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领袖和清皇朝的始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征战四十余年，统一女真各部，反抗明皇朝的民族压迫，保护了满族的生存，对满族的形成和发展，对东北地区的统一和多民族祖国的壮大，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他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之一。艰苦创业的“英明汗”
十三甲兴师
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努尔哈赤出生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境内）建州左卫一个小部酋长的家里。他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尔，原是元朝斡朵里万户府的万户，明永乐三年（1405）应明成祖朱棣的招抚，入京朝贡，封授建州卫指挥使，后掌建州左卫，晋升至右都督。宣德八年（1433），因教授明都指挥佥事裴俊，被阿速江等卫“野人女真”杀死。其子董山是努尔哈赤的五世祖，初授指挥使，后晋升右都督，与叔父凡察分掌建州左卫、建州右卫，成化三年（1467）以屡掠辽东人畜，被明朝斩杀。建州三卫遭到明军残酷征剿。董山的长子脱罗及其子妥义谟，先后袭职，多次进京朝拜明帝，贡献方物。董山的第三子锡宝齐篇古，是努尔哈赤的四世祖。锡宝齐之子福满，后被清朝追尊为兴祖直皇帝。福满第四子觉昌安是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第四子塔克世娶妻喜塔喇·厄墨气，生三子，长为努尔哈赤，次为舒尔哈齐，幼为雅尔哈齐。
觉昌安是建州左卫枝部酋长，为明都指挥使，人少势弱，早期依附建州“强酋”亲家王杲，也常率领部众进入抚顺马市贸易，以麻布、粮食易换猪牛，领取抚赏的食盐、红布、兀刺等物。万历二年（1574），明辽东总兵官李成梁率军数万，攻取王杲之寨，杀掠人畜殆尽，觉昌安、塔克世背叛了亲家，为明军向导。万历十一年，王杲之子阿台图报父仇，屡掠边境，李成梁再率大军出击，取阿台的古勒寨及其同党阿海的莽子寨，杀阿台，“杲自是子孙靡孑遗”。觉昌安、塔克世再次为明军向导，战乱中被明兵误杀。
噩耗传来，年方二十五岁的努尔哈赤本想起兵索报父仇，但势孤力单，怎能与拥兵百万的大明“天皇帝”交锋。无可奈何，努尔哈赤乃诿过于建州左卫图伦城主尼堪外兰，指责其唆使明兵杀害父、祖，奏请明臣执送。不料这一要求，竞惹恼了骄横跋扈的明朝边将，被视为无理取闹，一口拒绝，并宣称要于甲板筑城，令尼堪外兰为“满洲国主”，因而尼堪外兰威望大升，“于是国人信之，皆归尼堪外兰”，甚至连亲族子弟也“对神立誓”，欲杀努尔哈赤以归之，尼堪外兰则乘机逼努尔哈赤“往附”，俨然以建州国君自居。
此时努尔哈赤处境异常困难，祖、父冤死，部众叛离，族人心变，兼之得罪了明朝边臣，仇人尼堪外兰气焰嚣张，确是四面楚歌，危急万分。尽管身陷绝境，聪睿刚强的努尔哈赤却仍毅然高举义旗，于万历十一年五月，以遗甲十三副和部众三十人，联合嘉木湖寨主噶哈善、沾河寨主常书、扬书，攻克图伦城，逼得尼堪外兰仓皇逃窜，打响了建立大清国的第一仗。
建立后金国
后金国的建立，是与女真各部的统一密切相关的。明万历前期，建州女真分为苏克素护河、浑河、完颜、栋鄂、哲陈、鸭绿江、纳殷、朱舍里等部。各部又分为若干小部，如苏克素护河部便有图伦、萨尔浒、嘉木湖、沾河、安图瓜尔佳等城寨。海西女真已由明初近百卫演变成“呼伦国”的哈达、辉发、乌拉、叶赫四大部。“野人女真”的一支东海女真，包括窝集、瓦尔喀、库尔喀三大系统，居住在松花江流域及乌苏里江沿海岛屿。“野人女真”的另一支黑龙江女真，主要分力虎尔哈、萨哈连、索伦、使犬、使鹿等部。女真部落林立，“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至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一片混战。
