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有资格被誉为“千古一帝”的皇帝肯定不多，就算能找出几个，大半也都有争议。如果一定要找一个共识最多、争议最少的，那恐怕就非唐太宗李世民莫属了。

　　但是，即便李世民能当之无愧地获此殊荣，也并不表明他就是完美无瑕的。
　　
　　无论李世民如何天赋异禀、才智过人，他身上也难免会有一些人性的弱点。
　　
　　换句话说，李世民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杰出政治家，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弱点，而是在于他有一个办法对治自己身上的弱点。
　　
　　这个办法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两个字——纳谏。
　　
　　“纳谏”这种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因为人都是爱面子的，没有谁喜欢被人批评。就算是一个普通人，也不愿意整天被人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更不要说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了，通常更听不进任何不和谐音。
　　
　　然而，李世民偏偏就愿意听。
　　
　　不但愿意听，而且还对此求之若渴、甘之如饴！
　　
　　这并不是说李世民天生就是一个受虐狂，而是因为他深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籍忠臣”；“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
　　
　　鉴于隋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李世民一直具有非常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认为，倘若当皇帝的都像隋炀帝那样“好自矜夸，护短拒谏”，那么结果就是“人臣钳口”，最终必然“恶积祸盈，灭亡斯及”。所以早在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李世民就一再对大臣们强调：“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贞观政要》卷二）在李世民的极力倡导和鼓励下，贞观群臣谏诤成风，人人勇于进言。而其中对李世民影响最大、对贞观善政贡献最多、在历史上享有“第一诤臣”之美誉的人，无疑就是魏征。
　　
　　魏征曾经有过一个奇怪的言论。
　　
　　他说他不想当忠臣。
　　
　　不想当忠臣，难道还想当奸臣？
　　
　　不。魏征说，他想当一个“良臣”。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当魏征在朝堂上公然说出这番话的时候，李世民大为诧异：“忠臣和良臣有什么区别吗？”
　　
　　魏征说：“所谓‘良臣’，应该像稷、契、皋陶那样，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而所谓‘忠臣’，只能像龙逄、比干那样，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区别大了！”
　　
　　李世民恍然大悟，“深纳其言”，当即赐给魏征五百匹绢。
　　
　　魏征的这番言论乍一听很有颠覆性，其实只是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当臣子的固然要对君主尽忠，但这种忠却不应该是“愚忠”，而是“巧忠”。也就是说，进谏并不是以一味蛮干、面折廷争为美，而是要讲究力度、角度、限度，以君王乐于接受为前提，以刚柔相济、恰到好处、切实可行为美。
　　
　　《菜根谭》中有一句话说：“攻人之恶勿太严，要思其堪受；教人之善勿过高，当使其可从。”魏征的进谏有时候就颇能体现出这种中道的智慧。
　　
　　比如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李世民曾经用一种颇为自得的口吻对大臣们说：“人们都说天子至尊无上，所以无所忌惮，可朕就不是这样子。朕总是上畏皇天之监临，下畏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上不合天意，下不符人望。”
　　
　　李世民所说的固然是实情，可像他这样自己说自己的好，未免就有点“矜夸”的味道，而且潜意识里也是希望博得群臣的赞美。
　　
　　这个时候，魏征发话了。他说：“此诚致治之要，愿陛下慎终如始，则善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魏征这话听上去像是在赞美，实际上却是在针砭。
　　
　　因为它强调的是“慎终如始”这四个字。这就等于是说——陛下能这样子当然好，但是最好能够保持下去。假如不能持之以恒，现在高兴未免太早。
　　
　　李世民是个聪明人，当然不会听不出这层弦外之音。
　　
　　这样的进谏可谓寓贬于褒，既挠到了皇帝的痒处，又点到了皇帝的痛处，实在是含蓄而巧妙。
　　
