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有关清朝祖宗和社稷的重要问题,不幸许久以来被人写的泛滥。史学家和文学家各自倾其全力,使得问题愈发扑朔迷离,我写这个题目,想不受影响都难;经过年余的努力,勉强可以做到。年初,孟森先生的论文面世,前辈学者的心血,使我欣慰之余不免惭愧遗憾。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孟先生并没有把话说完,这给了我得以继续补充的机会,我必须珍惜。
1)势均力敌的较量
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日,清太宗皇太极崩。其实说暴毙比较恰当一些。《清史稿》载:“是夕,亥时,无疾崩。”一个白天并未发现任何异常征兆的五十二岁男人,到了晚上亥时(21-23点)会突然死去,这未免太蹊跷了,也应该列入国初的疑案之一。不过本文无暇兼顾,留待日后细考。
关于皇位的继承问题,当时最有发言权的共有六人: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
代善是努尔哈赤的长子、皇太极的哥哥,资历老,地位高。并且身为两红旗旗主。虽然早已不过问朝政,但在继承人的问题上,最有发言权。他的意见足以左右世态的发展。
济尔哈朗是努尔哈赤的侄子,镶蓝旗旗主,虽然皇位与他无缘,但对各派影响重大,他是天平的执掌者,力量的倾斜取决于他会倾向哪一方。
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两黄旗的旗主,时年三十四岁,战功赫赫。天聪六年晋和硕贝勒(大贝勒),崇德元年封肃亲王,掌管户部,和几位叔叔已是平辈。皇太极昔年为加强中央集权,把原属于莽古尔泰的正蓝旗夺到了自己手中,形成以两黄旗和正蓝旗为核心的皇权势力。豪格实际上已经是三旗旗主,加之身为皇太极长子,继承皇位的可能性最大。
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比豪格小三岁,但战功更为显赫,兼文武双全。孟心史先生在《清代史》中说:“清朝入关创业,为多尔衮一手所为。”并不为过。其时多尔衮掌管两白旗,并有两个同母兄弟阿济格和多铎为坚强后盾,甚至连正红旗、正蓝旗和镶蓝旗中也有部分宗室支持多尔衮,使他成为最有威胁力的皇位竞争者。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多尔衮兄弟三人的生母阿巴亥,也就是史书中所称的努尔哈赤“大妃”。《高皇帝实录》言大妃:
饶丰姿,然心怀嫉妒,每致帝不悦。虽有机变,终为帝之明所制,留之恐为国乱,颁遗言于诸王曰“吾终必令殉之。”诸王以帝遗言告后,后支吾不从。
《高皇帝实录》修于乾隆朝,正值篡改史实的高峰期,我始终疑惑其真实性。近读天聪九年撰《武皇帝实录》,发现其中保存了较多真相。
“实录”中接“后支吾不从”句下云:
诸王曰:“先帝有名,虽欲不从,不可得也。”后遂服礼求,尽以珠宝饰之,哀谓诸王曰:“吾自十二岁事先帝,丰衣美食,已二十六年,吾不忍离,故相从于地下。吾二子多尔衮、多铎,当恩养之。”(其时阿济格已成年)诸王泣而对曰:“二幼弟,吾等若不忘恩,是忘父也。岂有不恩养之理?”于是后于十二日辰时自尽,寿三十七。乃与帝同柩。
大妃既丰姿,又当虎狼之年,若有外遇,羞辱宗室倒是其次。关键问题在于所生三子,努尔哈赤生前分给两白之旗。其时多尔衮十五岁、多铎十三岁。如果大妃的情人果有不轨之心,后果不堪设想。据上述记载,皇太极等矫诏逼大妃殉葬的嫌疑莫大。大妃殉葬后,多尔衮,多铎由太宗抚养宫中。对于多尔衮,皇太极既有养育之恩,亦有杀母之仇。令外这里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其时孝庄亦为姑母孝端皇后育于宫中,小多尔衮一岁。由此我怀疑两人早已有染。详情后面提及,此处不赘。
2)踢皮球大赛多尔衮和豪格经过十七天的激烈争夺,廿六日,达成共识,由皇太极第九子年方六岁的福临嗣位,年号顺治。
十七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竞争又是激烈到何种程度,现存的史料中没有记载,不便乱猜测。《清史稿》卷二百四十九《索尼传》中有段记载,价值颇珍贵:
太宗(皇太极)崩后五日,睿亲王多尔衮诣三官庙,召索尼议册立。索尼曰:“先帝有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是夕,图赖诣索尼,告以定立皇子。黎明,两黄旗大臣盟于大清门,令两旗兵张弓挟矢,环立宫殿,率以诣崇政殿。诸王大臣列坐东西,索尼及巴图鲁鄂拜首言立皇子,睿亲王令暂退。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劝睿亲王即帝位,睿亲王犹豫未允,豫亲王曰:“若不允,当立我。我名在太祖遗诏。”睿亲王曰:“肃亲王亦有名,不独王也。” 豫亲王又曰:“不立我,论长当立礼亲王。” 礼亲王曰:“睿亲王若允,我国之福。否则当立皇子。我老矣,能胜此耶?”乃定议奉世祖即位。
