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和文艺界的这些褒的内容，概括起来，还是《清史稿》中褒康熙和乾隆的那些内容。在《清史稿》中，圣祖本记后面的论说是：“经文讳武，寰宇统一。”“崇儒重道”，“几暇格物，豁贯天人，尤为古今所未 ”。世宗本纪后面的论说是：“圣祖政尚惠仁，世宗以严明继之。”高宗本纪后面的论说则是：“运际郅隆，励精图治，开疆拓宇，四征不庭， 文奋武，於斯为盛。”可以看出，对康熙和乾隆，完全是褒的，而对雍正，则用婉转的语言贬的。现在对这三朝的宣传，与《清史稿》的不同之处，是把雍正朝也褒进去了。既然宣传的影响已经如此之大，对这三个“大帝”该不该如此歌颂，也就应该讨论讨论了。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当然应该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不能以现代人的标准去要求。对古代的皇帝也是如此。评古人的功过要全面，不能以过盖功，也不能以功盖过。有过不要写成一无是处，同样，有功不要写成样样都好。本文不是全面评价这三朝的皇帝，而是针对现在评价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作为皇帝把国家看作是他自己的，是自然的事，现代人不必用是否实行民主去要求他。但要说一个皇帝是伟大的，至少他的作为，是能使国家在走向进步的基础上，做到国富民强。即使在他看来这是“朕”的天下，也应该是个“兴家子”而不是“败家子”。康雍乾的颂扬者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宣传的重点就在于这三个“大帝”是“兴”了清王朝，历史上也称这三朝时期为盛世。我认为，对这一说法，有几点必需澄清。
首先，古代帝王的用兵，中国史书历来有褒贬两种说法：“武功旷世”和“穷兵犊武”。取何种评价，就要看它对国家所造成的结果。
作为康雍乾三朝统治的特色，就是不惜采用任何手段，巩固刚建立起来的新王朝。中国历朝开国后，都要对内动武。打天下靠的是刀把子，天下得到了，就要从拿刀的人手中夺过刀来，以免这刀把子会砍向自己。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算是客气的，朱元璋炮轰功臣楼就不客气了。满清入关统治了全中国，对这个少数民族来说，是件不容易的大事。军事占领成功了，维持统治却不容易。新皇朝的统治者当然也要收刀把子。杀鳌拜就是一例。清与明不同的是，建朝之初手握重兵的，除八旗外，还有叛明有功的明朝将领。他们想到的威胁，首先是这些汉人会反抗，因此要用一切手段进行镇压。对削三藩的军事行动可以用各种名义去解释，但无论如何也否定不了其根本目的是要将兵权从汉人手上夺回。为此而化费多少钱财，牺牲多少生命，都是无关紧要的了。对这种军事行动，后人评价为实现“大一统”的伟大功绩，实在是太牵强了。这三藩本来就是在帮助清室夺取全中国，统一全中国。他们的“王”也是清朝皇帝封的，他们所辖之地从来就是清朝治下的一部份。分裂之事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种“大一统”名义下的军事行动，其实只是皇帝集大权所必需，是最高统治者巩固自己地位的手段。
其次，与这种军事行动同时进行的，是在国内实行残酷的特务统治。对打着“反清复明”旗号的人，几乎是要斩尽杀绝。到雍正时期，更是特务横行。在这种特务统治下，不仅反清者被镇压，只要是被怀疑为异已的也没有幸免的。对这种镇压，过去都把吕留良，甘凤池，吕四娘这些“反清复明”的传奇人物当作民族英雄来宣传的。当然，这些人的思想，是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成份的。但在清朝统治时期，老百姓因受当朝的压迫，要借这些人物来表达自己对当局的不满。孙中山先生革命时也以“驱逐鞑虏”相号召。对此不能仅仅看作狭隘的民族主义，应该看作中国人对清皇朝统治不满的反映。因此，在民国建立后，这些人物还是在民间受到称颂。但是在现在，清皇朝倒台已九十多年了，这些人物却都变成了十恶不赦的人，原因就在于他们“作乱”，作“一统天下”的清室的乱。我们对古代的皇帝要作“历史主义”的分析，同样，对这些被民众颂扬的人，也应该作历史主义的分析。
第三，“武”的如此，“文”的又是如何呢？说到“文”，归根到底就是对知识分子的问题。《淮南子》上说，统治者不重视知识分子，国家就不会强。这三朝大搞文字狱，对知识分子大开杀戒，杀到不分清红皂白的程度，可以说是一个特点，史书上是有明白记载的。“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样毫无政治含义的雅句也可被指为骂大清而抓去杀头，早已是人人皆知之事。在评论这三朝的“文治”时，也必须考虑乾隆朝《四库全书》的编写一事。应该说，这部全书的编成，有决策者之功，也有编辑者之功。此书收集保存了大量文献，是一大功劳。但此书又排除了大量被认为对清朝统治不利的文献。这种排除，只是牵强附会地排除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献而已。因此，在肯定《四库全书》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同时，对清王朝的作用，必须与清初的“文字狱”联系起来考察。这部全书的编写原则之一，就是绝对不能将不利于清皇朝统治的内容编入。在清入关统治中国前，列朝列代的学术著作，是不可能去反对清朝统治的。