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庆亲王奕?与李鸿章联合照会各国，提出了5条议和纲领：一、承认围攻使馆违反国际公法，保证今后不再出现类似事件；二、愿意协商赔款问题；三、同意修改有关条约，侧重中外商务；四、收回被占衙署，与各国分别缔约；五、先行停战。李鸿章甚至提出一对一地谈判，以期各个击破。 中方提出议和大纲后，联军最高统帅瓦德西赶到了北京，对李鸿章提出的议和大纲，他的态度是“不给予任何的理睬”。 首要的问题是慈禧的问题。李鸿章在上海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发来一份替政府开脱责任以保全太后的电报，要求李鸿章签名。鸿章一看无名火起，回拍给张之洞一份豪电，对老太后大加责备：“此次误听人言，致拳匪猖獗，责有攸归，此固中外所共知者。”虽然如此，李鸿章也知道内外有别，对外，当然不会说老太后半个不字了。还是在上海，当荷兰公使向他透露，各国公使拟让慈禧归政光绪，李鸿章当即表示反对，说“太后训政两朝，削平大难，臣民爱戴，此次拳匪发难，只恐祸起腋肘，不得已徐图挽救。” 一句话，大清离不开鸿章这么一个老头，也离不开老太后这么一个老寡妇。而且持这种意见的不只是李鸿章，还有一个老中国通呢，他就是“我们的赫德”。 赫德认为，在瓜分、改朝换代或修补满洲人的统治这三种行动方针之间要有所选择。他首先反对瓜分。当然他认为世界总归要面临一个黄祸的问题。要解决黄祸，办法只有瓜分。瓜分不容易，那么就快速推广基督教。但是快速推广基督教，他认为也不容易。至于改朝换代，赫德认为：“建立一个新朝代却没有一个全中国愿意接受的有名望的人。这个计划会把中国投入多年的无政府状态中，并且由外国列强一致同意所设立起来的朝代，以后将永远带有软弱和耻辱的标记。”赫德赞成“修补满洲人的统治”，他说，把“现存的朝代当作一个开着的商店或公司接受下来，简而言之，就是尽量利用它”。因为“它的命令通行于全中国，承认它会是所有的列强都默许的最容易的解决办法，支持它比起任何其他的行动来都会更迅速、更有效地恢复普遍的平静。”赫德的意见，当然有无可怀疑的权威性，列强还是比较信从的。 但是德国方面窝了一肚子火，战争罪犯里，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慈禧太后。李鸿章也不傻，特别提出“懿亲不加重刑”。联军提出先议和再停火，李鸿章提出先停火后议和。联军开出一长串名单要求杀、关、流放和没收财产。李鸿章认为应该严格区分，尽量按太后懿旨加以保护。谈不拢，联军遂继续西进，进犯清西陵和东陵，直逼张家口。联军司令瓦德西甚至说，如果中国再不提出令各国满意的决定，联军就要进攻陕西，去捉拿真正的祸首！言外之意，他们要捉拿老太后了。事实上，同情光绪帝的外国友人并不少，他们纷纷提出以光绪代太后。太后这边，也让荣禄给李鸿章示意——只要保住太后什么都可以商量！李鸿章便积极地贿赂俄国出面斡旋，英首相索尔兹伯里也对德国方面打招呼说：“绝对不否认，如果把皇太后牵入这件事情以内，人们将冒着废弃中国整个国家组织的危险，这也是对于欧洲不利的。” 李鸿章一看有机可乘，马上给慈禧去电：太后，您丢车保帅，把载漪那一伙人抛出去吧。此外，各国公使还提出，只有中国的皇帝和太后回到北京后才可以开始谈判。但是太后与她老公当年一个德行，谈判不成，我可不回去。谈判成了，我还得看形势才回去！ 眼看着谈判又僵了，李鸿章只好再次生病了。对于78岁的老头来讲，生病太容易了，何况本身就有病，马关谈判时的那颗子弹如今还在眼睛下面的肌肉里残留着呢。鸿章生病后，俄国那边又帮上了忙，忙着接收管理中国东北呢。其他鬼子一看，坏菜，再这样拖下去，俄国熊又要近水楼台先得月了。于是不再坚持惩办祸首与两宫回銮了，向清方提交了议和大纲12条： 一、中国派亲王专使就克林德被杀一事前往德国谢罪，并在遇害之处树立铭志的牌坊； 二、严惩祸首，杀害凌辱外国人的城镇停止科考5年； 三、中国必须用优荣之典就日本书记官被害一事向日本政府谢罪； 四、中国必须在各国人民坟墓遭到亵渎之处建立墓碑； 五、军火及制造军火的器材不准运入中国； 六、公平补偿外国人身价财产损失； 七、各国驻兵护卫使馆并划定使馆区； 八、削平大沽炮台； 九、京师至海边由各国留兵驻守； 十、永远禁止军民等加入仇视外国的团体； 十一、修改通商行船各条约； 十二、改革总理衙门和各国公使觐见礼节。 