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自然灾害是经常发生的，而它对社会秩序、人民生活的影响，不但与灾害本身的严重程度密切关联，而且更取决于特定时代条件、社会状况下的人为救助能力和水平。这里我们要说的，是130年前清朝光绪初年发生特大旱荒的情形。因为那场灾荒的严重程度是百年不遇的，而高峰年份是在干支纪年法的丁丑、戊寅年（光绪三、四年，1877、1878年），所以历史上通常称作“丁戊奇荒”。
旱情：连续几年大旱少雨
旱灾是最常见的自然灾害之一，特别是在降水较少的中国北方，它更是司空见惯。而光绪初年主要发生在华北地区的那场大旱灾，不仅仅是在丁丑、戊寅两年，而是前垫后续地迁延了四五年之久：光绪元年（1875年），该区的旱象已见苗头，第二年更趋明显，接下来两年“登峰造极”，后边则还有余波绵延。在涉及的地域范围上，山西、河南受灾最烈，直隶、山东也是较重灾区，另外，还涉及华北范围以外的陕西（亦重灾区）以及陇东、川北、苏北、皖北等地。
至于旱象，就拿丁丑年山西的情况来说，整个春季滴雨未落，及至入夏之后，虽说偶有雨下，但那雨就像民间所说的“知了尿尿”，难能湿透地皮。麦收自然无望，夏种也难进行，强行补种点什么东西，要么连苗都出不来，要么勉强出苗后就又很快枯萎。何止山西，又何止此一年，在波及数省的广大区域，一连几年的时间里，大旱少雨，不少地方农事几废，灾情的严重可想而知。
当时外国传教士在华所办的《万国公报》上载文有云：“天祸晋豫，一年不雨，二年不雨，三年不雨，水泉枯，岁?饥，无禾无麦，无粱菽黍稷，无蔬无果”。又岂止晋、豫两省，所谓天干地燥，烈日如焚，河道断流，沟渠俱枯，田土龟裂，赤野千里，这类的写真，是各地灾区多有过的惨象。
饥荒：死者被偷去割食
严重灾害导致惨酷饥荒的发生。还是上面引及的《万国公报》上的那篇文字中说：“官仓匮，民储馨，市贩绝，客粜阻。斗米千钱，斗米三千钱，斗米五千钱……卖田，卖屋，卖牛马，卖车辆，卖农具，卖衣服器具，卖妻，卖女，卖儿。食草根，食树皮，食牛皮，食石粉，食泥，食纸，食丝絮，食死人肉，食死人骨。路人相食，家人相食，食人者为人食，亲友不敢相过……饿殍载途，百骨盈野。”
你看，储藏匮乏，商旅大困，粮价飞涨，人畜皆饥，变卖一切可卖的东西，甚至妻子儿女，食一切本不可食之物，甚至人肉人骨，即使如此，也难逃一条死路，终造成“饿殍载途，百骨盈野”的一派惨象。当然，其表述或有绝对化意味，但所涉及的种种现象都不为虚，皆有真实存在。
当时山西巡抚曾国荃（曾国藩的弟弟）在给清廷的奏报中说，“树皮草根之可食者，（饥民）莫不饭茹殆尽。且多掘观音白泥以充饥者，苟延一息之残喘，不数日间，泥性发涨，腹破摧肠，同归于尽”。即使“食人”这等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在当时也绝非子虚和罕见。
时人记述：死者有的被人偷去割食，就像宰杀猪羊那般肢解取肉；有的甚至是把活人弄到别人看不见的地方而杀掉，将其肉或是自食，或是卖掉；竟有妇女躺在死人的身上嘶嚼其肉；有人则把饿死者的尸体悬挂在富家的门口上，或是割下其头来扔进人家门里，作为诈索取食的手段，而像这类骇人听闻的事情，竟然“层见叠出 ”。
不要说寻常百姓，就是到灾区办赈的官员及其随员，也面临被人杀而食之的危险。一个叫罗嘉福的官员，被派往山西襄办赈务，行之中途，其原本随行的儿子忽然不见，找来找去，最后才知道“已为人所食矣”。还有一个叫黄贻楫的官员，在河南襄办赈事，一次偶出暗访情况，即遭绑架，绑架者撕脱其衣就要割肉，他极力地申明身份，并且出示所带着的文券来证明，经过好一番折腾，才算得释。值得说明的是，像上述事情，绝不是捕风捉影的无根游谈，而是士大夫辈在其或是文章或是日记中严肃记载下来的。
直隶的饥荒情况也颇为惨重。该省南皮籍的官员张之洞，在光绪五年（1879年）秋向朝廷的奏报中述及该省灾情，说保定、河间一带，“大率一村十家，其经年不见谷食（只以树叶、野菜类充饥）者，十室而五；流亡转蓰者，十室而三。逃荒乞丐充塞运河、官道之旁，倒毙满路”。
在这次大饥荒中，灾区死亡的总人数不下一千万，而仅山西一省，就达500万之多，甚至有说这还只是1877至1878年冬季的数字，而当时该省的总人口也只有大约1600万人，按饿死500万计，差不多就损失掉三分之一。饥荒严重的地方，整家整家地饿死，而一村一乡之中死多活少，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可真是 “万户萧肃鬼唱歌”，一幅多么惨不忍睹的饥荒图！
成因：与有关
既然是自然灾害，当然要注意造成灾荒的自然因素。就华北所处的地理区位而言，旱灾尤为突出，所谓“十年九旱”，在当地习成熟谚。不过，像光绪初年的这种特大旱灾，当然也不会常见，其发生，该有特殊气候背景条件的原因。
有专家研究揭示，当时就有全球气候异常的背景，出现强厄尔尼诺现象（指东太平洋赤道地区海水变暖的现象），亚洲地区的季风显著减弱，使季风雨带的推进过程和降水特征发生变异，造成了我国北方地区出现了严重干旱（参见《复旦学报》2000年第6期）。
当然，还需要结合华北地区自然地理的具体情况来看。自然地理学上的“华北”地区，南缘在秦岭、伏牛山、淮河一线，西界为黄河青铜峡至乌鞘岭再至洮河、白龙江一带，东及于渤海、黄海，北侧则与内蒙和东北两区（当然不是按行政区划线，而是按一定的气候特征标准）相接。
其平原贯通直隶、山东、河南等省，土壤主要是褐土、潮土等；高原（主要在山西）则属被黄土广泛覆盖的山地型高原，内部原面破碎高低起伏较大，地貌类型多样。该区年降水量较少而主要又集中在夏季，地表径流和地下水位都与汛期降水情况密切关联。而大多地域对降水多少的适应能力又很差，同治朝后期一度在直隶做总督的曾国藩就说，该省土地贫瘠，灾害多发，“暂晴已旱，一雨辄潦（就涝）”，简直使人“一筹莫展”。光绪初年的大旱之期，华北地区既然降水量奇少，河渠和地下水储条件自然就都极差，何况当时在这方面开发、利用的能力上本来就很低，防范和抵御灾害的自然基础条件十分不好。
总之，从自然因素方面看，对于削减当时的旱灾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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