索尼是两黄旗的重臣,多尔衮亲自去找他征求意见,得到的回答很坚决,但是有漏洞:索尼并没有说明非立豪格不可,按索尼话本意,只要是皇太极的儿子,哪个都行。索尼极有可能当天晚上将此事禀报了豪格,所以第二天黎明,两黄旗派兵包围了王公大臣议政的崇政殿,气氛十分紧张。诸王入殿坐毕,豪格和多尔衮是竞争对手,两人谁都不好先发话。首先挑起事端的还是索尼,他坚持立皇子,不过索尼的身份还不足以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发言,所以被多尔衮喝退。这时候多铎不甘示弱,直接提出立多尔衮,多铎辈分大,当然有资格发言,不过身为多尔衮的亲弟弟,态度如此直率未免欠托,所以多尔衮不接话茬。多铎为人憨厚鲁莽,竟然提出若不答应,就应当立自己为皇上,理由是太祖遗诏辅政王公中有他的名字,这个理由太荒唐了,以致多尔衮不得不出言喝斥,说遗诏中不光有你的名字,还有肃亲王的名字呢!巧妙地把皮球踢给豪格,想看看他的反应。但是豪格仍然一言不发,于是多铎又说,就算不立我,论辈分应该立礼亲王。皮球传给了代善,代善急忙表态,说多尔衮要是能答应继承皇位,最好不过,不然,就应该立皇子,我已经老了,不想再卷入其中。代善的发言非常重要,首先他表明了自己绝对没有当皇帝的野心;其次,他支持多尔衮继位;如果多尔衮不答应,就立皇子。他同样强调的是皇子而非豪格。这时候整体形势对多尔衮有利,但是两黄旗的伏兵在宫外已经剑拔弩张,两白旗想必也已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豪格本人依然不发一言。为了避免皇室火并,最佳的解决方案是双方各退一步,既然两黄旗和代善都已经表明支持立皇子,只要是皇子,无论是谁,只要被选定继承皇位,按照索尼先前的说法,双方就都不能再起事端。豪格没有制止索尼发言,等于默许,所以此时也不能节外生枝。多尔衮适时提出立皇六子福临,自己和济尔哈朗辅政,大家都无话快说。既然皇位仍归于了太宗之子,豪格就不能再辅政,不然又成两虎相争之势,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既然立福临,多尔衮就等于已经放弃了皇位,而豪格所代表的两黄旗,则是胜利者。从表面上看,多尔衮受的委屈要比豪格大,实际上豪格本人是彻底的失败者。但多尔衮一人辅政,难免大权独揽,所以选择和双方关系都较为疏远的济尔哈朗并辅,既可牵制多尔衮,也就等同代表了豪格的利益。这步棋走得天衣无缝,谁也挑不出毛病。
3)树欲静而风不止
顺治即位第一天,多尔衮率百官在殿前宣誓:“有不秉公辅理、妄自尊大者,天地谴之!”(《清史稿》卷二百十八诸王四多尔衮卷)谁知第二天,就发生了阿达礼、硕托私议立睿亲王的谋逆事件。事发,两人皆被处死。至于谁检举,谁下令处死,史稿中却记载矛盾。
《清史稿》卷四世祖本纪一载:
丁丑,多罗郡王阿达礼、固山贝子硕托谋立和硕睿亲王多尔衮,礼亲王代善与多尔衮发其谋。阿达礼、硕托伏诛。
《清史稿》卷二百十八诸王四多尔衮卷载:
郡王阿达礼、贝子硕托劝王自立,王发其谋,诛阿达礼、硕托。
《清史稿》卷二百十六诸王二代善卷载:
又发贝子硕托,郡王阿达礼私议立睿亲王,下法司,诛之。硕托,王次子;阿达礼,王孙也。
总不能是两人同时发现的吧?以两人的身份来看,代善先发觉的可能性要大许多,只是代善生性纯厚,为何要杀自己的亲骨肉?即使是多尔衮先发觉,以当时的形势,完全没有必要杀二人灭口。读史至此,踌躇不得其解。
近来辗转得到清史列传,读之方恍然大悟。真相之披露,事在顺治十二年。
顺治十二年,诏内外大小官直言时政,吏部副理事官彭长庚、;一等子许尔安如上疏颂睿亲王元功,请复爵号,修其墓,下王大臣议。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奏,长庚言……又言:“遇奸煽惑离间君臣,于郡王阿达礼、贝子硕托私谋拥戴,乃执大义,立置典型。”查阿达礼、硕托之伏法,由谋于礼亲王代善;礼亲王谴谕多尔衮,言词迫切,多尔衮惧罪及己,始行举首。
至此事情终于有了眉目。硕托叔侄谋于父祖之前,先跟多尔衮谈过,多尔衮并未表态,似是默许之意。继而谋于父祖,代善见识厉害,得知多尔衮不表态,其心轨测可疑。“言词迫切”四字,足见事态严重。因为当日的协议,无论是立福临即位还是多尔衮辅政,都是勉强达成的。豪格虽然是失败者,但手中仍然大权在握。只要多尔衮稍有逾越,足以造成豪格举兵的口实。代善的辈分决定了他的责任重大,必须铁面无私,绝对维护协议,才能牵制多尔衮,约束豪格。为了避免同室操戈、两败俱伤的结果,惟有大义灭亲。这虽是一壮举,却也悲惨之极。
4)福临的入选理由 多尔衮为何选福临即位,这是本文的重点。因为事关清朝入关后所有皇帝的宗系。我对于太后下嫁和福临身世的疑问,也都据此而出。
《清史稿》卷二百十九诸王五载:
太宗十一子:孝庄文皇后生世祖,敏惠恭和元妃科尔沁生第八子,懿靖大贵妃阿巴海博尔济吉特氏生襄亲王穆博果尔,元妃钮牯禄氏生洛博会,继妃乌喇纳喇氏生肃亲王豪格、洛格、侧妃叶赫那拉氏生承泽郡王硕塞,庶妃颜扎氏生辅国公叶布舒,庶妃纳喇氏生镇国公高塞,庶妃伊尔根觉罗氏生辅国公品级常舒,庶妃生镇国将军韬塞。洛格、洛博会及第八子,皆殇,无封。
十一子里面三子夭折,再去掉豪格和福临,还剩下六子。从年龄上看,当时比福临大的还有叶布舒(十七岁)、硕塞(十六岁)、高塞(七岁)、常舒(七岁)四子。多尔衮为何不在这五人当中选一个即位呢?我试着从各个方面来解释这个疑点。