西安那边一看大纲，老天爷，这也太狠了吧。南边的张之洞更是不能接受，建议政府迁都，迁到他湖北的荆州。也不知他咋想的，想学曹操，挟太后以令诸侯？ 李鸿章这边，病得越来越严重，各国公使来看，有些公使还比较客气，净说吉利话。英法公使因在大纲中让步较多，话说得就狠，说这个大纲够客气了，再不签，战争立马爆发，希望李鸿章不要做第二个叶名琛云云。他们走后，李鸿章趴在床上放声大哭。我哭豺狼笑，太后看着大纲里惩办战犯的名单中没有自己的芳名，一丝窃喜涌上心头——这个大纲还是可以接受的嘛。 于是双方于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1901年1月15日)签字，随后就具体内容展开了谈判。李鸿章感觉到，自己即将油尽灯枯了，希望有生之年尽快帮政府了结这个事：一是想加快谈判，二是希望各国早日撤军。但各国表态说，必须亲眼看到祸首被惩办，必须把赔款的数额定下来，否则决不撤兵。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1901年2月14日)，清廷颁布上谕，虽然是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出的，但我们看到的，分明是老太后的媚态——这天恰好是西方的情人节，所以老太后这媚态媚得也算对时：“本年夏间，拳匪构乱，开衅友邦。朕奉慈驾西巡，京师云扰。迭命庆亲王奕?、大学士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与各国使臣止兵议款。昨据奕?等电呈各国和议十二条大纲，业已照允。仍电饬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心酌核，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既有悔祸之机，宜颁自责之诏……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友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 确实有些羞惭！ 一个中国老寡妇，向11国列强宣战。这在整个世界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老太后可以申请吉尼斯纪录啦！更让人羞惭的是咱那战绩。 之一：有关洋教方面。据《中国教案史》的不完全统计数据，共有253名外国人(天主教主教5人、教士48人、修女9人、修士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儿童53人)和3.5万多名中国基督徒(天主教近3万人，新教5000人)被杀。这是大毛子(外国人)与二毛子(中国教徒)。至于三毛子(会说个洋文、拿过铅笔、用过洋货、与外国人打过交道的，甚至啥都没有，看你不顺眼呢)，更是无从计算，据说光北京一地就有十数万人被杀。一句话，义和团杀洋人，杀来杀去，杀的还都是本土人！ 之二：有关使馆方面。义和团与清军围攻会馆两个多月，据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外国作战人员450人，志愿队人员75人，最后死76人，伤179人；非作战人员，除六名婴儿因困苦而死之外，其他基本没有什么伤亡！只不过解围之后，又死了一些人。主要是外国人矫情，被围期间身心受到了伤害。除此之外，义和团还搞了一些精神战法，比如把东交民巷改为“切洋鸡鸣街”，把御河桥改为“断洋桥”。至于“洪钧老祖下凡”、“十万天兵天将”、“呼风唤雨”、“点指发炮”之类的神功大法，更是火星人都知道了，否则洪钧老祖与天兵天将也不会亲自下凡助战！ 