编者们唯一的办法，当然只有尽量小心，宁可多删，也不能漏进一些可作把柄的内容，以免遭到杀身之祸。这种从政治目的出发牵强附会地排除，结果是将大量有价值的文献被删了。这么多的知识分子作出的努力，因为这种野蛮的政治限制，造成这部全书的巨大缺陷。因此，在看待这三朝的“文”治时，决不能无视当时的文人是处在“武”力高压下，不能无视惨酷的文字狱。看到清初的“文字狱”还不能无视它对以后的影响。此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敢再以脑袋试刀，在学术上只能去搞搞考据，形成乾嘉学派。这种考据对中国古籍的整理，确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知识分子的不敢言，就如《淮南子》上所说，对国家的衰落，种下了根子。
第四，从康熙到乾隆的反贪行动，是被宣扬得最多的。这可能是当前的民心所需而出现的特殊现象。当时的反贪行动确实不少，但这并不值得歌颂。因为这种反贪事实上没有取得什么大的成效。之所以没有成效，则是因为官员中大量贪赃枉法现象的存在，根子就在清皇朝的优待八旗子弟，就在它极端专制下的特务统治。在这种格局下，贪赃枉法的旗人是无人敢动他的。受欺压被勒索的百姓是无权申诉的。皇帝反贪的决心看来不小，但决不会大到挖自己统治的根基。杀谁保谁，实际上并不取决于官吏们的清廉与否，而是取决于官吏们对皇帝忠与不忠。因此，这三朝“盛世”的反贪没有结果，是注定的。
可以说，延续了近一个半世纪的康雍乾三朝，是以削汉藩的军事行动和杀异已的特务统治为特色的。它的直接效果是显著的：手握大权的重臣压下去了，手握重兵的藩王被消灭了，反满分子被镇压了，知识分子不敢讲话了。这种行动的结果，是以残民伤财来换取这个新王朝的统治者的龙椅的稳固感。之所以说是“稳固感”，是因为实际上并不稳固。因为这种行动是落后的表现，绝对说不上有什么进步意义。因而它不可能稳固的。康熙和乾隆在位都超过六十年，也被人颂扬为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但是，一个人可以统治一个国家六十年，这现象本身就是落后的表现。在六十年前上台的统治者带领下的国家，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进步的。
然而，以上这些还只是一些具体问题，影响不到对这三朝的总体评价。评价这三朝的根本问题，在于这一时期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帝王时代不同了。作为中国的统治者，在这种世界环境中，是能带着国家跟上形势，还是躺在龙椅上陶醉于“天朝大国”的美名，最后坐失时机，使国家越来越落后。
当时的世界，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开创时期。我们可以在时间上作一对比：
康熙朝的时间是1662-1722年，雍正朝是1723-1735年，乾隆朝是1736-1796。从1662-1796这一百三十五年的时间里，西方国家开始了资本主义革命，并开始进行工业革命。在中国的康熙朝之前，英国刚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建立共和，大约相当于康熙朝的早期，1660-1685年经历了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1688年又经过光荣革命，在康熙朝的末期，1721年出现了政党内阁。在乾隆朝的中期，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到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完成。法国则在康熙朝中期，1789年巴黎武装起义成功，制宪议会通过《人权宣言》，1791年又通过宪法。在中国的康雍乾三朝“盛世”的大部份时间里，美国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到乾隆朝的中期，1776年，大陆会议通过杰弗逊等人起草的《独立宣言》。1781年独立战争结束，1783年英国承认了美国独立。英，法，美等国建立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它使得工业革命成为可能，并取得经济和科技的革命性突破。它使英法等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原来还是殖民地的的美国，也因为在独立战争中确立了比英法等国更民主的制度，独立后在经济技术上取得比英法更快的发展。
中国一直自视为“天朝大国”，国势盛衰，不是只看是否能征服周边少数民族，而是要看在当时世界上是否走在潮流的前面，是否代表进步力量。康雍乾三朝统治者在世界发展的关键时刻，是走在世界发展的前面，还是与世界同步发展，还是落在世界发展的后面呢？如果是走在前面的，他们无疑是伟大的。如果是与世界同步发展的，他们也可列为有功人物。但如果是落在世界后面的，并且使中国在世界的发展竞争中失去良机。那么，这“伟大”两字就无从说起了。在世界处于同样的封建时代，一国的统治者能对内巩固统治，对外扩大版图，后人称颂他为“大帝”，还说得过去。但在世界制度向先进的大变革中，一国的统治者使这个国家坐失良机，就只能冠以“目光短浅”和“落后”。当时，资本主义已经出现，清室的这三朝则在世界进步的潮流中忙于杀伐和消耗国力，坚持原来的制度不前进，却没有丝毫改变这种落后现象的措施，使中国在根本上落后了。这种落后，不是生产数字有多少发展的统计所能弥补的。这是功还是过？再怎么宽大，也不能说这三个皇帝为“英明圣君”。他们在当时还能关起门来称大王，但隔了嘉庆一代，到道光时，原来被我们“天朝大国”瞧不起的“夷人”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了，成为“外强”了。“天朝大国”的门却关不住了，就只有挨打。原因就在于自己弱了。这个“弱”不是一天形成的，中国人早就知道自己是“积弱”，是由上面一代一代积成的。清朝被“外夷”打的是道光以后几朝，祸根则在这三位“大帝”所制造的“盛世”。