其一:野心假设。假设多尔衮对政权仍有野心,想独揽朝纲。叶布舒和硕塞就自然被排除。十六、七岁的皇子即位,已经没有叔父摄政的必要了。豪格对此没有异议,可见也是“雄心不死”。反对派当时的意见是只要选皇子,谁都可以。既然豪格同意,他们也不便,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去考虑其他。反对派最关心的问题是,究竟由谁来继承皇位。是多尔衮还是皇子。
其二:嫡庶排除法。满人对于对嫡庶之分的重视,和汉人相比毫不逊色。多尔衮和豪格既然退出了这场皇权即位战,那么从剩下的皇子里所选之人,地位也不能太低。最起码也得是正宫正妃。先前我引《清史稿》中载:庶妃纳喇氏生镇国公高塞,庶妃伊尔根觉罗氏生辅国公品级常舒,这两个皇子虽然都只有七岁,符合多尔衮和豪格的野心要求,但属庶出,地位太低,不能被选为皇位继承人。嫡庶排除法同样适用于刚才已被我用野心排除法排除掉的叶不舒,因为他的母亲庶妃颜扎氏同样不是嫡系。硕塞之母侧妃叶赫那拉氏的地位倒是符合,但他的年龄注定被多尔衮和豪格从各自的利益角度排斥出局。
现在还剩下两个皇子,分别是太宗第十子韬塞和第十一子穆博果尔。论年龄都比福临小,先谈韬塞,史稿中对他的记载极为简略,只知道他初封镇国将军,康熙八年进辅国公。三十四年,卒。根据福临时年六岁、穆博果尔时年两岁来推算他的年龄应在3-5岁之间。这个年龄即位,比福临更符合多尔衮和豪格的利益。但根据史稿中的记载可以判断,他和生母都不得皇太极宠爱,甚至连他生母的姓名都不曾记载。这在有清一朝实属罕见。其中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今天已不得知。惟有一点可以确定,以韬塞母子当时的身份,如果被多尔衮和豪格选中,两人的野心就未免过于暴露,这个傀儡皇帝于情于理对大家也都交待不过去。
关于入选皇子,令我最费踌躇的是穆博果尔。当时福临的母亲封号是永福宫庄妃,在后宫中排位只是第五。而穆博果尔生母懿靖大贵妃阿巴海,要高出庄妃三级,地位仅在正宫皇后之下。从各个角度来看,当日选穆博果尔继承皇位,无论对于王公大臣还是多尔衮、豪格而言,都应是最佳方案。
从多尔衮的角度来看,如果他确有霸揽皇权的野心,找不出任何理由解释他不立穆博果尔。到此我方敢推翻先前的多尔衮野心假设。可是如此一来,他的举动就太矛盾,简直不符合逻辑。但多尔衮向来头脑清醒思维谨密,不像豪格容易冲动,有勇无谋。整个事件看来绝不是仓卒之举,而是精心预谋的布局。那么除了和庄妃有染,无法找出其他令人信服的解释。
至于豪格一方为何会同意这个决定,就比较容易解释的多。刚才经过我的排除,最后的皇位继承人只剩下福临和穆博果尔。而穆博果而时年只有两岁,如果即位,恐怕上朝都需要有奶娘于旁服侍,济尔哈朗虽说也是摄政王,但只是个摆设,实际不起一点作用。这个大家心知肚明。那整个朝政岂不都归了多尔衮一人所有?这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豪格也赞同立福临为君。此外,豪格的这个观点可以代表所有多尔衮即位反对派的大臣们。至于两黄旗的文武官员,这时候的斗争焦点仍聚集于:究竟是立皇子还是立多尔衮为君,其他已无暇顾虑。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太宗崩后五日,多尔衮召索尼策议新君这个举动,无法是要试探一下两黄旗的口实,得到回答的同时,策略已经制订完毕。可以说整个立位事件都是多尔衮精心布置的棋局,局面完全是按照他所希望的方向顺利发展。
5)清初第一疑案太后下嫁多尔衮的疑云之起,是由于张煌言收录在《奇云草》中的两首七绝,题为《建夷宫词》:
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 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掖庭犹说册阏氏,妙选孀闺作母仪; 椒寝梦回云雨散,错将虾子作龙儿。
建夷指得是建州之夷,是明朝遗民对清朝的蔑称。觞是盛酒的杯子。合卺指成婚。慈宁宫是孝庄住的地方。阏氏是汉代匈奴称呼君主的正妻。诗的前七句没有什么好解释的,无法是诋毁丑化敌国君主。最后一句颇费解。细推之,原来指得是多尔衮无子,以弟多铎之子为嗣。满文称侍卫为“虾”。多铎当时的职位有“领侍卫内大臣”一职。看来“虾子”指得是多尔衮的义子多尔博。也就是说,顺治子随母嫁,自为“龙儿”,不必以多铎的“虾子”为子。
先前我将这首诗作为无稽之谈,但从考证最后一句开始,稍有改变。后来细考,发现惊天大问题,暂且卖个关子,详情后述。
这首诗作于顺治七年。《清史稿》卷二百二十四列传十一张煌言传中的记载:七年,名振奉王居舟山,召煌言入卫……加兵部侍郎。
“王”指得是明朝的鲁王。张煌言身为大明遗臣,至死抗击清军。写诗诋毁丑化敌国,无可厚非。我的疑问在于,其时张身居舟山群岛,消息并不灵便,怎么能写出如此之诗,透露深宫内幕?
就最后一句来看,张对清廷十分了解。而其身居荒岛,消息从何而来,令人费思。
按现在的观点解释:一是鲁王在皇宫内有情报人员,这绝对不可能。鲁王当时的处境,比丧家犬好不了哪里,四处东躲西藏,绝无那个能力;二是此事已轰动天下,世人皆知。这同样也不可能。明亡后隐居荒野深山不仕者大有人在,为何当时别人没有记载?
