之中而无怍容。”
　　
　　连督抚级大员也是如此。比如刘彬士，道光六年署浙江巡抚后，“自言‘穷翰林出身,住京二十余年,负欠不少,今番须要还债。’因此人咸谓之饿虎出林,急不能待。”
　　
　　张集馨的《道咸宦海见闻录》对晚清官场贪风的描摩随处可见。比如他说:“甘省法事无不纰缪，政以贿成。”“甘肃吏治，一言蔽之，有钱则好，无钱则不好。”甘肃按察使明绪为多收陋规礼银，除自己的三节两寿外，又添母寿二次，“所收各属，竟有二十余处，每次不下数千金，一年收入达数万两。”河南巡抚“收受各属陋规，每年不下六万金，两司亦然”。
　　
　　节寿陋规，或由首县向所属各州县摊派，或由藩司发文署印代为催收，数额巨大，使属下各州县“苦累不堪”。直隶地方“贿赂公行，恬不为怪。”直隶总督桂良，“其胸中蕴蓄如草芥，其口中吐属如市井”，因是恭亲王奕诉的岳丈，“椒戚贵族，气势熏灼”，卖缺受贿，无所顾忌。
　　
　　由其孙麟趾陪同到永定河巡查工地，一次即受贿三万余两，从河员到地方官都须送礼。一名官员私下向他诉苦说:“如卑职之候补苦员，亦敬送五百金，否则此官不能做矣”。甚至藩、桌二司，也“皆拜于桂良门墙，每人俱以数千金为赞，始得相安”。
　　咋舌巨贪
　　
　　除了收取下属的供奉外，督抚们还有许多贪墨手法，比如侵挪国帑、侵蚀公捐银两、侵吞书役饭银、勒索盐商、侵蚀捐监账灾银、抽换抄家官物等，凡所辖的部门、事务与人员，无不可成为营私的对象。
　　
　　因为吏治较乾隆时代败坏不止数倍，晚清许多督抚们的家赀，亦远过于乾隆时代。比如鸦片战争时代因“勇于抗英”而闻名的闽浙总督颜伯焘，1842年初被道光皇帝解职之时，搬运金银细软等行李辎重之多，令沉浮官场多年、当时在福建任道员的张集馨也惊讶不置。他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记载：前帅（即指颜伯焘）回粤，道经漳城。二月杪，县中接上站差信，预备夫马供张。至初一日，即有扛夫过境，每日总在六七百名，至初十日，余与英镇迎至十里东郊，大雨如注。随帅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分住考院及各歇店安顿，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帅有亲军营三百人，感恩护送回粤，沿途皆须酒饭犒劳，是以酒席数多。
　　
　　将至城边，见帅眷舆过，余将轿立于道旁，见大小轿十余乘，每轿皆夫四名，轿前则戈什哈引马，轿旁则兵役八名，每轿皆然，虽仆妇使女之舆，未尝不然。
　　
　　光是扛夫，每天就需要六七百人，从初一至初十，整整走了十天。而颜伯焘亲至之日，随从扛夫等近三千人。由于人数过多，驿站与旅店都无法住下，张集馨只得腾出考院才将数千人安顿下来。当地接待颜伯焘过境，耗费一万余金。颜伯焘历任云南巡抚、云贵总督与闽浙总督，从以上情状，我们可以大致判断其官风。讽刺的是，颜伯焘的官声并不坏，《清史稿》列传对他的评价是：“伯焘累世膺疆寄，娴习吏治，所至有声。”革职数年后，咸丰三年，朝廷曾有再次征召之议，因不久病卒未果。
　　
　　道光年间的另一位著名督抚琦善的家产也相当可观。琦善历任河南巡抚、山东巡抚、两江总督、东河总督、成都将军等职，最后做到一等侯爵、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与曾国藩达到的仕途顶点相仿佛。
　　
　　他获罪抄家时，负责查抄的吏部尚书、步军统领奕经等人向道光帝奏称：“奴才等查抄琦善家产，前经奴才等将查出金锭、金条、金叶约重五千一百余两，元宝七百八十一个，散碎银锞锭二万六千五百余两大概情形，具奏在案。今复连日详细抄检，又续行查出金锭、金条、金叶约重二千余两，元宝六百十七个，散碎锞锭银二万余两……”
　　
　　后来负责将琦善没官财产生息以充兵饷的军机大臣穆彰阿又奏称：“琦善入官元宝银一千四百三十八个，散碎银四万六千九百二十两……琦善入官地亩，现据内务府按契核计，共地二百五十二顷十七亩零，以地方官征租差地核计，每年可收租银二千余两。又琦善入官铺面户间，内务府现已兑明，每月约得房租银九百六十二吊二百二十八文、银五十一两。”可称豪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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