　　类似的对话在贞观五年（公元631年）还有一次。当时国内安定、天下丰稔、东突厥又彻底平定，整个大唐帝国一片欣欣向荣，李世民又对侍臣说：“今中国幸安，四夷俱服，诚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惧不终，故欲数闻卿辈谏争也。”
　　
　　这一次，李世民的话就说得比较全面了，他一方面为自己取得了“自古所希”的历史功绩而自豪，但另一方面也表示了戒慎恐惧之心。
　　
　　所以，魏征就说：“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资治通鉴》卷一九三）
　　
　　魏征并不对这种“天下大治”的喜人形势歌功颂德，而是对皇帝“居安思危”的谨慎态度表示赞赏。这种发言显然要比纯粹的附和之辞高明许多。
　　
　　正是由于魏征的谏言往往既委婉又能击中要害，所以李世民才会评价说：“人言魏征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旧唐书·魏征传》）
　　
　　当然，魏征的谏言并不都是这么委婉“妩媚”的。
　　
　　如果每次进谏都拐弯抹角，那最后就算不流于阿谀谄媚，也会变得庸庸碌碌。倘若如此，那魏征也绝不可能被李世民所倚重，更不可能以“诤臣”之名享誉后世。
　　
　　所以，该据理力争的时候，魏征也绝不含糊。
　　
　　史称魏征“犯颜苦谏”的时候，“或逢上怒甚，征神色不移，上亦为之霁威”。（《资治通鉴》卷一九三）意思是说：每当李世民被魏征的谏言刺激得怒不可遏的时候，魏征总是毫无惧色，李世民到最后也不得不收起帝王的威风，把自己的怒火强压下去。
　　
　　有两则小故事颇能说明李世民对魏征的这种“忌惮”之情。
　　
　　有一次魏征离京去祭扫祖墓，回来的时候听说皇帝打算去终南山游玩，连仪仗队和随从都已整装待发，可后来却无故取消了，魏征就问皇帝有没有这回事。李世民尴尬地笑着说：“当初确实有这个想法，但是怕你生气，只好作罢了。”（《资治通鉴》卷一九三：上笑曰：“初实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辍耳。”）
　　
　　还有一次，有人进献了一只漂亮的鹞鹰，李世民非常喜欢，就让它站在自己的手臂上，正在逗弄玩耍，忽然看见魏征走了进来，情急之下赶紧把鹞鹰塞进怀里。魏征其实早就看在了眼里，可他嘴上却不说，故意在奏事的时候把时间拖得很长。等到他告辞离去，鹞鹰早已活活闷死在李世民的怀里了。
　　
　　魏征平常的谏诤一般都会讲究方式方法，可要是碰到至关重要的大事，也会与太宗面折廷争。
　　
　　魏征和李世民之间最激烈的一次言语交锋，发生在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春天。当时的大唐王朝四海升平、国泰民安，所以满朝文武都一再劝请太宗前往泰山封禅。“公卿百僚，以天下太平，四夷宾服，诣阙请封禅者，首尾相属。”（《册府元龟》卷三十五）
　　
　　所谓“封禅”，是帝王祭告天地的一种大典。由于泰山是五岳之首，所以封禅大典都在泰山举行——于泰山设坛祭天曰“封”，于泰山南麓的梁父山辟基祭地曰“禅”。在古代中国，泰山封禅既是太平盛世的象征，也是帝王功业鼎盛的标志。但并不是所有帝王都有资格获此殊荣。在唐朝之前，只有秦始皇、汉武帝，还有东汉的光武帝等少数几个自认为建立了丰功伟业的帝王，才敢举行封禅大典。
　　
　　对此，李世民内心当然也是满怀渴望。
　　
　　但是当百官劝请时，李世民一开始还是谦虚地推辞了一下。他说：“诸位贤卿皆以封禅为帝王盛事，但朕却不这么看。如果天下安定，家家户户丰衣足食，就算不封禅，又有什么损失？昔日秦始皇封禅，而汉文帝不封禅，后世难道以为文帝之贤不如始皇吗？况且即使是祭拜天地，又何必一定要登泰山之巅、封数尺之土，才算表达出对天地的诚敬呢？”
　　
　　群臣都知道这只是皇帝的客套话，所以还是极力劝请。
　　
　　后来，李世民就顺水推舟地答应了。虽然表面上似乎有点勉强，可大家都知道，其实皇帝心里还是很乐意的。
　　
　　就在皇帝和满朝文武其乐融融地探讨具体的行程安排和相关事宜的时候，魏征忽然表情严肃地站了出来，坚决表示反对。
　　
　　李世民脸色一沉，问：“你不赞成朕封禅，是不是认为朕的功业还不够高？”魏征说：“够高。”李世民又问：“那是不是德不够厚？”魏征说：“够厚。”“是不是社稷还不安定？”“已经安定。”“是不是四夷尚未臣服？”“都已臣服。”“是不是庄稼还没有丰收？”“丰收了。”“是不是祥瑞还没有呈现？”“呈现了。”“既然如此……”李世民冷笑着说，“那为何还不能封禅？”
　　
　　魏征从容自若地回答道：“陛下虽然已经拥有这六项成就，但是，我朝承隋末大乱之后，户口凋零，仓廪空虚，陛下一旦车驾东巡，千乘万骑，每到一处，地方州县必定难以承受各种负担。更何况，陛下举行封禅大典，四夷君长必定前来共襄盛举，可如今自伊水、洛水以东，至于东海、泰山，村庄寥落，人烟断绝，道路萧条，进退艰阻，极目所见，千里蛮荒。这岂非引戎狄至我腹地，然后示之以虚弱吗？再者说，即使给予四夷君长厚重的赏赐，也未必能满足他们远道而来的愿望；纵然免除百姓几年的捐税赋役，也未必能弥补他们的损失。为了博得一个封禅的虚名，却遭受一些实实在在的损害，这对陛下又有什么好处？”李世民听完，不得不表示赞赏，立即停止了封禅的动议。“太宗称善，于是乃止”，（《贞观政要》卷二）然而他在感情上其实是不太情愿的。
　　
　　碰巧，几天后黄河两岸的几个州突然爆发了严重的洪涝灾害，满朝文武再也不敢提半个字，封禅之事就此不了了之。可是在内心深处，李世民其实一直也没有放弃封禅的想法。“终太宗世，未行封禅，然帝意亦非遂终止也。”（《魏郑公谏录》卷二）魏征这次谏诤虽然得到了李世民的采纳，但此事多少还是伤及了皇帝的自尊心，所以那些日子李世民一直看魏征不顺眼，再也不觉得他“妩媚”了。