庄妃下嫁多尔衮一案,四百年的野史中传闻千万,惜无一见于正史,无法辨其真伪。徐柯《清稗类钞》中记载较为详细公允。
太后下嫁摄政王
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元妃,于顺治己丑十二月二十八日薨。庚寅春,王纳肃亲王豪格之福晋,后颇指为多尔衮罪状。复又与太后婚。考世祖有两太后,一太宗元后,谥孝端文皇后,崩于顺治己丑,较前于其元妃之死者数月;一太宗妃,以生世祖,遂称太后。世祖崩后,康熙朝所孝养之太皇太后,一再奉以巡幸五台,至康熙丁卯始崩,谥为孝庄文皇后者也。下嫁者,未知为孝端,抑孝庄。意太后下嫁,并不降为王妃,故元妃之称自若,太后之称亦自若。张苍水诗集中有“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春”,为见于文字之一证。光绪间学士柯劭?,先世有通籍于顺治初年者,试策卷尚在礼部,窃取而归,则见其上有“皇父摄政王”字样,“皇父”字双抬,与皇上字相并,颂扬之词,固先皇父而后皇上也。今考顺治丁亥、己丑两科试策,得称皇父摄政王者,仍有三卷,有称皇叔父摄政王者,亦有仅颂皇上不及皇父者。惜每科前十卷进呈后留之内府,不归礼部,即存礼部,亦多散失,故仅得三卷。其时善颂者必甚多也。
相传当时太后下嫁,敕礼部议礼,部议成书六册,名曰《国母大婚典礼》。其领衔者为钱谦益。闻当时百官贺表,亦出钱手笔。高宗见其书,疾谦益,故虞山著述见摈于时。
考摄政王多尔衮殁于顺治庚寅,庚寅以后,当不复见试策。其婚太后,今不能丁其何年,亦未能见此项典礼原书,不敢信其为确。唯所称颂皇父之三卷,以其中一卷系武进董应誉,明崇祯壬午年举人,顺治己丑中式殿试,今录其颂皇父一节,以见当时士习。其辞云:“重以皇父摄政王,吁?伟伐,不殊一德阿衡。且启沃忠诚,早见东山赤舄,绸缪不遗桑土,何智计之周详也。吐握大汇风云,又何延揽之汲皇不暇也。是真伊周作相,应五百年兴王之会,合万国而倾心,?三十世开国之勋,大一统而为烈者矣。”
右一段冠以“重以”二字,乃先颂皇上而后及摄政王者,抬头字几于一句数见。当时不禁提行。遇抬头字多,行格稀疏,甚省笔墨,字亦草率多破体,绝无贴黄签出,盖当时士风,只求空疏不触忌讳无政治之谈,以避兴亡关系之语,即为合式。此可证皇父之称,为臣下之颂祷,非国初所讳言也。策卷较近代者纸稍薄易书,惟折叠较宽。董名在三甲第一百三十七。
某巨室抄本《东华录》中载此事,则有一诏书,誊黄宣示。略谓“太后盛年寡居,春花秋月,悄然不怡。朕贵为天子,以天下养,乃仅能养口体,而不能养志,使圣母以丧偶之故,日在愁烦抑郁之中,其何以教天下之孝?皇父摄政王现在鳏居,其身份容貌,皆为中国第一等人,太后颇愿纡尊下嫁。朕仰体慈衷,敬谨遵行,一应礼典,著所司预备”云云。
按:徐柯遍此书时,《清史稿》尚未面世,故许多史料不为人所知。文中所说的光绪间学士柯劭?,就是史稿的主编。顺治丁亥、己丑,指得是顺治四年和六年。张煌言诗作于顺治七年,张诗太后下嫁的推论终于出来了,答案是“皇父摄政王。”
《清史稿》卷二百十八诸王四多尔衮卷载:五年十一月,南郊礼成,赦诏曰:“叔父摄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加殊礼,以崇功德,尊为皇父摄政王。凡诏疏皆书之。”所以前引《清稗类钞》文中有“今考顺治丁亥、己丑两科试策,得称皇父摄政王者,仍有三卷,有称皇叔父摄政王者,亦有仅颂皇上不及皇父者。”至此,皇父之称的来源算是有了出处。
文中所说的“某巨室抄本《东华录》”今天已经是谁花钱都可以买到的普及读物了。《东华录》中记事真伪参半,根据所谓“誊黄宣示”的内容看,只能当做是齐东野语。
问题到此非但没有结束,反而愈发复杂化。刚才讲过,世人哄传太后下嫁多尔衮,得源于“皇父摄政王”的称号。但这个称号究竟由何而来,史书中却含糊其词。“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加殊礼,以崇功德。”,这个无可厚非。但“尊为皇父摄政王。”和前面的那些颂词并没无直接联系。多尔衮当时的身份,已位及人臣,除了“皇父”,似乎无法再给予别的封号。但是先前我讲过,满人极重嫡庶之分,即便多尔衮功劳盖天,“皇父”亦绝不可随便称呼。
“皇父”一词的来源困扰我多年不得其解。在日其间,曾查阅爱知大学馆藏满文老档。虽没有找到“皇父”的来源答案,但是发现太后下嫁相关旁证资料数份。
满文老档记载,满人虽重嫡庶,但是国初尚不习汉俗,尤其是妇人的贞操观念,和汉人大相径庭。满人习俗,夫死妇从叔,父死母从子。也就是说假设太后下嫁真有其事,在汉人中可以造成轰动,但在当时的满人看来,是毫不足奇的事情。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但是这个结论早已被我自己推翻,如果不在乎,何不明誉天下却闪烁其词?《东华录》中虽曾记载有“誊黄”宣示,但我已根据内容判断当属齐东野语。盖所谓“誊黄”内容,完全出自汉族无聊文人之手,无丝毫圣誊的威严谨慎。
近读《朝鲜李朝实录》方知,“皇父”称号非但举国轰动,甚至已经“声闻海外”。可见对“皇父”一称抱有疑问者,不独我一人。
《朝鲜仁祖李?实录》载:二十七年己丑(即清世祖顺治六年),二月壬寅,上曰:“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何举措?”金自点曰:“臣问于来使,则答曰:今则去叔字,朝贺之事,与皇帝一体云。”上曰:“然则二帝矣。”
朝鲜邦外属国,国王都发现此举与“二帝”无异。大清朝难道就真的荒唐到这种程度不成?当然不是。其时清廷正推崇儒教,广纳天下饱学之士。断不会做这种令世界当做笑柄的糊涂事,但“皇父”一词确已明诏天下,一朝二帝,已经是事实。
我先前曾撇开太后下嫁论,从安抚论的角度来解释顺治的举动。顺治前六年里,多尔衮南征北战,战功赫赫。清朝已统制中国绝大部分土地。并且多尔衮在朝内也施展手腕,先后设计诛杀豪格等反对派。顺治此时已和傀儡并无二异,就连“赦诏”中也明确讲明多尔衮“凡诏疏皆书之。”多尔衮实际上已经是没有加冕的皇帝,随时有可能废帝自立。顺治母子为了安抚他,给他一顶“皇父摄政王”的大帽子戴,等于让多尔衮当了太上皇。
这个结论也被我自己推翻。前面谈到皇权争夺战时我就讲过,如果多尔衮真有野心,当时绝不会立福临为君。再退一步,即使多尔衮立福临是缓兵之计,那么现在豪格已死,反对派已被压制。再看当时八旗兵力分配,情况如下:
两黄旗:一直是皇帝的嫡系军队,名义上归世祖,但多尔衮时为摄政王,实际上归他指挥。
两白旗:正白旗是多尔衮的嫡系。镶白旗旗主是多尔衮的弟弟多铎,也是多尔衮的嫡系。
正蓝旗:原本是四大贝勒之一的莽古儿泰所有,但莽早在太祖年间获罪被罢免,旗地收归皇太极所有,顺治初归多尔衮。名义上的旗主是多铎的儿子多尼。
镶蓝旗:郑亲王济尔哈朗所有。
正红旗:代善所有。
镶红旗:旗主为克勤郡王岳托,但多尔衮的同母哥哥阿济格亦持有一部分。
如上所述,八旗中多尔衮握有五个半旗的兵力。代善早已不问政事,唯一称得上是敌对力量的只有济尔哈朗,只有多尔衮愿意,可以随时灭掉他。在这种绝对压倒的优势之下,何事不可为?倘若多尔衮真有野心,单凭一顶“皇父摄政王”的大帽子,岂能盖住多尔衮的王者之心?
