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曾经说自己“凡事但求实际，不务虚名。”(《清圣祖实录》，卷二六八)这倒不是康熙的自诩之词，而是他在治国理政中时刻遵从的一项准则。他曾经先后八次拒绝群臣们为他上尊号的请求，就从一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切实的例证。这八次拒受尊号的时间分别是：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之乱”后;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郑克?归降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平定噶尔丹后;此外还有五十、六十、七十寿辰(1702、1712、1722)之时共三次;登基五十、六十周年(1711、1721)时共两次。

　　在封建时代，给皇帝上尊号是一种“大典”，所谓“加上尊号，典礼甚大”。因为对于一个乾纲独断、至尊无上的封建君主来说，权力和地位都已经臻于巅峰，无可再增，所以“上尊号”便是扩大政治威望、提高历史地位的重要举措，具有重大的政治象征意义。康熙皇帝拒绝这类活动，究竟出于什么样的心态?有着什么样的政治考虑?我们可以拿第一、二两次的情形作一点剖析。

　　康熙初，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拥兵自重，对清朝中央政权阳奉阴违，形同割据。康熙十二年(1673)，康熙下定决心撤藩，吴三桂及耿精忠、尚可喜子尚之信起兵与清对抗，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三藩之乱”。三藩兵力一度占领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四川、湖南等省及江西、浙江、湖北、陕西、甘肃一部，对清政权的统治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经过整整八年的艰苦战争，终于在康熙二十年十一月取得了平定“三藩之乱”的胜利。两年以后，一直占据台湾奉明朝为正朔的郑克?在清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归降清朝，实现了台湾的统一。这两件事无疑意义重大，正是以此为标志，开启了长达百余年的著名的“康乾盛世”。所以在这两次重大历史事件之后，群臣们提出要给康熙帝上尊号，应该说也是适逢其会。我们来看一看当时的具体情形。

　　平定“三藩之乱”后最早提出要给皇帝上尊号的是监察御史何嘉佑，他的理由是：“今天下荡平，皆赖皇上一人功德所致”，所以“应加皇上尊号，以彰功德”。此后，有的人也许出于真诚爱戴，有的人也许出于对权力崇拜，有的人也许出于阿谀逢迎，有的人也许出于从众心理，总之，大臣们从亲王、内阁大学士、九卿到詹事、科道等官员，凡是身份和地位具备向皇帝进言资格的，无不争先恐后，纷纷上奏，掀起了一场请上尊号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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