讨论某些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总离不开方法论上的问题。歌颂康雍乾的论点，总是以历史主义不能苛求古人为由。其实，历史主义并不是要论者将论点纳入当时历史，而是以现在的观点分析当时的历史条件。本文不是专门论述历史主义的，只是有关对三朝的评论，认为需要注意两点：
第一，论者对这三朝皇帝歌功颂德，不能将“功”全纳入他们身上，将过一概归诸“佞臣”。这种方法在评论其他“贤明圣君”时也常会出现。其结果，当然是圣君永远无过。这不是现代人在评历史，而是当时的臣下在颂皇帝。 第二，历史剧以历史事件说现在要说的话，弄得史事面目全非，引起史学界的不满。其实，作为戏剧作品，有些不符历史真实，还是可以的。倒是史学界自身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是不能允许的。自从郭沫若在解放前“古为今用”以来，解放后史学界中很多人或多或少沾此种手法的边。要“为今用”，对史事和历史人物的取材，即使是真实的，也必然带有随意性。为今所需即采纳，不为今所需即抛弃，那里还有什么历史本来面目？“以古颂今”和“以古讽今”都不可取。历史对现实的作用，是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总结前人的经验，使当代的人能以史为鉴。这种总结不应是直接具体地借用，而是要总结其规律，以规律来为现代所用。“以古喻今”，不是“为今用”，只是为一时的宣传某一观点而糟蹋历史。 第三，从康雍乾又可以想到中国几千年皇朝在统治集团内的“斧光烛影”，在治理国家中的“误国殃民”。中国几千年文化的精华，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艺术各方面都能反映出来，糟粕也能在这些方面反映。在描述中国文化时，重大误区是将帝王的行为说成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帝王被尊为“万岁”，是正义的象征，反帝王者被贬为乱臣贼子，还必定是贪官污吏。其实，帝王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历史现象，各个帝王就一定有差别，有功有过。但当世界发展到资本主义后，中国的现实是帝王成了保守的象征，不管他个人品德如何，起的就是阻碍中国进步的作用。而统治集团中的争权夺利，则无论那一时期，都是中国文化糟粕的表现。反帝王者之中，当然有许多就是野心家，想取而代之。而这种“过”，也不过与帝王之过相同。至于是与帝王的昏庸相对抗的“抗上”，则是不应否定的。二十一世纪的史学，不应再有“遇犯上者必斥之”的现象了。
可以说，延续了近一个半世纪的康雍乾三朝，是以削汉藩的军事行动和杀异已的特务统治为特色的。它的直接效果是显著的：手握大权的重臣压下去了，手握重兵的藩王被消灭了，反满分子被镇压了，知识分子不敢讲话了。这种行动的结果，是以残民伤财来换取这个新王朝的统治者的龙椅的稳固感。之所以说是“稳固感”，是因为实际上并不稳固。因为这种行动是落后的表现，绝对说不上有什么进步意义。因而它不可能稳固的。康熙和乾隆在位都超过六十年，也被人颂扬为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但是，一个人可以统治一个国家六十年，这现象本身就是落后的表现。在六十年前上台的统治者带领下的国家，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进步的。
然而，以上这些还只是一些具体问题，影响不到对这三朝的总体评价。评价这三朝的根本问题，在于这一时期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帝王时代不同了。作为中国的统治者，在这种世界环境中，是能带着国家跟上形势，还是躺在龙椅上陶醉于“天朝大国”的美名，最后坐失时机，使国家越来越落后。
当时的世界，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开创时期。我们可以在时间上作一对比：