按正统观点,无论如何无法解释“皇父”的称号。世祖当时只有十二岁,看来问题还出在庄妃身上。
怀疑归怀疑,但依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论证庄妃下嫁多尔衮确有其事。我为此寝食难安,恍惚数日。后来偶读孟心史先生的《太后下嫁考实》,豁然开朗。
书云:蒋录(《蒋氏东华录》)于议摄政王罪状之文,有……但‘亲到皇宫内院’一句最可疑,然虽可疑,只可疑其渎乱宫廷,绝非世传之如太后大婚,且有大婚典礼之文,布告天下也。夫凌乱之事,何必即为太后之事?
心史先生的考证,推理严谨,言出必有据,我向来佩服之至。但先生30年代中叶去世,此后又发掘出不少珍贵资料,这些恐怕是先生在世时都没有见到的。上引先生文中最后一句话,未免强词夺理。如反问一句:“何必不为太后之事”?恐怕孟先生亦无法对答。既然心史先生已经承认多尔衮“亲到皇宫内院”之事不假,我斗胆妄言,据鄙先前所考,多尔衮于庄妃年岁相当,同养于宫中朝夕相处,还有在皇位继承人之争的种种表现来看,为了庄妃的可能性,要大于任何人。
现在回过头来说“皇父”的称号。我几乎可以确定和太后下嫁之事有关。野史中记载有“誊黄”宣示,纯属无稽之谈。因为“皇父”本身这个封号,就是“誊黄”!
由于心史先生紧握“誊黄”一事不放,查遍所有典籍都未曾发现,后世的许多学者也仿效学之,这只能算是心史先生的“误导”了。根本没有颁行的东西,去哪里能找的到?因为“皇父”称号本身就是“誊黄”,已经没有必要做过多的解释。
朝鲜国王对“皇父”的理解有误,不是一国二帝。多尔衮的地位实际上是太上皇。而庄妃则是太皇太后。这个绝妙的提议是谁先发明的,史书中没有记载,但用心之良苦,不得不感慨钦佩。
至于太后是否真有下嫁的举动,已无案可考。但已经不重要了。按照现在的话来说,无论太后和多尔衮属于“同居”或是“姘头”。太后失身已是定论。
这话绝对不能乱说,但庄妃死后别葬昭西陵一事,足以证明问题所在。
心史先生在《太后下嫁考实》中对此的论据亦十分严密。篇幅太长,不宜全文引用,唯其中有云:太宗昭陵,已有孝端合葬,第二后之不合葬者,累代有之……不能定为下嫁之证。
这句最为精辟!简直无懈可击。照心史先生的话来说,后代再纠缠这个问题就是多事了,但先生唯独不言庄妃葬于何时,莫非有意回避?
《清史稿》卷二百十四后妃列传孝庄文皇后传载:(康熙)二十六年九月,太后疾复作,上昼夜在视。十二月,步祷天坛,请灭算以益太后。读祝,上泣,陪祀诸王皆泣。太后疾大渐,命上曰:“太宗奉安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父子,当于孝陵附近安,我心始无遗。”己巳,崩,年七十五。上哀恸,欲于宫中持服二十七月,王大臣屡疏请尊遗诏,以日易月,始从之。命撤太后所居宫移见昌瑞山孝陵近地,号‘暂安奉殿’。二十七年四月,奉太后梓诣昌瑞山。自是,岁必诣谒。雍正三年十二月,即其地起陵,曰昭西陵。
康熙之孝顺祖母,不仅自古帝王家所未有,就是平常百姓家亦罕见。但三十四年不葬祖母,却怎么也说不过去。从孝庄临终遗言“太宗奉安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父子,当于孝陵附近安,我心始无遗。”来看,其中也是另有隐衷。除了与多尔衮有染,或是有更大的失节,无法找出其他解释。
太后下嫁的考证,到此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下嫁之举未免有,但失身之实的确存在。走笔至此,有欲罢不能之势,本想再从顺治身上举几个例子论证,骤然间突然有了一个惊天的假设。
6)顺治皇帝是私生子首先我必须声名,绝无哗众取宠的意味。并且我自己对这一假设并不抱有太大的希望。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但我愿意对此负责。
先前我谈起过张煌言的两首七绝。最后一句“错将虾子作龙儿”,经过考证得知指得是多尔衮无子一事。由此我开始关注多尔衮的私生活。
历来关于多尔衮的私生活传说纷纭,多尔衮被描绘成一个好色之徒。理由之一是害死豪格后,他马上将豪格之妻霸为福晋。豪格论辈分是多尔衮的侄子,侄妻都霸占,可见其好色无耻之至!乍一看是这么回事,细考则不然。论辈分多尔衮虽然是豪格的叔叔,但实际年龄比豪格还要小三岁,豪格的大福晋想必年龄相当,霸占这么一个黄脸婆,多尔衮应当主要还是出于政治报复的目的,和好色无耻恐怕扯不上什么关系。除此之外,史书中并没有相关多尔衮私生活放荡的记载。我否定多尔衮生活放荡、沉溺女色的主要原因还是和庄妃有关。如果多尔衮是好色之徒,断不会为了一个女人放弃江山。
豪格一死,已无人可以阻挡多尔衮称帝。傀儡皇帝至此可休矣。但多尔衮依旧满足于当他的摄政王或是“太上皇”(皇父),并没有任何图谋不轨的举动。我先前提到这和庄妃有关,并且怀疑两人早在少年时代就已青梅竹马。但光凭这个阻止多尔衮称帝好像不现实。“皇父”的称号虽然巧妙,但太上皇这个位子恐怕并不能满足抱有野心的多尔衮。他究竟为何甘心继续扶持福临为帝?推论至此,脑子里有了一个大胆的假设,莫非福临是多尔衮的私生子?!