　　
　　有一天，可能魏征又因什么事情触怒了太宗，所以散朝之后，李世民怒气冲天地回到宫中，咬牙切齿地说：“找个机会一定要杀了这个乡巴佬！”
　　
　　长孙皇后大为惊愕，连忙问皇帝说的是哪个乡巴佬。
　　
　　李世民脸色铁青地说：“就是魏征！他经常在朝堂上当众羞辱我。”
　　
　　长孙皇后听完，一声不响地退回寝殿，片刻后就一身凤冠霞帔地来到皇帝面前。李世民大吃一惊，问她怎么回事。长孙皇后说：“臣妾听说，君王英明，臣子一定正直；如今魏征之所以敢直谏，正是由于陛下的英明，臣妾怎么能不道贺！”
　　
　　李世民本来也没想杀魏征，他这么说其实只是发泄发泄而已。现在皇后又给了他这么大一顶高帽，他当然更没有理由生气了，于是就把连日来的不愉快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长孙皇后实在是一个既贤淑又聪慧的女人。因为此举不但保全了魏征，而且维护了皇帝的尊严，诚可谓一举两得！
　　
　　古代有一种传说，说龙的咽喉部位“有逆鳞径尺，人有撄之，则必杀人”。（《史记·韩非列传》）其实意思就是说绝大多数帝王都容不得臣子进谏。所以，历朝历代因犯颜直谏、触逆龙鳞而被帝王诛杀的臣子不知凡几。
　　
　　然而，贞观一朝却人人敢于犯颜直谏，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太宗李世民确实具有从谏如流的见识和气度。而魏征之所以在谏诤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也是因为他知道太宗求谏的诚意和决心要远远大于历代帝王，因此必然需要像他这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诤臣。
　　
　　从这个意义上说，魏征的谏诤行为也不完全是出于他的正直和勇气，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基于一种精明而准确的判断。
　　
　　关于这一点，魏征自己就曾经当着李世民和其他大臣的面坦言：“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贞观政要》卷二）这确实是一句大实话。
　　
　　可想而知，以魏征那套“只当良臣、不当忠臣”的为官之道和处世哲学来看，假如李世民是一个猜忌刻薄的昏聩之君，那魏征到头来也只能是一个明哲保身的平庸之臣。所以，只要李世民有成为明君的愿望，魏征必定就有成为诤臣的动力。他们二者是相互需要、相互成就的。用李世民自己的话说，他们的关系就如同鱼和水——“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又像是金矿与良工——“公独不见金之在矿，何足贵哉？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朕方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工。”（《贞观政要》卷二）如果我们问：李世民的“千古一帝”是怎样炼成的？那么从他自己的譬喻中，或许就能找到某种答案。
　　
　　即便李世民是一个天赋异禀、才智过人的皇帝，最初他也只是像金子蕴藏在矿石中一样，体现不出任何价值。只有经过“良工”耐心细致的斧凿敲打，日复一日，千锤百炼，最终才能把他身上的杂质和瑕疵一一敲打掉，让矿石中的黄金绽放出璀璨的光芒。换言之，假如没有诤臣的监督、约束和针砭，李世民即使天赋再高、能力再强，最终也可能毫无建树，甚至有可能重蹈隋王朝之覆辙，沦为像隋炀帝杨广那样的亡国之君。正如《菜根谭》所言：“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从烈火中煅来；思立掀天揭地的事功，须向薄冰上履过。”李世民的明君之路，又何尝不是这么走过来的！
　　
　　魏征一生对李世民的谏言无数，其中有一句出自《荀子》的话曾经被后人广为传颂，成为后世引用频率最高的一句政治格言。这句话就是——“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李世民二十三年的帝王生涯中，这也许是时刻萦绕在他耳旁、倏忽不敢忘怀的一句话。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正月，魏征病殁。李世民“亲临恸哭，废朝五日，赠司空、相州都督，谥曰文贞”，并且亲自撰写了墓志铭，书于碑石之上。随后的日子，李世民一直沉浸在绵长的哀思之中。魏征的离世不仅让李世民失去了一个臣子，更是让他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良师益友。在一种难以排遣的寥落和寂寞中，李世民不禁对侍臣发出了一番感叹，这番话从此也和他们君臣二人的名字一起，永远镌刻在了青史之上，令无数后人感慨和深思——“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旧唐书·魏征传》）
　　
　　原文载于《历史中国：唐原来是这样》，作者王觉仁，现代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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