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建瀛逃回南京后，人心惶惶，近郊相当一部分人躲入城内。王杰家在南门外西街，在乡下拥有大量土地，在南京城又开办钱庄，他在《余生偶笔》一文中记载了逃难时的所见所闻。其中大致反映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太平军到来之前，近城六里的人多进城避难(以王杰的家世看，应属于士绅阶层，在这些人的示范下，小民入城者当更多)，六里之外的民众并未入城;第二，太平天国入城之前，从南京脱离的人很少，脱离者主要是那些家产较多的人;第三，太平军占领南京后，曾到未安民的附近地区筹措物资和招收人员，但军纪严明，因交通工具所限，太平军不能到太远的地方筹措物资;第四，乡民为躲避兵灾，曾纷纷逃避。所以太平天国奠都时近郊仅有一部分人进入南京城内。陈作霖认为占领前南京人口包括迁入城者近90万的记载可能是最多的人数，但是也可能郊外人口仅很少部分进入了南京城，所以这里以本文的估计数54万作为下限，即占领前南京城市人口的估算范围在54万-90万人之间。二、奠都前太平军入城的人数从金田起义到攻克南京是太平天国军兴阶段，总体上，队伍是不断壮大的。但关于太平军人口数的记载却相互矛盾。张德坚的《贼情汇纂》认为太平军入南京时有70多万人。而谢介鹤在《金陵癸甲纪事略》中记载，咸丰三年五六月间其他省份的太平军有13万人左右。此时太平军已经北伐和西征。加上北伐军2万人、西征军几千人以及镇江、扬州、浦口、江浦的太平军2万人，即使将这些人全算为外省人，移居到南京的太平军不过20万人。可以说，两者的记载相差甚远。太平军入南京时人口究竟多少?从太平军金田起义直至攻打长沙之前，当时人的记载和现有的研究表明太平军人数并不多(一万多人)。之后，由于沿途会党、农民纷纷投军，总体实力增强。太平军占领武汉时，《武昌兵燹纪略》曾记载：“初贼入武昌，粤东西匪二万余，湖广匪四万余，粤西女贼万余。”依此估计，当时进入武昌的太平军约为7万-8万人左右。争议最大的是太平军离开武汉时的人数。1853年1月12日太平军攻破武昌城，在此进行了休整。2月8日，太平军撤离武汉时，一改永安突围时吸收男子的政策，而要求男女并行，“驱火巷女馆妇女概行登舟”。这就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太平军在武汉吸纳了几十万人。如李圭在《金陵兵事汇略》中记载：“贼遂将俘获男妇共约五十万人，船只万余，资粮军火财帛与妇稚尽置舟中蔽江东下，新旧贼分两岸夹江以行，经黄州、武昌、蕲水、蕲州抵广济之武穴镇。”当时一不知名的士子亦日“男子从者十之九，女子从者十一二”。张德坚的《贼情汇纂》记载太平军在武汉吸纳的人口有50万。但也有不同的记载。南京被太平军攻占后，在太平天国一个重要的衙署当书手、对太平天国事情知之甚详的张晓秋说：“武昌陷，虽增作十军，亦不过数万。嗣水路遭风，沿途逃散，寇江宁时，据云统掳胁共两万余人。”萧盛远在《粤匪纪略》一文中云：“省门陷后，首逆人城，将绅民铺户，无论男妇，逼胁投降，以二十五人为一军，男有男贼管带，女有女贼管领……该逆从容行走，长驱直下，并逼胁男妇十数万人，押令同行。”从数十万到数万再到十数万，相差很远，究竟哪种记载符合实际情况呢?李圭是江宁县人，家住天京聚宝门外乐丰乡夏庄，在天京城外生活了七年，1860年(咸丰十年)被俘加入太平军，后逃到上海，与外国人有往来。他写的《金陵兵事汇略》所用的材料既有自己亲见亲闻的，更多的是其他人记载的，特别是有关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前的记载这部分，可信程度值得怀疑。