万历十一年（1583）五月努尔哈赤起兵时，只有甲十三副部众三十人，要想以这少得可怜的一点点兵力，去吞并一二十倍于已的其他建州部落（仅栋鄂部长阿海就有兵四百），打败百倍、二百倍于己的海西叶赫、鸟拉、哈达强部，降服建州、海西、“野人”数以万计的女真，建立后金国，登上女真王的宝座，确实是难而又难。英勇机智的努尔哈赤，面对险局，毫不动摇，知难而进，顽强奋斗。他顺应时代潮流，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在内政、外务两大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在关系到一部、一国盛衰兴亡的用人问题上，努尔哈赤强调了六项原则：一是必须任用贤人。二为不论亲疏门第，公正举人，“勿论根基，见其心术正大者而荐之。莫拘血缘，见有才者即举为大臣”。三系不拘一格，用其所长，“有临阵英勇者，用以治军。有益于国政之忠良者，用以辅理国政”。四乃举贤贬奸，因“善良公正之人不举不升，则贤者何由而进。不肖者不贬不杀，则不肖者何由而惩”。五是奖惩分明，功必赏，过必罚，“有善行者，虽系仇敌，亦不计较，而以有功升之。有罪者，虽亲不贯，必杀之”。六为赏赐效劳官将，视其所需，赐与马、牛、阿哈、食谷、衣服、财帛和妻室。
努尔哈赤还制定了厚待功臣的重要国策。对于早年来投、率军征战、尽忠效劳的“开国元勋”，如费英东、额亦都、何和礼、扈尔汉、安费扬古等“五大臣”及扬古利、冷格里等人，给予特别礼遇和优待，赐给大量人畜财帛，任为高官，封授爵职，联姻婚娶，荣辱与共。当这些功臣出了差错时，他着重指出“贫时得铁，犹胜于金”，常以其功而从轻处治。
努尔哈赤重用贤人和厚待功臣，招徕了许多机智忠贞武艺超群的有才之人和猛将谋士，他们献计献策，奋勇冲杀，善理国政，自此，女真部逐渐“民殷国富”，国势日强，军威大振。这就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为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和壮大后金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另一方面，在军事与外务上，努尔哈赤也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策略。他采取了“恩威并行，顺者以德眼，逆者以兵临”，即以抚为主，以剿相辅的方针。其具体内容有三，一为抗拒者杀，俘获者为奴。因纳殷部七村诸申降后复叛，据城死守，“得后皆杀之”。额赫库伦部女真拒不降服，努尔哈赤遣兵攻克，斩杀守兵，“获俘一万”，灭其国，“地成废墟”。二是阵者编户，分别编在各个牛录内，不贬为奴，不夺其财物。原是部长、寨主、贝勒、台吉，大都封授官职，编其旧属人员为牛录，归其辖领。三为来归者奖。对于主动远道来归之人，努尔哈赤特别从厚奖赐。当他听说东海虎尔哈部纳喀达部长率领一百户女真来投时，专遣二百人往迎，到后，“设大宴”，厚赐财物，“为首之八大臣，每人各赐役使阿哈十对、乘马十匹、耕牛十头”，以及大量皮裘、貂帽、衣、布、釜盆等物。对其他随从人员，亦“俱齐备厚赐之”。这样就缩小了打击面，争取到许多部长、路长带领属人前来归顺。仅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记载，黑龙江、吉林、辽宁女真酋长统众来归的，就有二三百起之多，因而加速了女真统一的进程，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伤亡和损失。
努尔哈赤还采取了正确的用兵策略，一般是由近及远，先弱后强，逐步扩大。他积极争取与蒙古联盟，尽力避免过早地与明朝发生正面冲突，直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以七大恨誓师伐明以前，没有受到明军的征剿，这极大地有利于统一女真事业的顺利进行。