之三：有关八国联军先遣队——西摩尔远征军。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四(1900年6月10日)从天津出发，到五月三十(6月26日)重回天津，据廖一中等人的《义和团运动史》，西摩尔海军上将带领的远征军共计2064人，在与义和团及清军的战斗中，死62人，伤228人。这就算重大伤亡了。 之四：有关外交使节方面。清政府宣战前一天，德国公使克林德亲往总理衙门质询限外交使节24小时出京的照会，并希望告诉中方，违反国际法和侵犯使节的后果，但是走在半路上，就被中方的神机营章京恩海给开枪干掉了。恩海据此要求政府提升他的军职，按西方人记载，这家伙在事后的审判中说：“我从上级得到命令把每个到大街上的洋人都杀死。”而在此之前，日本使馆的书记官杉山彬被董福祥的甘军杀掉！
之五：八国联军方面。据廖一中的《义和团运动史》，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十(1900年8月4日)出兵2万人，其中日兵8000人，俄军4800人，英军(主要是印度雇用兵，其次是中国雇用兵)3000人，美军2100人，法军(主要是越南兵)800人，德军200人，奥军58人，意军53人。而中国京津方面的部队约10万人。七月二十一(8月15日)，太后西逃的那一天，北京沦陷。双方伤亡不说了，只说日本作战非常勇敢，受到了列国一致夸赞。 当然还有一支也受到了称赞，那就是八国联军中的中国雇用军团。如果说英国在鸦片战争时期还是雇用中国人在战争中做苦力的话，那么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们升级了，英国从山东威海卫雇用了一支300人的中国军队，号称中国军团，当地人称之为“华勇营”(参加八国联军时，编号为“英军第一军团”，400人。1902年扩展到1320人)。在中译的西方著作中，偶而会看到有关他们的片言只语，但是随着威海档案局的努力以及与英方的接洽，有关他们的详细信息逐渐浮出水面。最引人注目的当是中国军团的英籍指挥官巴恩斯的评价：“事件虽小，意义重大。中国军团表现出了与其指挥官坚定站在一起，即使是与自己的人民对抗也不犹豫的作风”；“中国军团在战斗中毫不逊色地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他们守纪律，听从指挥，勇敢，吃苦耐劳，射击水平很高，吃饭不挑食物，只要数量充足就行。”相形之下，我们的张鸣教授评得最有意思，他说：“从这支军队留下来的老照片来看，这些来自山东各地的小伙子们，虽然头上裹着头巾显得有点怪异，但军容严整，浑身上下透着精神，甚至可以说是有点趾高气扬。”照片我也看到了，山东小伙们着实帅呆了。 不管怎么说，我的意见是对的，我历来坚持，所谓的八国联军进中国，数字有误。应该改成“九国联军进中国，其中一国是自己人”。先遣队里，德军200人，奥军58人，意军53人，我们中国就400人，比人家德奥意三国还要多出百把人来！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咱再看看老太后本人的战绩： 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三(1901年2月21日)，清方接到了列强要求处死的12人名单，即：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庄亲王载勋、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大学士徐桐、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四川总督李秉衡、陕甘提督董福祥。 其中有三个已死的：刚毅在西安就忧病而死了；李秉衡叫唤着要勤王，后来发现自己连自己都勤不了，自杀了；徐桐一听说洋人进京，就慌了，在儿子徐承煜的教导下，上吊了。