康熙朝的时间是1662-1722年，雍正朝是1723-1735年，乾隆朝是1736-1796。从1662-1796这一百三十五年的时间里，西方国家开始了资本主义革命，并开始进行工业革命。在中国的康熙朝之前，英国刚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建立共和，大约相当于康熙朝的早期，1660-1685年经历了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1688年又经过光荣革命，在康熙朝的末期，1721年出现了政党内阁。在乾隆朝的中期，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到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完成。法国则在康熙朝中期，1789年巴黎武装起义成功，制宪议会通过《人权宣言》，1791年又通过宪法。在中国的康雍乾三朝“盛世”的大部份时间里，美国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到乾隆朝的中期，1776年，大陆会议通过杰弗逊等人起草的《独立宣言》。1781年独立战争结束，1783年英国承认了美国独立。英，法，美等国建立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它使得工业革命成为可能，并取得经济和科技的革命性突破。它使英法等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原来还是殖民地的的美国，也因为在独立战争中确立了比英法等国更民主的制度，独立后在经济技术上取得比英法更快的发展。
中国一直自视为“天朝大国”，国势盛衰，不是只看是否能征服周边少数民族，而是要看在当时世界上是否走在潮流的前面，是否代表进步力量。康雍乾三朝统治者在世界发展的关键时刻，是走在世界发展的前面，还是与世界同步发展，还是落在世界发展的后面呢？如果是走在前面的，他们无疑是伟大的。如果是与世界同步发展的，他们也可列为有功人物。但如果是落在世界后面的，并且使中国在世界的发展竞争中失去良机。那么，这“伟大”两字就无从说起了。在世界处于同样的封建时代，一国的统治者能对内巩固统治，对外扩大版图，后人称颂他为“大帝”，还说得过去。但在世界制度向先进的大变革中，一国的统治者使这个国家坐失良机，就只能冠以“目光短浅”和“落后”。当时，资本主义已经出现，清室的这三朝则在世界进步的潮流中忙于杀伐和消耗国力，坚持原来的制度不前进，却没有丝毫改变这种落后现象的措施，使中国在根本上落后了。这种落后，不是生产数字有多少发展的统计所能弥补的。这是功还是过？再怎么宽大，也不能说这三个皇帝为“英明圣君”。他们在当时还能关起门来称大王，但隔了嘉庆一代，到道光时，原来被我们“天朝大国”瞧不起的“夷人”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了，成为“外强”了。“天朝大国”的门却关不住了，就只有挨打。原因就在于自己弱了。这个“弱”不是一天形成的，中国人早就知道自己是“积弱”，是由上面一代一代积成的。清朝被“外夷”打的是道光以后几朝，祸根则在这三位“大帝”所制造的“盛世”。
讨论某些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总离不开方法论上的问题。歌颂康雍乾的论点，总是以历史主义不能苛求古人为由。其实，历史主义并不是要论者将论点纳入当时历史，而是以现在的观点分析当时的历史条件。本文不是专门论述历史主义的，只是有关对三朝的评论，认为需要注意两点：
第一，论者对这三朝皇帝歌功颂德，不能将“功”全纳入他们身上，将过一概归诸“佞臣”。这种方法在评论其他“贤明圣君”时也常会出现。其结果，当然是圣君永远无过。这不是现代人在评历史，而是当时的臣下在颂皇帝。 第二，历史剧以历史事件说现在要说的话，弄得史事面目全非，引起史学界的不满。其实，作为戏剧作品，有些不符历史真实，还是可以的。倒是史学界自身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是不能允许的。自从郭沫若在解放前“古为今用”以来，解放后史学界中很多人或多或少沾此种手法的边。要“为今用”，对史事和历史人物的取材，即使是真实的，也必然带有随意性。为今所需即采纳，不为今所需即抛弃，那里还有什么历史本来面目？“以古颂今”和“以古讽今”都不可取。历史对现实的作用，是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总结前人的经验，使当代的人能以史为鉴。这种总结不应是直接具体地借用，而是要总结其规律，以规律来为现代所用。“以古喻今”，不是“为今用”，只是为一时的宣传某一观点而糟蹋历史。 第三，从康雍乾又可以想到中国几千年皇朝在统治集团内的“斧光烛影”，在治理国家中的“误国殃民”。中国几千年文化的精华，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艺术各方面都能反映出来，糟粕也能在这些方面反映。在描述中国文化时，重大误区是将帝王的行为说成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帝王被尊为“万岁”，是正义的象征，反帝王者被贬为乱臣贼子，还必定是贪官污吏。其实，帝王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历史现象，各个帝王就一定有差别，有功有过。但当世界发展到资本主义后，中国的现实是帝王成了保守的象征，不管他个人品德如何，起的就是阻碍中国进步的作用。而统治集团中的争权夺利，则无论那一时期，都是中国文化糟粕的表现。反帝王者之中，当然有许多就是野心家，想取而代之。而这种“过”，也不过与帝王之过相同。至于是与帝王的昏庸相对抗的“抗上”，则是不应否定的。二十一世纪的史学，不应再有“遇犯上者必斥之”的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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