努尔哈赤充分发挥了自己非凡的军事指挥才干。他长于用计，重视保密，多谋善断，议即定，定即行，出兵犹如暴风骤雨，迅不可挡，经常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
努尔哈赤自幼喜爱兵猎，勤学苦练，武艺超群、刀法高强，百步穿杨，箭术精湛。遇逢征战，他便率先冲阵，拼死厮杀。后来他回顾数十年戎马生涯时总结说：“吾自幼于千百军中，孤身突入，弓矢相交，兵刃相接，不知几经虞战。”这种英勇的气概和猛烈冲杀的作风，赢得了将士的拥戴，建立起崇高的威信，使部众竞相效尤，因而能够做到令必行，行必从。
有了这些决定性的因素，努尔哈赤不仅能在夹缝中求生存，从绝境里找出路，避免了灭门之灾，而且不断由弱变强，由小到大，顺利地进行着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国的事业。从明万历十一年以遗甲十三副兴师起，取图伦，下巴尔达，斩尼堪外兰，败九部联军三万，十年之内统一了建州女真部落。接着，他又灭哈达，并辉发，亡乌拉，降叶赫，取东海女真。三十六年内，统一了建州、海西女真及大部分“野人女真”部落，“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音语者俱征服”，“诸部始合为一”。
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努尔哈赤积极建立国家政权。万历十五年（1587），努尔哈赤在呼兰哈达东南加哈河、硕里加河两界中的平岗筑城三层，“建衙门楼台”。六月二十四日“定国政，禁革作乱、窃盗、欺诈，立禁约法制”。万历二十三年，他自称“女真国建州卫”王子。万历三十三年，他又自称“建州地方等处国王”、“建州王”、“建州国汗”。与此同时，他命额尔德尼、噶盖创制满文，又逐步建立牛录八旗制度。万历四十三年，八旗制度正式确立，所有人员皆须编入八旗，一牛录三百丁，设牛录额真一员、代子二人、章京四人。五牛录为一甲喇，设一甲喇额真。五甲喇为一旗，置固山额真一、梅勒额真二。八旗人员居住同一地区，互为婚娶，耕田种地，牧马放羊，采参打猎，遵守国法，纳赋服役，听从汗、贝勒统率，使用满语满文。服装发式亦须一律，妇女不得缠脚，男子皆要剃发留辫。这样一来，使原先来自不同地区、制度相异、习俗不一的几十万女真、蒙古、汉人，在生产力、生产关系、赋役负担、国家法令、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等等方面，大体上达到了同样的水平，旧有的差异迅速消失，一致性愈益增多，逐渐形成为一个在经济条件、语言文字、心理状态等方面基本一致的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
有了这些准备，五十八岁的努尔哈赤，便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正月，在赫图阿拉举行开国登基大典，自称“承奉天命覆育列国英明汗”（简称“英明汗”），定国号为后金，建元天命。一个辖地数千里、臣民数十万的强大的后金国，出现在中国的东北地区。
萨尔浒之战的无敌统帅
誓师伐明
明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1618）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呈告皇天，声讨明国之过，发军征明。
努尔哈赤的“七大恨”，是指责明朝政府欺凌自己和广大女真的七条大罪。第一恨为明军“无故生衅于边外”，杀其祖父觉昌安与父亲塔克世。第二恨是明朝违背誓言，“遣兵出边，护卫叶赫”。第三恨系明臣背誓，指责建州擅杀出边采参挖矿的汉民，逼令建州送献十人斩于边上。第四恨，乃明朝“遣兵出边，为叶赫防御”，使叶赫将其许聘与努尔哈赤及其子代善之女“转嫁蒙古”。第五恨是，明廷遣兵，驱逐居住柴河、齐拉、法纳哈三路耕田种谷的女真，“不容收获”。第六恨为明帝听取叶赫谗言，遣人持函，“备书恶言”，侮辱建州。第七恨是明廷逼迫努尔哈赤退出已经并吞的哈达地区。