其他九个活的，发落如下：载漪、载澜定以斩监候罪名，却以懿亲的缘故加恩发往新疆，永远监禁；载勋着自尽；启秀着自尽；毓贤本已在发配的路上，走到甘肃，又得旨即行正法，脖子挨了两刀；启秀和徐承煜没来得及逃走，做了日本的俘虏，后由日本送给刑部正法；董福祥乃回部将领，恐怕激起回民叛乱，不敢处以死罪，最后革职禁锢在家了事；死得最不容易的是赵舒翘同志，被定斩监候，后被赐令自尽，由陕西巡抚岑春煊监视。赵舒翘身体太健康了，吞金后，一直死不了。岑春煊再让他服用鸦片烟，仍不死。只好再进砒霜，但半夜还没断气。岑春煊等不上了，用厚纸蘸上热酒，蔽住其七窍，蔽了五次，终于助其上了路。可见身体好了也有坏处，自杀都不利索！ 之后，清廷又收到列强要求严惩的地方官员名单，这个名单更庞大。政府经过调查确认，先后两次发布上谕，又惩办了96名官员：4人死刑；11人判死刑减为永远流放；13人终身流放；4人监禁终身；2人长期监禁；58人永不叙用；2人谴责；2人追夺官职。 这些人被惩处的同时，是“被祸五大臣”的开复平反。问题是原先是当汉奸惩办的，现在让政府咋说呢？最后想了这么几个说法：一、对于剿抚问题，“词意俱两可”；二、“首祸诸臣乘机诬陷，文章参劾，以致身罹重辟”。三、念“宣力有年”，平日办理交涉事件，“亦能和衷，尚著劳绩”，著开复原官。 看来，不管是主战，还是主和，实质下场都是一样的。一句话，太后的纤纤玉手就这样被左右两派英雄们的鲜血染红了！联军长出一口气，接下来，该谈钱了。 俄国率先提出要求赔偿白银1.3亿两。德国提出4亿马克。法国要求7千多万两。他们均要求赔款以现金的方式一次付清。英、美、日等国的考虑则是，羊毛固然出在羊身上，但是一次把羊拔死也不是一个理智与科学的态度，特别是英国，要听中国通、中国大会计赫德的意见，那就是：中国究竟能够偿付多少？ 赫德心里门儿清，知道中国没有现金：“岁入共约八千八百万两，而支出据说需要一亿零一百万两。岁入的四分之一以上用于支付现有借款的利息；至于亏空或所需用与收入之间的差额，仍然是欠债，因为没有资金偿付它”。为此他认为：“最合适的偿付方法”是“各国政府同意接受中国政府保证在若干年内每年分期摊付。” 李鸿章彻底累倒了，再也爬不起来了。钱的问题，让手下人去谈吧。其实也不是谈，就是等人家联军吵出一个数字，咱这边等着认可而已。最后数额出来了，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众所周知，4.5亿两是联军故意搞出的数字，意在侮辱中国百姓，人均1两，活者有份。马士说：“帝国所受到的耻辱为以往各次战事后所未有，因为它不但丧失了威望而且也坏了名誉；朝廷受到了流亡和自觉无能的惩罚；行政方面，包括在北京的有罪的满人和在南方的比较有远见的汉人，现在不得不进行一次外交战，其结果是使国家受到了更深的侮辱。”他还说：“中国的满洲统治者们或许已经汲取了一些教训，也许他们仅只想要别人相信他们已经汲取到教训。但是，毫无疑问，他们太健忘了，并且想像别人也都健忘。” 唉，还真是那么回事！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与庆亲王奕?在《辛丑条约》上签字画押。回来后，李鸿章再次吐血。他给朝廷上了一个《和议会同画押折》，说：“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今和议已成，大局少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也。”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明摆着是说给太后听的：您老人家以后可不能这么“好勇斗狠”了，您不知道咱斗不过人家吗？ 条约签了，各国陆续撤兵了，唯有俄国，拒不撤兵，希望把占领中国东北的既成事实合法化。甚至几次三番跑到李鸿章的病床上进行恐吓与讹诈。李鸿章实在顶不住，死了。时间是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1901年11月7日)。 