如果这个推论成立,一切都释然而解。但论证此事绝非易事,台湾的高阳先生也曾怀疑过顺治是私生子,但旋即否定了自己的假设。理由是多尔衮与皇太极之间既有杀母之仇亦有养育之恩,长期陷于这种情感矛盾中,故做事多不可解。
作为历史小说家,高阳先生是成功的,但作为史学家,高先生却不敢令人恭维。皇太极的养育之恩是以多尔衮生母用性命换来的,绝不存在感激之情,所以不会有情感矛盾。如果多尔衮果真念及养育之恩,就不会和豪格争夺皇位,既已立福临为君,更不会寻隙杀豪格,霸其福晋。试问高先生,多尔衮此举,可曾顾及养育之恩否?
高阳先生亦已作古,不会回答我的问题了。少了个志趣相投的朋友,心下十分遗憾。好在尚没有他人对此抱有兴趣,我只得孤军作战。说不上是喜是悲,不过庆幸自己不用被他人的意见左右。
我对自己的这一大胆假设,并没有太大把握。只能说是怀疑,因为疑点甚多,但存疑之处亦不少。
疑点一:福临年生于崇德三正月甲午,那么庄妃怀孕当在崇德二年的三、四月间。崇德二年最重要的事是征朝鲜。史稿中记载:二月辛卯,上还盛京。四月己卯,多尔衮至盛京。从理论上来讲,多尔衮具备“作案”动机。但也只是具备而已。没有证据表明他曾出入内宫。因此,此条存疑。
疑点二:皇太极崩后,福临即位。一年内即平定江山。清军节节胜利。当然,这和吴三桂、洪承畴、祖大寿的归降以及其他客观条件不无关系。但多尔衮在战场上的表现异常亢奋,并且洪、祖归降都和多尔衮的努力争取有关。是报答皇太极还是为了福临,不得知。但先前的多尔衮也是能征善战,功勋赫赫。因此,此条亦存疑。
疑点三:《清史稿》载:(顺治七年)五月,率诸王贝勒猎于山海关,……八月,尊生母大妃为“孝烈恭敏献哲仁和赞天俪圣武皇后”,配享太庙。这个“荒唐”的举动竟然没有引起满朝的非议。甚至顺治母子也不反对。先前被尊为“皇父”,现在又加封生母为皇后。多尔衮实际上已经和皇帝无异。只是未及加冕。就算孝庄真的曾下嫁多尔衮,这个举动也无法解释其合法性。但假设即使孝庄没有下嫁多尔衮,而顺治是其私生子的话,此举可解。还有一点疑问是多尔衮其时还未回京,就急着尊母为皇后,莫非感觉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果然,继续往下看。
疑点四:多尔衮死前举动反常。《清史稿》接上续言:寻有疾,语贝子锡翰、内大臣席纳布库等曰:“予患此大戚,体复不快。上虽人主,独不能循家人礼一临幸乎?谓上幼冲,尔等皆亲近大臣也。”既又戒曰:“毋以予言请上临幸。”锡翰等出,追止之,不及,上幸王弟。王因责锡翰等,议罪当死,旋命贯之。
刚尊母为皇后就病了,而且病的还不轻。这也太蹊跷了。此外这段话里大有文章。怎么看都是父对子的抱怨,不是臣对君该说的话。多尔衮当时已经是“皇父”,权力之大无所不能。竟然对顺治不来看他一事耿耿于怀,实非常理可解。而且自己说完了也后悔,又嘱咐不要告诉皇帝。但既然嘱咐了,又派人去追,此亦反常。我怀疑他是否还说过什么别的话,但是史稿中没有记载。顺治不来,抱怨;来了又怪罪锡翰等人,而且议罪当死!多尔衮难道疯了不成?最后终究放他们一条生路,命“贯之”。“贯”字意义复杂,不好解释,但充其量也就是罚俸禄。从被论及当死到改为罚俸禄,这个罪名未免太莫名其妙了吧。就算多尔衮死前精神恍惚,语无伦次,难道顺治母子也疯了不成?还是另有隐情?这是我怀疑顺治是私生子的铁证之一,并且至今也没发现相关的争论考证。
疑点五:《清史稿》载:(顺治七年)十二月,(多尔衮)薨于喀喇城,年三十九。上闻之,震悼。丧还,率王大臣缟服迎奠东直门外。诏追尊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明年正月,尊妃为义皇后。配享太庙。
读史至此,目瞪口呆。诚然多尔衮领兵入关,一统天下。功勋最大。但难道就据此尊他为皇帝不成?这是有史以来前所未闻的奇举。“义”“成”二字尤为可疑。多尔衮毕竟是皇太极的兄弟,顺治的叔叔,“义”从何来?“成”从何来?难道是感谢他不废顺治自举为帝不成?
此条用太后下嫁论也无法解释。自古但闻父以子贵,兄以弟贵,从未听说夫以妻贵!况且就多尔衮的功勋而言,更没这个必要。如果福临不是亲骨肉,直接称帝纳了庄妃岂不要省事的多?
