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博物馆帅倩指出，中国皇帝对于以自鸣钟为代表的西洋钟表的激赏，大大刺激了当时的钟表贸易。18世纪，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钟表进口国之一。贸易的勃兴推动了产业的变化，当时在欧洲，研究中国客户的消费心态成为钟表匠们必修的功课。欧洲著名表匠如威廉·伊伯利设计了一种机芯，不仅采用独立式发条盒，而且专门配有雕刻花纹的镀金机芯，被称为“中国式机芯”，为销往中国市场的怀表树立了新的典范，被尊称为“中国表之父”。

　　广州是最重要的进口渠道而且有最棒的匠人

　　清代最主要的钟表贸易渠道，来自各地的采办。由于“一口通商”管理体制的存在，粤海关和十三行成为最主要的通道。

　　清代通过广州采办的钟表数量极为惊人，例如仅1791年便由粤海关进口大小自鸣钟、时辰表和嵌表鼻烟壶1025项。

　　广州博物馆研究人员王成兰表示，钟表在中国被认知接受的速度是任何其他西方物品无法比拟的。作为采购钟表最主要的口岸，广州聪明的工匠们从西方钟表中获得启发并陆续开设了自己的钟表作坊。根据当时外国使臣的记载，“广州工人模仿本领很高，他们能制造和修理钟表，模仿西洋画和水彩画。广州工匠所加工的铜片，质地精细，颜色光亮，远远超过欧洲方法所制造。”在广州的外销画中，就有专门出售钟表的钟表店。

　　在清宫的造办处，广州的工匠和西洋匠手艺最精。广匠不仅会制作表，而且通晓数学、音乐、绘画等技艺。广匠一般由广东督抚选送入京，往往是民间钟表制作的佼佼者。广州既有本地工匠作坊，又有欧洲人开办的钟表工场，生产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到了，广东粤海关每年都要向宫中进献2~4件广钟。

　　广州所造钟表，造型大多是亭、台、楼、阁、塔、葫芦、花盆等形式，顶部及四角皆饰以花束。外壳为色彩鲜艳的铜胎珐琅，并嵌以各色料石，通体装饰得富丽堂皇。表现题材仍以我国传统的富有吉祥寓意的祝颂太平、庆寿祈福为主。机械结构以发条、链条、塔轮组成动源系统，既能走时报点，又有转花、跑人、卷帘、水法、奏乐等玩意。十八世纪后期，广州所制钟表已堪与英国钟表相媲美，价格却仅相当于英国钟表的三分之一。

　　“时间”是皇家的垄断资源

　　昂贵的外国钟表——康熙时期每个自鸣钟需银5000两，后期虽有所下降，大者也需500两，小者100两——不可能向平民阶层普及，而通过粤海关和十三行采办，却占用了大量的流动资金，让行商们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替官府采购贡品和官用物件是十三行行商们的一大负担。广东督抚、海关监督每年呈进贡品，俱令行商代为垫买。这些官物、贡品的“官价”远远低于市价，其差额只能由行商垫赔。史料记载，行商石中和破产充军时，家中的存货几乎全是钟表。以钟表、洋酒、奇花异草等为代表的“海外奇珍”的大量进口，除了供贵族阶层消耗之外，并无法产生广泛的流通和实用价值，因此18世纪至19世纪的中国，虽然拥有了世界上最为精美的钟表，却没有形成近现代意义上的“时间”概念，也没能带动起更多中国人对于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兴趣。

　　在中国，对于“时间”的掌控，被视为一种神秘而“天启”的学问，也是皇家的垄断资源。普通老百姓通常而言除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之外，对时间并无明确的概念。这种局面即使在欧洲钟表大量进入中国之后，也没能发生改变。钟表在中国既未能成为一个具有显著影响力的产业，也未能牵带起其他方面的产业变革，最终无奈沦为了皇家和贵族们把玩的“玩意儿”，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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