老佛爷有话说 该死的都死了，不该死的也死了。下面，该老佛爷班师回朝了。虽说八国联军已经撤出北京，但慈禧太后仍旧心有余悸，不敢立刻返回。后在臣工的强烈要求下，才决定还都。出发前还命令各省先把回京的路修好。不只是修路，沿路还要修人，我说的是各地方官。太后3000人马过来，相当于3000只野兽出笼，糟蹋啊。 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二十(1901年11月30日)，太后从西安启程了。十一月二十八(1902年1月7日)，太后抵达北京车站。美国驻华公使康格记述道：“当西太后乘舆经过使馆人员站立的阳台时，她在轿中欠起身来，以非常和蔼的态度向他们回礼”。十二月十九(1月28日)接见各国使节，“召见从头到尾是在格外多礼、格外庄严和给予外国代表以前所未有的更大敬意的情形下进行的；这件事之所以特别值得注意，乃是因为这是西太后第一次在召见中公开露面”，而不是在纱幕后面。十二月二十三(2月1日)复接见使节夫人。她对那些经受过围困之苦的夫人们“表示出极大的同情”，“一边和她们说话，一边流泪。”看来，太后挨了这么一次，“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还有精神的。至少，她对洋人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 据德龄回忆，一天，太后曾问她，洋人是否向她问起过1900年拳乱的事。德龄告诉太后，拳乱那会儿自己正在巴黎，所以对这事不是很清楚，自然也就说不出什么。并向太后保证，自己从未与洋人说过这事。于是太后跟她谈上了：“我最不愿提起那次事件，也不喜欢外国人向我们的人打听这方面的问题。你知道，我常常认为自己是有史以来最聪明的女人，谁也不能和我比。虽然我曾听说过许多关于维多利亚女王的事，也读过她的一些传记——当然是中译本，但我还是认为，她一生所经历的大事和趣事，还不到我的一半。我的一生尚未完结，没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或许总有那么一天，我要用一些非同寻常的事，或是做一些和我过去所作所为完全相反的事，叫洋人大吃一惊。英国是世界上的强国，但这不是维多利亚女王一个人统治所造就成的。她有国会里的才俊之士一直在做她的后盾，他们讨论所有的事情，直到得出最好的结果，她只要在文件上签个名就行，国家大事也用不着她说什么话。再回过头看看我，我有四万万的人民，所有的事都要靠我一个人判断。虽然我也有军机大臣可以商量，但他们只关心开缺候补，逢到重大的事情，还是要由我亲自决定。皇上他知道什么？ 我一直都很成功，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庚子拳乱会给中国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过失。我本可以及时颁布诏令，阻止拳匪的妖言惑众，但是端王、澜公二人信誓旦旦地跟我说，这些拳民是上天派来的，能使中国摆脱一切我们所痛恨的洋人。当然他们指的主要是传教士，你也知道我有多恨这些传教士，我一直是个多么虔诚的佛教徒，所以我寻思自己先不忙开口，等等看会发生些什么。我的确也感觉到了，他们太过火了。有一天，端王带着拳民头领到颐和园，把所有太监召集到大殿的院子里，逐一检查每个太监，看看他们的头上是不是有一个十字。那个头领说：‘这些十字平常人看不到，但我能凭着他头上有没有十字来判定他是不是基督徒。’然后端王又到我的宫里来，说那个拳民头领正在宫门口，他已查出了两个太监是基督徒，问我如何处置。我当即大怒，告诉他：没有我的许可，他无权把任何拳民带到宫里来。然而他却说，这个头领法力无边，能杀尽洋人，刀枪不入，所有天神都保护他。端王告诉我，这些都是他亲眼所见。曾经有一个拳民用火枪向另一个射击，子弹打中了，但那人却毫发无损。端王建议我把这两个被认为是基督徒的太监交给拳民头领去处理，我只好答应他。后来我听说这两个太监就在附近的村子里被他们杀了。