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勘罪进程中,国王极力主意要宽大犯人,提议施放鸟枪的6名主犯处斩、妻子为奴;其余越境者19名因同参越境亦处死;中央官别离处以革职流二千里、降等二级或五级。勘罪进程完结后,清使申请国王拟定一份谢罪书。此时,朝鲜三公到楹外自请受罚,主意让国王以文字书写好像供答于事体不安。最后,清使不得以让国王用语言示意谢罪,国霸道:“边民犯法潜越放鸟枪损伤官人”,“非敢有一毫漫忽之心,而事至于此,莫非禁令不严之致,今奉皇敕惶悚罔措”。至此,共审犯人的程序全副完结。事件至此几无大碍,朝鲜朝臣也大多以为万幸,由于国王没有遭到太大污辱。然而紧接着却一波三折。朝鲜派出以右议政郑载嵩为首的三使臣组成陈奏使返回北京时,从回还冬至使那里打听到国王被罚银二万两的音讯,三使臣愤愤然,当即决议呈文礼部为国王辩解。他们旁征博引,罗列历代朝鲜人得罪清朝时处罚止于自己而未及国王的事例,指出罚银国王“有乖于大朝前后体贴之盛典”。接到三使臣的呈文后,清朝廷内有人主意立即捉拿三使臣,也有人主意将其押解回国宽大。但皇帝的态度却较为宽容,当礼部提议下发敕书时,皇帝指出“此非小事,不必特降谕旨,但照所撰敕语,令该部缮本具奏,俟启奏时,止票依议耳。”皇帝思考事发当初已经下敕书令察议国王,假如再发敕书问罪三使臣,不免使事体变得过于重大。于是,皇帝令礼部奏闻时写上问罪三使臣的内容,他自己只表“依议”,以保大体。第二年闰4月的清礼部咨文堪称是礼部与皇帝的协作品。首先,罗列最近朝鲜的种种“罪行”,如清使到汉城时国王没有恪守郊迎之礼;朝鲜使臣在北京违禁置办野史,并提出辨诬申请;以日本为借口申请军援,起初却没有任何音讯;三藩之乱时用浮词探真假等。其次,罗列清朝历代罚银朝鲜国王,以及礼部提议后被皇帝免议的事例,呵斥“以从前之姑宽者为例,反谓无可罚之情,何其谬欤?”并呵斥“卑职不告其君,而轻弄笔端横开祸始,皆由其国主弱臣强”。最后,礼部提议将郑载嵩等三使臣抓捕并押解朝鲜重处。对此,皇帝谕令“免其严拿,其他依议”。上述礼部咨文给朝鲜朝廷以宏大冲击。罚银国王早在预料之中,然而,礼部罗列朝鲜的种种“罪行”,特别是呵斥朝鲜“主弱臣强”,这被以为是对朝鲜君臣的莫大侮辱。国王指出这是丙子乱以来从未有过的污辱。朝鲜急于寻求善后策,首先,派出以左议政南九万为首的谢恩使,对清朝没有拿问三使臣示意谢恩,并提议将三使臣革职、定配。其次,国王下令迅速制订避免边民越境的条例,即所谓“南北参商沿边犯越禁断事目”,包括制止南北参商贸易、制止东南边采参、制止沿边地区犯越等内容。其中,无关犯越者的处罚,规则东南边犯越者不论采参还是狩猎,也不论是首倡还是随从,一概在境上枭示。为了避免边民潜入废四郡地区采参,在废四郡1000余里中央加设把守100处。还将这次事情的越江处厚州郡,从行政建置中抹掉,将军民人等全副撤出。此事目颁布后,朝鲜实施近二十年的禁参政策,导致包括废四郡在内的东南沿边开发缓慢的重大结果。
最终对犯人及中央官的处罚,虽说比朝鲜最初提议的减轻了许多,然而,施放鸟枪的主犯6人仍被处斩,其余越境者流配边地,国王被罚银二万两,郑载嵩等三使臣降等四级仍可调用。另外,朝鲜四起谢罪、谢恩方物照样发回,充做来年冬至方物,并规则不准再送谢罪方物。清朝对这起事情的解决,总的来说表现了严中有宽,严宽并用的准则,但其主调仍是严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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