许多人都知道“满清十三朝”。史学家解释是因为清朝有十三个年号。(皇太极初命天聪,改国号为大清后复命崇德)。但这样一来只有十二个皇帝。不符合中国自古的史家记朝方法。历来一朝一皇帝,这是定理。如果以年号换算朝代,那宋朝皇帝动轨换年号,得有多少朝代?不过如果解释为加上多尔衮,有清一朝共十三个皇帝,所以称“满清十三朝”,应该合乎史记。毕竟多尔衮实际当了七年没有年号的皇帝。据此,“义”、“成”二字的由来,同样也解释的过去。
疑点六:顺治得知多尔衮的死讯,震悼也就罢了。灵柩返京时,率王大臣素服跑到东直门外去迎接,这难道还是君对臣所执之礼吗?更奇怪的是对于皇帝这一破天荒的举动,举朝上下竟然没有人阻止,令人夷非所以。
六点疑问中有四点铁证如山,因此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顺治是私生子,但尚存诸多疑问,其中最大的问题为顺治究竟是否知情。
7)女人心似海深我之所以始终不敢确定自己这一假设,就是因为在多尔衮死后,顺治皇帝的举动竟也变得反常。
多尔衮死时,弟弟多铎已于顺治六年三月染天花亡。时年三十六岁。至此多尔衮的同母兄弟唯存英亲王阿济格。多尔衮在顺治八年的正月既已被封为皇帝,按理说应该兄以弟贵,就算不跟着沾光,也绝无遭殃的道理。但事实是就在多尔衮尊为皇帝配享太庙的同时,阿济格竟然被幽禁。史稿中记载:正月,多尔衮薨于喀喇城,阿济格赴丧次,诸王夜临,独不至,召其子郡王劳亲以兵胁多尔衮所属使附己。丧还,上出迎,阿济格不去佩刀。劳亲兵至,与合军。多尔衮左右吁阿济格欲为乱,郑亲王济尔哈朗等遗人于路监之。还京师,议削爵,幽禁。
读这段总有欲加之罪的感觉。多尔衮尊帝的同时削阿济格的爵,隐约有不祥之兆。果然,史稿中又载:逾月,复议系别室,籍其家,诸子皆黜为庶人。
二月还发生了一件极富戏剧性的闹剧。先是“上以王近侍苏克萨哈、詹岱为议政大臣。”苏克萨哈、詹岱上疏诬告多尔衮生前欲“谋篡大位”。此事荒唐之极,盖多尔衮真想当皇帝,顺治早就被废,况且现在已尊为皇帝,不存在谋篡之说。但紧接着济尔哈朗等又上疏皇帝,网罗多尔衮诸多罪名,“冒死奏闻,原重加处治。”于是“诏削爵,撤宗庙,并罢孝烈皇后谥号庙享,黜宗室,籍没财产入官,多尔博归宗。”从多尔衮被尊为皇帝到抄家,前后不到一个月。沧海桑田的速度着实令人惊叹!
“多尔博归宗”,等于绝了多尔衮的后嗣。更有甚者,十月“监守者告阿济格将于囚地举火,赐死。劳亲同赐死。”我很难想象阿济格在囚地怎么举火,况且就是真准备越狱,计划必严密,又怎会让监守者发觉?杀人灭口,未免做的太过了些。
顺治时年只有十三岁,就算满人早熟,这个年纪恐怕也不会有如此狠毒的心计。何况上个月还素服跑到东直门迎接多尔衮的灵柩,感情不谓不深厚。看来问题还是出在庄妃身上。
考证到此,已是一团乱麻。自己都觉得有点不知所以云。但是按照我先前的假设,如果顺治皇帝是多尔衮的私生子,那么庄妃此举仍然可以解释。
多尔衮死后顺治皇帝的举动,已明显超越了常理,谁都能看得出顺治皇帝执的是父子之理。豪格虽死,但济尔哈朗仍然健在,并且朝中仍有反对多尔衮执政、甚至当年反对福临即位的王公大臣。(比如两黄旗),顺治如此继续下去,难免不露马脚,即使就此打住,也足令人怀疑他们母子和多尔衮之间的关系了。为了顾全大局,庄妃不得不设计先让苏克萨哈与詹岱当上议政大臣,然后由两人告发多尔衮。至于杀阿济格和其长子,无非是掩人耳目。顺治母子并没有赶尽杀绝。阿济格有子十一人,有爵位者亦有三人。和度先卒,劳亲赐死。镇国公傅勒赫夺职,削宗室。顺治十八年,“上谕傅勒赫无罪,复宗室。”时年顺治皇帝已经二十四岁,上谕系亲出无疑。可见杀阿济格和劳亲,无法是做做样子,迷惑济尔哈朗等人罢了。
但这个假设前提必须是顺治知情。翻遍史书,我无法找到相关材料证实我的推论,但前章所列疑点,想推翻也不容易。故我仍然坚信顺治早已知情。庄妃为保全多尔衮的骨肉和顺治的名声,其间付出之惨痛,用心之良苦,实非常人可以想象。
本章结束时,不禁又想到多尔衮无子的问题,满朝皆知多尔衮没有生育能力,自然也不会有人怀疑顺治皇帝的身世。实在不得不佩服多尔衮的心机过人、牺牲巨大。
8)百年后的昭雪
多尔衮于地下一百二十余年后,乾隆三十八年,高宗诏书为其雪冤。诏文太长,此处不便全文收录。文中有:“……朕念王果萌异志,兵权在握,何事不可为?乃不与彼时因利乘便,直至身后……有是理乎?……朕每览实录至此,未尝不为之坠泪。则王之立心行事,实为笃忠尽,咸厚恩,明君臣大义。乃由宵小奸谋,构成冤狱,岂可不为之昭雪?宜复还睿亲王封号,追谥曰忠,配享太庙。依亲王园寝制,修其?墓,令太常寺春秋致祭,其爵世袭罔替。”
另据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上谕:“……今其后嗣废绝,而?墓之在东直门外者,岁久益就榛芜,亦堪悯恻;着内务府派员往视缮修,仍为量植松楸,并准其近支王公等,以时祭扫。”
据此可见,百二十年间,多尔衮的近亲竟然连去扫墓都不被允许。顺治母子有难言之隐,可以谅解;雍正为人苛刻,也说得过去;唯独康熙素来以仁厚著称,每不念旧恶而喜与人为善,唯独此事竟然不置一言,可见隐痛之深。
康熙孝敬祖母为世所罕见,乾隆对于祖父的崇拜亦同样绝伦。当了六十年皇帝退位改作太上皇,就是为了不超过祖父康熙临朝六十年的记录,真乃孝心可嘉矣。雍正年间安葬孝庄文皇太后,乾隆年间为睿亲王昭雪,莫非都是康熙的遗诏?抑或是孝庄的安排?