张晓秋虽在太平军中呆了两年多，并且可能在某王府中工作，但他也说自己是“据闻”，并没有确切的根据。萧盛远是清朝钦差大臣和春的机要幕僚，他从咸丰元年至1860年江南大营被打垮一直在参加镇压太平天国，并且他对敌我双方的情况做了比较客观的记载，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是比较可信的。但《贼情汇纂》是一本情报汇编，也不容怀疑。那么，两者当中谁更接近事实呢?太平军攻打长沙时，武昌城中“大户挈家远徙者甚多”。太平军攻克武昌后，城内迁出的人并不少，《向荣奏稿》向成丰帝汇报情况时说：“城内百姓粮食缺乏，逃出者亦复不少。”太平军离去后，城中“男妇未从贼去甚多”。实际上，在残酷的战争时代，太平军吸纳人员时是有选择的。这可以从当事人的亲身经历中得以佐证。陈思伯，武昌人，当太平军进入武昌劝他加入太平军时，遭其拒绝，后来“众贼壮之，劝予从降，可保一家，即出红巾裹头……当贼逐鄂民上船之际，予嘱冶臣伯，预带眷属，悉藏朝阳巷内小屋中，闭门不出，阖家幸免同去”。据此看来，只要一家人中有一人加入太平军就可能保家中其他人的平安。可见，太平军离开武昌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被“裹胁”而去。而清方也有“将所掳少壮男女尽皆胁载上船”的记载。《养拙轩笔记》的作者在九江被太平军所获，但因年老而“名不入伪籍”，也反映了太平军吸纳人员是有条件的。
此外，太平天国的男女别营制度导致一些民众自杀身亡。在完全占领南京后不到三天即1853年3月22日，杨秀清下令在天京实行男女别营，全城居民以25人为单位，分别按照性别编入男馆或女馆，传统的家庭被废除。客观地说，男女别营制度有其积极的一面。在《金陵省难纪略》一文中，作者在列举了忠贞者的种种事迹后进一步说道：“惟妇女之死，无铮铮特异者：缘贼禁奸淫甚严，其党皆不敢犯，故妇女无逼迫难已之情，因元激烈可传之行;不过女随父，妻随夫，同时殉难而已。”但是，在传统社会中，家庭是人们满足物资和精神需求的基本单位，民众对它有深厚的认同感。所以，当男女别营制度颁布后：“父母弟兄妻子立刻离散，家业顿抛。有请缓颊至来日遵行者，遂于夜间或合室焚毁，或全家自缢，或近河塘牵连投水，纷纷无数。有一家数十口者，有同居三四姓者，望衡对宇，烈焰日夜不绝。水面浮尸或仰或仆，拥挤莫辨。其闭户仰药悬梁者更不知纪极。”太平天国攻破外城至男女别营实施前，南京城死亡的人数时人记载不一。《金陵省难纪略》记载为：“数百万生灵，城初破死者盖已不下数十万矣。”《孙亦恬金陵被难记》的记载大致相同：“统计城中之人被戕者、自尽者不下数十万。”《患难一家言》也有“城中死者无虑数十万人”的记载。与此相反，《张继庚遗稿》中记载内城攻破后，外城居民死难者不过万人。哪种记载更切合实际呢?太平军攻入城时由于及时宣传，躲在家中的大部分百姓没有受到伤害，只有那些在外者可能被误杀，根据时人的记载，死亡的人不多。而太平军入城后的政策对一般的平民和富商并不构成生命威胁，只是要求他们按照太平天国的制度行事而已，通常情况下，这些人不会自杀。所以，那些认为南京城中民众死亡数十万的说法，可能是一种文学手笔，夸大了当时的情形。但张继庚所记载的万人显然也低于民众实际的死亡数。笔者统计了《上江两县志》中所列除八旗外的死者名单，共10 130人，而县志中所载的人数是低于实际死亡数的。正如一位目击者所记载的那样：“自余族伯全家殉节外，城中合门死难者甚多，无从稽考，仅就目见耳闻者，已不胜纪，然其中死节最烈者，殊不忍没也。略纪一二。”能够被记载下来的只是一部分。可见，张继庚的记载也是不真实的。南京城中民众死亡的人数究竟是多少?上元人李滨根据官方材料约二百余种所写的《中兴别记》曾对当时的殉难情况按时间分门别类地做了记载：除了有功名者外，“凡男妇暨侨寓，其无死责而执不辱之义者，水火沉经，顺若正命，盖不下数万人，合门自尽，快于一瞑，复数百家”。