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雍正帝一生以务实精神治天下。做事要求实际而不应该有虚念，这是雍正帝的再三要求。他刚一即位，便针对腐败衰颓之风进行了坚决地惩治与清肃。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文武百官：“朕平生最憎虚诈二字”、“最恶虚名”。一“憎”一“恶”，鲜明地表达了他对虚伪、欺诈等腐败风气的批判态度。

　　雍正帝是中国历史上无人能及的勤政皇帝，他每天都要批阅大量的奏折，少则一二十件，多则三四十件，为此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他的批语甚至比奏折本身的文字还要多。今天，在留存下来的清宫档案中，就有数以万计的雍正帝批过的奏折。由此可以看出雍正帝务实的作风。具体地说，雍正帝的务实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奏报(奏折)“只可信一半”。

　　虚假不实的奏报，在封建官场上比比皆是。因为有那么一批所谓巧于仕宦的官员，往往能通过弄虚作假吹拍弹唱阿谀奉承而获得那些好大喜功的君王的赏识，并从中捞到好处。然而，这一套在以务实精神治天下兴邦国的雍正帝那里，却是行不通的。在清代，官场上曾流行着这样一种陋习，文武百官刚刚到任时，几乎都是极力地述说当地的吏治民生如何地糟，等过了几个月，就一定奏报说，通过雷厉风行的整顿，情况已经如何地好转，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干和政绩。对这类奏报，雍正帝毫不客气地指出：“只可信一半”。

　　绝不放过浮夸粉饰的奏报。

　　对于大臣奏折中的浮夸成分，雍正帝总是毫不客气地明确指出，并进行尖锐批评。雍正二年(1724年)，河南巡抚石文焯奏报说，全省各州县的蝗虫灾害已扑灭十之八九。雍正帝通过查问河南的其他官员，察觉到石文焯的奏报不是实情，于是尖锐地批评石文焯说：如果不是你在欺骗朕，就是你本人被下属欺骗了!可是，这个石文焯不知悔改，他调任甘肃巡抚之后，依旧故伎重演。雍正四年(1726年)夏天，甘肃大旱，七月下了一场小雨，石文焯赶紧奏报说：已是丰收在望，这都是皇上敬天爱民的结果。雍正帝看了很不耐烦，挥笔批道：“经此一旱，何得可望丰收?似此粉饰之言，朕实厌观。”雍正四年(1726年)七月，巡视台湾的监察御史索琳上折说：台湾地方官兵严加操练，精益求精，可保海疆万载升平。看了这一言过其实的奏报，雍正帝警告说：凡事最重要的是务实，不欺不隐才算良吏，“粉饰、迎合、颂赞、套文陋习，万不可法”。

　　厌恶没事找事地奏报。

　　奏折是君臣之间沟通情况，上传下达的工具。清朝文武大员的奏折，都是派专人送到京城，直接送到皇宫大门。因此这是非常需要人力、物力与财力支持的。一个官员，一年究竟应该奏报几次合适呢?雍正帝在给宁夏道员鄂昌的一条朱批中曾这样明确指示：遇有应该呈报的事情，就是在一个月内上奏几次也是应该的;如果没有什么可奏报的，哪怕是几年没有折子送来，朕也不会怪罪你的。他反复强调：“只务实行，不在章奏。”有的官员无事找事，频繁上奏，用意是与皇上联络特殊感情，向皇上讨好，雍正帝对这种怀有投机心理的官员常常予以斥责。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广东巡抚具呈三件折子，雍正帝看后发现，折内所谈之事早就上报各部了，于是批道：已经报到部里的事，又何必多此一奏。是不是你广东省内没事可报而又非要找事上奏才好。这么远的路途，专门派人送来这等无用奏折，不知你用心何在?

　　不要一味地遵旨。

　　雍正帝作为一个务实的皇帝，常常训导臣工要灵活用谕，因时因事贯彻朝廷旨令，而不可一味迎合、生搬硬套。他强调处理政务一定要“因地制宜，化裁取当”。雍正帝甚至要求内外大吏，不要因钦发谕旨而影响了自己的主见，这点他在给湖北巡抚马会伯的一件朱谕上说得十分明白：朕凡所谕，皆因人因事，权宜而发，有合于彼而不合于此，有可行于此而不可行于彼者。因此，他要求臣工不能“随朕一时谕他人之谕，来惑自己主见”，并进而指出，只有秉公报国，才会有“根本主见”。雍正帝早就发现，有些地方官员凡事都要请皇上指示一番，自己不拿主意，只看皇上的脸色说话，听皇上的口气行事，没有明确指令宁可等待也不动手。对于这种现象，雍正帝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人实际是在推卸责任，为自己留后路，是在为自己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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