“七大恨”集中反映了满族对明朝君臣欺凌女真和反对女真统一的愤怒。明朝的皇帝，从创业开国的太祖朱元璋，到沉湎酒色二十多年不上朝的昏君万历帝朱翊钧，都自视为承奉天命的真命天子，要女真尊他们为“天皇帝”。辽东文武官将，也狂妄自大，贱视各个少数民族，蔑称建州为“东夷”、蒙古为“西虏”、“北虏”，叫努尔哈亦为“奴儿哈赤”、“奴酋”，对他们任意欺凌，百般盘剥。查收贡品，辽东官员“验其方物，貂皮纯黑马肥大者，始令入贡，否则拒之”。建州女真进入抚顺马市贸易，“例于日晡时开市，买卖未毕遽即驱逐胡人，所赍几尽遗失”，实为公开抢夺。一个小小的明朝游击胡大受，居然在万历二十四年差人持书，命令建州“王子”努尔哈赤要遵守国法，不许攻打朝鲜。其《宣谕文》竟然有下述言语：
尔达子若不量而妄动，则所欲如缘木求鱼，所为如以肉投虎。况皇灵震叠，敌国议后，一举足间而他日之大祸判焉。到此狼狈，虽悔无及。……（尔）当敬恭承命，体领至意，传谕各众头目，自此以后，务要各守封疆，永遵禁约，毋得仍前紊乱，越境起衅。
小小游击就敢这样飞扬跋扈颐指气使，那末威镇东北的辽东总兵官征虏将军、辽东巡抚，中央的兵部尚书，以至“天皇帝”其贱视女真的恶劣态度，更是不说自明了。
对于这种被贱视为奴的恶劣待遇，女真无不痛心疾首，十分愤恨。后来天聪汗皇太极援述“七大恨”和补充解释兴师伐明的原因时，对此讲得非常清楚。他说：
南朝皇帝高拱深宫之中，文武边官欺诳壅蔽，无怀柔之方略，有势利之机权，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已，苦害欺凌，千态莫状。
我两国之所以构兵者，先因尔驻辽东、广宁各官，尊尔皇帝，如在天上，自视其身，犹如神人，俾天生诸国之君不得自主，不堪凌辱，遂告于天，兴师征讨。
“七大恨”还反映了满族对明朝“分而治之”的政策的反对。明王朝一贯害怕和坚决反对女真各部的统一，实行“不使归一”、“犬牙相制”的政策。暑礼部尚书杨道宾曾连上三道奏疏，详述明廷制定的这一重要国策。他说：
女直乃肃慎旧疆，亡金遗孽。……然必分女直为三，又析卫所地站为二百六十有二，各自雄长，不使归一者，盖以犬羊异类，欲其犬牙相制也。……臣阅金、辽二史，辽人尝言，女直兵若满万，则不可敌。必离其党而分之，护其群而存之，未有纵其蚕食，任其渔猎，以养其成而付之无可奈何者也。
因此，明朝政府顽固推行“以夷制夷”、“各自雄长，不使归一”的政策，不惜重金收买，巧言相骗，甚至调兵遣将武力镇压。从成化时的拘斩董山，到万历初年剿王杲、杀海西名酋仰加奴、逞加奴，以及多次刁难努尔哈赤并准备兴师问罪，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不许女真各部统一起来。分则争，争必弱，为明所喜，合则强，为明所惧，双方利害冲突，不可调和。努尔哈赤用“七大恨”，来表达了他和全体女真（满族）坚决反对明朝政府的欺凌、要求实现女真各部统一的强烈愿望。
“七大恨”所表述的基本思想和主要目标，是正义的，是合情合理的，对激励女真（满族）奋发图强，英勇冲杀，反抗明朝政府的压迫，起了巨大的作用。告天以后，在努尔哈赤的统率下，八旗官兵士气昂扬，飞驰前进，于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十五日“乘隙突入”，轻取抚顺，连下东州、马根单等城堡五百余，掠人畜三十万，编降民一千户，又击败辽东总兵官张承胤、副将颇廷相来援之兵一万，杀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及千把总等官五十余员，获马九千匹、甲七千副。努尔哈赤厚待抚顺降将李永芳，将其从游击擢升副将，又以孙女嫁彼为妻，尊称为“抚顺额驸”，并赏赐降民大量牛、马、猪、犬、衣物、房、田，依照明制设官，令李永芳统管。
萨尔浒大败明军
抚顺失陷，总兵战殁，败报至京，“朝野震惊”。明廷起用曾任“经略朝鲜军务”要职和辽东巡抚的杨镐为辽东经略，以宁远伯李成梁之子李如柏为辽东总兵官，调兵四方，议兵十万、饷三百万，准备大举征剿建州。