数万以5万计，数百家按户均口数5人算约2 500人，官绅死亡人数据方志所列名单统计共3 432人，这些合起来大约6万人。加之被误杀的以及其他因素死亡的，平民的死亡数会高一点。所以，《中兴别记》的记载可能比较真实，即当时城中平民死亡的不超过10万。综上所述，太平天国攻入南京前南京城的原有居民约54-90万人，到达南京的太平军及其随军家属又有13-15万人，扣除攻击外城战死的0.4万人和攻击内城战死的1万人，奠都前实际留居南京的太平军为约11.6-13.6万;八旗及其家属死亡人数达3.1万余人;由于太平军军纪严明，平民的死亡主要是自杀造成的，总死亡数不超过10万。合而计之，太平天国奠都前，南京城总人口大约在52.5-90.5万人之间。
来源：《史学集刊》 侯竹青 陈志刚太平军占领南京前，南京城原有人口约54万-90万人，到达南京的军人及其家属约13万-15万人。但至太平天国奠都前，战争、政策失误等导致人口减少约14.5万余人，因而奠都前南京城总人口大约在52.5万-90.5万之间。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学界对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的人口变动问题关注得并不多。现有的成果主要是从宏观角度对人口损失、人口迁徙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其资料主要源自《嘉庆-统志》以及部分方志中的人口数据。随着更多相关史料的陆续涌现，对太平天国战争时期人口的研究也就有了进一步发掘和探讨的余地，尤其是作为太平天国政治、军事中心的南京的人口。南京是交战双方争夺的重心，也是受战争影响最长久的城市，它的人口变动贯穿于太平天国战争的始终，对其进行研究可动态地展示战争环境下人口、战争和太平天国决策层之间的复杂关联。限于篇幅，本文仅对太平天国奠都前南京城的人口变动进行研究。一、太平军占领前南京留居人数南京本是江南省城，在清代既是政治枢纽，又是军事重镇，人文荟萃，工商发达，但是关于太平军占领前它的人口数却始终是一个谜。首先，时人关于太平军占领前南京的人数，大致有两种记载：一种记载认为南京人口达二三百万。王永年的《紫藐馆诗钞》记载：“江宁城未陷时，查户口清册有二百六十万之众。”《张继庚遗稿》持相同的观点：“惟念江南未破时，查户口清册，有二百六十余万之众。”一位住在金陵南门外西街的士子王杰亦云：“城中户口，有册可稽者，二三百万生灵，尽遭涂炭”。另一种记载认为南京人口仅数十万或数十万至一百多万。江苏巡抚许乃钊在咸丰三年(1853)六月向清廷上报南京的情况时说：“臣自抵江南帮办军务，经钦差大臣向(荣)亲自督剿，连破贼营。惟念省垣被胁居民惨遭蹂躏，设法救援解散，不下十数万，类多困苦无依……查《通志》载：’江南省城周九十六里’人烟数十万户，除去已经拯救外，约计城中男女大小尚有数十万人横遭裹胁，未能自拔，亲属则荡析离居，货财又搜罗罄尽。”许乃钊的奏报前后矛盾：人烟数十万户，口数即可有数百万，与前述其他资料中的二三百万接近;但他又说，已拯救者十多万，尚未离开者数十万，这样加起来最多一百数十万，少则不到一百万。与许乃钊模糊的记载相比，陈作霖在《金陵通纪》中的记载比较明确：“寇警日迫，居民鉴壬寅年(1842年英军兵临南京城下之时--笔者注)之迁避为乡人所欺凌，乃皆不动，至有从附郭移家人城者。城中男妇几九十万，巡抚杨文定复禁人外徙。”该史料记载在太平军到来之前南京城内人口近90万，但也表明90万包括了城外商业区迁入城内居住者。民国《首都志》户口一栏中不加分析地引用了陈作霖的说法。