第二天，端王、澜公又领着这个拳民头领到宫里来，叫所有的太监都焚香祭拜，以此证明他们不信基督教。这之后，端王又建议，最好让拳民头领每天来宫里教太监们各种法术，整个北京城差不多都在学拳民的法术呢。第三天，太监们都换上了拳民的装束，使我大吃一惊。他们穿着红马甲、红头巾、黄裤子。我看见我所有的仆从们都脱下了朝服，换上这身滑稽的装束，心里很是难过。澜公还送了我一套拳民的衣服。 那会儿荣禄是军机大臣，正在生病，请了一个月假。每天我都要派一个太监去看他，这天太监回来禀报，荣禄的病已经完全好了，明天就要进宫，而当时他还有15天的假。我不免有些困惑，他为什么要放弃这么多天没休完的假呢。虽说如此，我还是很想见到他，因为我急着要和他商量拳民的事。荣禄来了，当听说了宫里发生的这些事，神色凝重。他说这些拳民都是不中用的，只不过是些革命党和煽动者。他们鼓动老百姓帮着他们去杀洋人，他很担心这会给朝廷招来祸患。我对他说，他的话或许是对的，问他应该怎么办？荣禄说他这就去找端王。然而第二天端王对我说，他昨天因拳民的事跟荣禄吵了一架，他说现在全北京都成了义和团，如果我们要驱散他们，他们就会杀尽北京人，连宫中也不能免，他们已定好日子杀尽外国的代表。那个董福祥，是个保守的将领，已和一个拳民商量好，答应领着他的骑兵去帮拳民攻打外国使馆。我听了这话大惊，预感到要坏事了，于是立刻差人去叫荣禄来，又留住端王。荣禄来了，看上去很是着急，我告诉他拳民正要去攻打外国使馆，他听了更忧虑，建议我立刻下谕，就说拳民是一个地下帮会，叫百姓不可信他们说的话，并饬令九门提督，立即驱散京内拳匪。端王闻此大怒，正告荣禄，说此谕一下，拳民必杀进宫来，无人能免。听端王这么一说，我心想不如把所有的事全都交由他去处理。端王离宫后，荣禄就说端王丧心病狂，必将闯下大祸。又说端王此去。必定帮助拳民攻打使馆。这些拳民都是乌合之众，又没读过书，以为世界上的洋人只有在中国的这么几个，杀了他们，便算斩草除根了。却不知道外国是如何强大，中国的洋人被杀了，数以千计的外国人就会来为他们死去的同胞报仇。荣禄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一个洋兵可以毫不费力地杀死一百个拳民。他请求我谕令聂将军率部保护外国使馆(聂将军后被拳民所杀)。 我自然立即发布了诏令，同时又叫人马上去找端王和澜公，告诉他们事态严重，不可冒失，最好依荣禄的计划行事。然而事态已经一发而不可收，而且只有荣禄一人反对拳民，奈何寡不敌众，无力回天。一天端王和澜公来了，叫我颁布诏谕，令义和团先杀了使馆里所有的洋人，再杀尽剩下的洋人。我非常生气，拒绝下诏。我们商议了好半天，端王说事不宜迟，义和团已经做好了攻打使馆的准备，明天就要动手。我大怒，叫几个太监把他赶了出去。他临走时对我说：‘如果太后拒绝下诏，不管你愿不愿意，我终究是要替你去做的。’他果然这样做了。以后发生的事你也知道，他瞒着我发布了诏令，害死多少性命。后来，他见计划不能实行，又听说洋人已兵临城下，不免惊慌失措起来，迫使我们不得不离开京城。” 太后说完这些，不觉哭了起来。德龄赶紧慰安。太后接着说：“你不必为我过去经历的这些磨难感到难过，但应该为我的声名就这样给毁了而感到伤心。这是我整个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次失误，由于一时的软弱，终成大错。从前我就好比是一块无暇的白玉，我为国家所做的一切，人人都钦佩赞赏，但自从拳乱之后，白璧其污，终生莫濯。我也时时为此懊悔不已，想我平日也是个极有主见的人，这回却听信了那该死的端王，这一切全是由他而起。” 什么无暇白玉，帝国的体制下，拥有权力的人能干净起来吗？有干净的吗？甚至可以这样说，人有多大权，恶就有多大胆！不过老太后好歹知道庚子之乱是一件丢人的事，比现在的某些史学者还要强，他们把庚子之乱称作反帝爱国运动，直让人怀疑，这些人是载漪端王复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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