明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1618）闰四月，辽东巡抚李维翰移咨朝鲜待机合剿，指责“建酋奴儿哈赤”“无端生事，计袭抚顺，公行叛逆，罪大恶极，法当诛讨”。总兵李如柏宣称：“今已有明旨，选精兵百万，勇将千员，分路并进，务擒元恶，枭首藁街。”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经略杨镐奏上“擒奴赏格”，兵部尚书黄嘉善覆奏，万历帝批准，颁示天下。赏格规定，擒斩努尔哈赤、“八大总管”、“奴酋十二亲属伯叔弟侄”，及其中军、前锋、“领兵大头目”、“亲信领兵中外用事小头目”的，一律重赏，封授世职。叶赫金台石、布扬古贝勒能“擒斩奴酋”，“即给予建州敕书，以龙虎将军封殖其地”。
这些咨文和“赏格”表明了，明朝不仅要斩杀努尔哈赤及其子弟叔侄亲人，还要屠戮其女婿、大将和小头目并株连九族。对整个满族来说，这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战争。
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十一日，明辽东经略杨镐、蓟辽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在辽阳演武场，集合征辽官将，议定分兵四路，北路以原任总兵马林为主将，西路主将是山海总兵杜松，南路由辽东总兵李如柏为主将，东路主将是总兵刘铤。四路兵共八万八千五百余人，加上朝鲜兵一万三千余及叶赫兵二千，号称四十七万，携带枪炮数万，约定分道出边，三月初二日在二道关会合，集中进攻后金都城赫图阿拉。
努尔哈赤早已探听到明军消息。面临大军围剿、有可能遭到灭门灭族之灾的危险形势，身经百战的努尔哈赤和八旗子弟，却镇静自若，从容应战，胸怀保家卫族的决心，誓死杀敌。努尔哈赤显示了非凡的军事指挥才干，采取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发挥所长、克敌之短的正确方针。他强调指出：“恁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撤回各屯寨士卒，只留少数兵土防御南路、东路，八旗劲旅首先迎战明军主力西路杜松部。建州知悉杜松“勇健绝伦”，决定设下埋伏，智胜勇取。当枚松领军二万余，日驰百余里，赶至浑河时，努尔哈赤已在山林深处埋下精兵，并遣人堵住上游，使河水突浅，一待杜松见水很浅而率军渡河时，后金军决堤，河水骤涨，“水深没肩”，明兵“没于河者几千人”。当明军拥挤过河后，伏兵突起，努尔哈赤带领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和八旗大臣，统率八旗劲旅，以两倍于社松的兵力，勇猛冲杀，三月初一日，于萨尔浒（距赫图阿拉西一百二十里，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迅速消灭了西路明军，斩杀杜松、王宣、赵梦麟三总兵。第二日，努尔哈赤又统军击败北路军，总兵马林仓皇逃遁。努尔哈赤坐镇赫图阿拉，遣大贝勒代善，率诸贝勒、大臣，领兵迎击明勇将刘铤的东路军。当刘铤于三月初四日进至阿布达里岗距赫图阿拉约五十里时，后金军早已“设伏于山谷”，并遣一明降官，持所得杜松的“号矢”（即令箭），驰至刘营，诱其速进，刘铤中计，匆忙前往，队不成列，一入伏中，代善挥令八旗劲旅突起冲刺，斩杀刘铤，明军措手不及，全军覆灭，朝鲜从征元帅姜弘立率众降金。明辽东总兵官李如柏知悉兵败，奉杨镐命令，仓皇撤退。
明军四路出击，三路败没，四位总兵战死，阵亡道臣、副总兵、参将、游击、都司、通判、守备、中军、千总、把总等官三百一十余员，兵丁死亡四万五千八百余名，丢失马、骡、驼二万八千余匹，遗弃火器大小枪炮二万件。明金（清）之间的第一次大决战，由于满族领袖努尔哈赤的正确指挥和八旗健儿的奋勇冲杀，终于以明军在萨尔浒的彻底失败而结束，新兴的满族避免了亡族之灾，迅速前进，后金国更加壮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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