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与李世民明君贤臣之间的隐性关系

　　李世民与魏征被定位于明君与贤臣的关系，但若将李世民与魏征的关系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在所谓的明君与贤臣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因素。历史的真相是，初唐时期的政治、民族、经济关系，特别是山东问题，决定了两人的微妙关系。

　　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玄武门之变中杀掉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后又诛杀其子侄十余人,夺得皇位继承权。同年八月,李渊被迫让位于李世民。李世民一方面令人修纂国史,让国人认识自己继承大统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为减轻自己杀兄逼父的心理压力,并迅速缓和他即位之初的复杂形势,对原太子东宫集团中的人物,大多予以起用。特别是魏征,比其在原东宫府更受重用。那么,李世民对魏征及原东宫附属为什么不像对其兄弟子侄那样赶尽杀绝,是否像一些史家所言是李世民知人善任、重用人才?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而是与贞观初期的政治矛盾、经济形势、民族关系密切相关。

　　唐初政局的动荡,也使得南北朝以来本就尖锐的民族矛盾更为突出。东北地区,高丽虎视辽东。西北地区,突厥、吐谷浑不断寇边,内犯势头尤以突厥为烈。但李世民深知,之所以暂时不能与突厥发生正面冲突,就是因他“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不具备和突厥大规模作战的条件。在此情况下,李世民要想解决这些问题，一定要先稳定山东，因为山东不仅是解决西北问题的关键而且对关中也有影响。要想稳定山东，就一定要控制山东的士族势力。而最能牵制山东士族势力的就是山东豪杰了。山东豪杰就是隋末山东农民起义军的大小领袖，这些人在降唐之后大都转化为庶族地主，他们和山东士族在政治、经济利益上有根本冲突。如果充分利用他们，使之和山东士族互为牵制，就能取得山东的暂时稳定。而魏征又是最能代表山东庶族集团即所谓山东豪杰利益的人物之一。魏征不仅参加了瓦岗起义，而且又是原东宫集团的主要谋臣之一，这种特殊的经历不仅使其成为山东豪杰的联络人，而且也成为东宫集团的代言人。如果李世民杀掉魏征，就会导致这两大势力的不安和反对，从而失去山东豪杰的支持而无法处理好山东问题。所以唐太宗认为他们是“各为其主，是可以原谅的，赦免了他们的死罪，并可使他们感恩”。

　　如此才可能重新认识李世民、魏征二人之间的关系。魏征随李密降唐后，“久不见知”，于是“自请安辑山东”，担负起收编各地义军的重任。发一书而降李世责力，并先后使李世责力、窦建德部下曹旦及齐善行等归降李唐。魏征在山东豪杰中的影响就充分显示出来。故而玄武门之变后不久，李世民就立即委任魏征以“安辑河北，许以便宜从事”之重任。魏征在安抚河北时，亦极力保护山东集团中的精英。

　　如何使目的实现，魏征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他洞穿了李世民的心理，看到了唐初各种矛盾的焦点所在。利用自己为谏议大夫之机，积极进谏，以“居安思危”之语打动李世民。魏征深知:“自古上书，不急切，不能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语，圣人择焉”。这也正是时人认为他“精通群书，颇明王霸之术”、“素有胆气，善得人主意”的根本原因之所在。魏征多次进谏于李世民，指出隋亡的根本原因就是“甲兵屡动，徭役不息”，要求李世民以亡隋为鉴。杨隋之亡，与重役山东，攻伐高丽密切相关。而李世民经略关中，安抚山东，亦无不是为与高丽作战做准备。一旦重与高丽开战，山东所受赋役又必然加重。这是山东集团所反对的，也是魏征最不愿看到的。

　　为扩大山东集团在唐中央的实力，取得部分关陇集团成员的支持，魏征先后向太宗推荐侯君集、杜正伦、褚遂良，并特别指出侯君集、杜正伦有宰相才，使他们受到李世民的重用。魏征与王?的关系也非同一般，这从每当王?进谏李世民之时魏征必然附和，魏征进谏时王?也同样附和就可清楚看出。特别是杜、褚二人，对李世民的言行是“必书”、“必记”，达到了魏征所期望的使李世民“不为非法”的目的。

　　李世民对魏征的心理活动也极为清楚，看到了魏征的背后有庞大的山东集团做后盾，而自己又“即位日浅，国家未安”，必须协调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使自己时时处于“居安思危”的状态，保持清醒的头脑，因而接受魏征的“犯颜”进谏亦就不足为奇了。为取得山东集团的支持，维护统治，位居九五之尊的李世民不断遭到臣下的“犯颜”，而且要把不满深深地隐藏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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