2)踢皮球大赛多尔衮和豪格经过十七天的激烈争夺,廿六日,达成共识,由皇太极第九子年方六岁的福临嗣位,年号顺治。
十七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竞争又是激烈到何种程度,现存的史料中没有记载,不便乱猜测。《清史稿》卷二百四十九《索尼传》中有段记载,价值颇珍贵:
太宗(皇太极)崩后五日,睿亲王多尔衮诣三官庙,召索尼议册立。索尼曰:“先帝有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是夕,图赖诣索尼,告以定立皇子。黎明,两黄旗大臣盟于大清门,令两旗兵张弓挟矢,环立宫殿,率以诣崇政殿。诸王大臣列坐东西,索尼及巴图鲁鄂拜首言立皇子,睿亲王令暂退。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劝睿亲王即帝位,睿亲王犹豫未允,豫亲王曰:“若不允,当立我。我名在太祖遗诏。”睿亲王曰:“肃亲王亦有名,不独王也。” 豫亲王又曰:“不立我,论长当立礼亲王。” 礼亲王曰:“睿亲王若允,我国之福。否则当立皇子。我老矣,能胜此耶?”乃定议奉世祖即位。
索尼是两黄旗的重臣,多尔衮亲自去找他征求意见,得到的回答很坚决,但是有漏洞:索尼并没有说明非立豪格不可,按索尼话本意,只要是皇太极的儿子,哪个都行。索尼极有可能当天晚上将此事禀报了豪格,所以第二天黎明,两黄旗派兵包围了王公大臣议政的崇政殿,气氛十分紧张。诸王入殿坐毕,豪格和多尔衮是竞争对手,两人谁都不好先发话。首先挑起事端的还是索尼,他坚持立皇子,不过索尼的身份还不足以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发言,所以被多尔衮喝退。这时候多铎不甘示弱,直接提出立多尔衮,多铎辈分大,当然有资格发言,不过身为多尔衮的亲弟弟,态度如此直率未免欠托,所以多尔衮不接话茬。多铎为人憨厚鲁莽,竟然提出若不答应,就应当立自己为皇上,理由是太祖遗诏辅政王公中有他的名字,这个理由太荒唐了,以致多尔衮不得不出言喝斥,说遗诏中不光有你的名字,还有肃亲王的名字呢!巧妙地把皮球踢给豪格,想看看他的反应。但是豪格仍然一言不发,于是多铎又说,就算不立我,论辈分应该立礼亲王。皮球传给了代善,代善急忙表态,说多尔衮要是能答应继承皇位,最好不过,不然,就应该立皇子,我已经老了,不想再卷入其中。代善的发言非常重要,首先他表明了自己绝对没有当皇帝的野心;其次,他支持多尔衮继位;如果多尔衮不答应,就立皇子。他同样强调的是皇子而非豪格。这时候整体形势对多尔衮有利,但是两黄旗的伏兵在宫外已经剑拔弩张,两白旗想必也已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豪格本人依然不发一言。为了避免皇室火并,最佳的解决方案是双方各退一步,既然两黄旗和代善都已经表明支持立皇子,只要是皇子,无论是谁,只要被选定继承皇位,按照索尼先前的说法,双方就都不能再起事端。豪格没有制止索尼发言,等于默许,所以此时也不能节外生枝。多尔衮适时提出立皇六子福临,自己和济尔哈朗辅政,大家都无话快说。既然皇位仍归于了太宗之子,豪格就不能再辅政,不然又成两虎相争之势,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既然立福临,多尔衮就等于已经放弃了皇位,而豪格所代表的两黄旗,则是胜利者。从表面上看,多尔衮受的委屈要比豪格大,实际上豪格本人是彻底的失败者。但多尔衮一人辅政,难免大权独揽,所以选择和双方关系都较为疏远的济尔哈朗并辅,既可牵制多尔衮,也就等同代表了豪格的利益。这步棋走得天衣无缝,谁也挑不出毛病。
3)树欲静而风不止
顺治即位第一天,多尔衮率百官在殿前宣誓:“有不秉公辅理、妄自尊大者,天地谴之!”(《清史稿》卷二百十八诸王四多尔衮卷)谁知第二天,就发生了阿达礼、硕托私议立睿亲王的谋逆事件。事发,两人皆被处死。至于谁检举,谁下令处死,史稿中却记载矛盾。
《清史稿》卷四世祖本纪一载:
丁丑,多罗郡王阿达礼、固山贝子硕托谋立和硕睿亲王多尔衮,礼亲王代善与多尔衮发其谋。阿达礼、硕托伏诛。
《清史稿》卷二百十八诸王四多尔衮卷载:
郡王阿达礼、贝子硕托劝王自立,王发其谋,诛阿达礼、硕托。
《清史稿》卷二百十六诸王二代善卷载:
又发贝子硕托,郡王阿达礼私议立睿亲王,下法司,诛之。硕托,王次子;阿达礼,王孙也。
总不能是两人同时发现的吧?以两人的身份来看,代善先发觉的可能性要大许多,只是代善生性纯厚,为何要杀自己的亲骨肉?即使是多尔衮先发觉,以当时的形势,完全没有必要杀二人灭口。读史至此,踌躇不得其解。
近来辗转得到清史列传,读之方恍然大悟。真相之披露,事在顺治十二年。
顺治十二年,诏内外大小官直言时政,吏部副理事官彭长庚、;一等子许尔安如上疏颂睿亲王元功,请复爵号,修其墓,下王大臣议。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奏,长庚言……又言:“遇奸煽惑离间君臣,于郡王阿达礼、贝子硕托私谋拥戴,乃执大义,立置典型。”查阿达礼、硕托之伏法,由谋于礼亲王代善;礼亲王谴谕多尔衮,言词迫切,多尔衮惧罪及己,始行举首。
至此事情终于有了眉目。硕托叔侄谋于父祖之前,先跟多尔衮谈过,多尔衮并未表态,似是默许之意。继而谋于父祖,代善见识厉害,得知多尔衮不表态,其心轨测可疑。“言词迫切”四字,足见事态严重。因为当日的协议,无论是立福临即位还是多尔衮辅政,都是勉强达成的。豪格虽然是失败者,但手中仍然大权在握。只要多尔衮稍有逾越,足以造成豪格举兵的口实。代善的辈分决定了他的责任重大,必须铁面无私,绝对维护协议,才能牵制多尔衮,约束豪格。为了避免同室操戈、两败俱伤的结果,惟有大义灭亲。这虽是一壮举,却也悲惨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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