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不太懂得驯马和练马。他们平日生活中所使用的都是阉过的，因此很安静，脾气很好。他们有无数军用的马，但都退化得厉害并缺乏勇武精神，甚至鞑靼人的骏马一叫就能使它们溃散，因此打起仗来实际上是无用的。
这个国家的船只之多可以等于世界上其余的全部加在一起。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只限于计算在淡水行驶的船只。至于他们出海的船只，数目却很少，并且无论在数量或结构上都无法与我们的相比。
但这里生产的最好的纸也远不如我们自己的许多产品。它不能在正反两面都印刷或书写，所以我们的一张纸就等于他们的两张。此外，它很容易撕坏，不能耐久。
硝石这种东西相当多，但并不广泛用于制备黑色火药，因为中国人并不精于使用枪炮，很少用于作战。然而，硝石却大量用于制造焰火，供群众性娱乐或节日时燃放。……在焰火上面，他们似乎花多少钱也在所不惜。我在南京时曾目睹为了庆祝元月而举行的焰火会，这是他们的盛大节日，在这一场合我估计他们消耗的火药足够维持一场相当规模的战争达数年之久。
我认为中国人有一种天真的脾气，一旦发现外国货质量更好，就喜好外来的东西有甚于自己的东西。看来好像他们的骄傲是出于他们不知道有更好的东西以及他们发现自己远远优胜于他们四周的野蛮国家这一事实。
这个国家只有少数几种测时的仪器，他们所有的这几种都是用水或火来进行测量的。用水的仪器，样子像是个巨大的水罐。用火操作的仪器则是用香灰来测时的……但是所有的这些都远不如我们的仪器完美，常常出错，测时不准确。至于日晷，他们知道它从赤道而得名，但还没学会怎样依照纬度的变化摆正日晷。
中国所熟习的唯一较高深的哲理科学就是道德哲学，但在这方面他们由于引入了错误似乎非但没有把事情弄明白，反倒弄糊涂了。他们没有逻辑规则的概念，因而处理伦理学的某些教诫时毫不考虑这一课题各个分支相互的内在联系。在他们那里，伦理学这门科学只是他们在理性之光的指引下所达到的一系列混乱的格言和推论。
他们花费很多时间来确定日月蚀的时刻以及行星和别的星的质量，但他们的推论由于无数的错讹而失误。最后他们把注意力全部集中于我们的科学家称之为占星学的那种天文学方面；他们相信我们地球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取决于星象……当他们发布日月蚀声明时，行政官和那些拜偶像的和尚们都奉令聚集在一个特定地点，穿上表示他们职务的长袍，声援他们认为正在受难的星星。他们所作出的声援就是敲打无数的铙钹，有时是跪着，喧嚣一直继续到整个日月蚀历程结束。
在这里每个人都很清楚，凡有希望在哲学领域成名的（注：指科举应试，金榜题名），没有人会愿意费劲去钻研数学或医学。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献身于研究数学或医学，除非由于家务或才力平庸的阻挠而不能致力于那些被认为是更高级的研究。
中国有一种更为严重得多的罪恶是某些省份溺毙女婴的做法。这样做的原因据说是她们的父母无力养活她们。有时候这样做的人并不是很穷，他们怕的是以后不能照料孩子而不得不把孩子卖给不认识的而凶狠的奴隶主。由于他们相信灵魂转生或者轮回，这种野蛮行径就可能变得不那样恶劣了。……因此，这种屠杀无辜的事情不是偷偷干的，而是公开让大家都知道的情况下做的。
在北方各省还有一种常见的野蛮行径，那就是阉割大批的男孩，这样他们就可以给皇上做奴仆。要在皇宫里当差这一点是必需的，乃至于皇上既没有别人而且他也不要咨询别人或和别人说话。几乎全国的行政事务都操在这类半男半女的人的手中，单单在皇宫里这类人的数目就达万人之多。
大臣们作威作福到这种地步，以至于简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的财产是安全的，人人都整天提心吊胆，唯恐受到诬告而被剥夺他所有的一切。正如这里的人民十分迷信，所以他们也不大关心什么真理，行事总是十分谨慎，难得信任任何人。
号称皇家血统的人都由公费供奉。目前据估计这类人约在六万以上，而且他们在不断增长，所以不难想象他们构成多么大的公众负担。由于他们不担任一切公职和行政，他们变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阶级，耽于逸乐的生活而且蛮横。
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作没有知识的野蛮人，并且就用这样的词句来称呼他们。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和知识。如果他们偶尔在他们的著述中有提到外国人的地方，他们也会把他们当作好像不容置疑地和森林与原野里的野兽差不多。甚至他们表示外国人这个词的书面词汇业和用于野兽的一样，他们难得给外国人一个比他们加之于野兽的更尊贵的名称。
原文载于《利玛窦中国札记》，（葡）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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