而当时的外国人听说南京有50万居民，虽是道听途说，但也反映了时人对南京城人口的估计。显然，两种记载大相径庭。其次，现代学者对南京人口也有不同估计。施坚雅估计1843年的南京人口为27万。姜涛认为施氏显然低估了当时的人口，最保守的估计也应在50万人以上。李伯重则估计为60万-70万之间。曹树基认为南京人口可能为85万。范金民根据南京城内粮食的日消耗量，估计数更高，达110万。这些不同的记载和估计哪一种合理?1820年江宁府的人口约464.7万。虽然南京是城市化较高的地区之一，但在小农经济的条件下，没有特殊机制的刺激，很难想象仅南京城的人口即占到整个江宁府人口的半数以上，时人认为南京人口在二三百万左右的观点并不合乎常理。错误出现在哪里呢?江宁府在嘉庆十四年(1809)所属各县的人丁统计数是2276064丁，按照溧水县3.5%0的年均增长率计算，1852年江宁府的人丁数将达2645037(若按照江苏3.6‰的人口年均增长速度则为2656394)。如果人口年均增长率再高一点，到1852年时江宁府的人丁大致在300万左右。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清代，南京城由上元和江宁两个县分划管理，而上元县和江宁县又是属于江宁府的附郭县，即“上元、江宁皆隶府治”，人口也由两个县属划区管理。也就是说南京城的人口统计不是独立的，两个县在统计人口时不应把各自管辖的区域放弃，1852年时江宁府的人丁大致在300万左右实际上是指，1852年时上江两县人口达300万。那种认为南京人口达二三百万的观点实际上是把整个江宁府的人丁数或上元两县的人口数误认为南京城的人口数，显然是错误的。曹树基可能忽略了这一点，他的估计方法存在失误，对战前南京人口的推断可能不太合适。施氏的估计数学术界均认为太低。实际上，我们以10%的比例推算南京城的人口，也超过了施氏的估计数：嘉庆十四年上元和江宁两县的民卫丁合计数为1 379 235，按照3.5‰的年均增长率到1852年为1 602 823丁，按照性别比100：114计算则约为300.9万口，那么南京城人口约30.1万。各地区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南京作为首府和经济发达地区，它的人口所占比率当高于一般的城市。如以城市人口占总人口18%的比重推算，则南京城人口约54.2万。如按笔者对江宁府1852年520万人口的估计数，再按18%的比重计算，则江宁府城市人口可达90余万。1809年六合、江浦、句容、高淳、溧水五县的民卫丁占江宁总丁的38.6%，如以此比重来推算，1852年五县的人口则为200.7万，再按16%-18%的比重计算，五县城市人口约20万-36万，那么南京城市人口约70万-54万。可见，太平军占领南京前，南京人口约54万70万。
至于太平军在武汉吸纳的人口数我们可作一推断。以《嘉庆一统志》所载为准，1820年武昌府9个县共有人口687.3万人口，以湖北省4.9‰的人口年均增长率计算，1852年的人口为799.6万;如按照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10%计算，行政机构所在城市人口约为80.0万。1953年的人口调查中，湖北1-16岁和60岁以上的人所占整个湖北省人口的比例分别为37.43%和7.12%，共44.55%，那么男女少壮者所占比率为55.45%。以此比率来计算，当时城市中少壮者约为44.36万，如果这些均作为武昌城的少壮人口;当太平军离去时，男子从者十之九，女子从者十一二，以一半计之，也就是22万多人。而且这个人数统计是指整个武昌府的城市人口，包括了武昌城外其他县城的人口。且如前所述，武昌城中的人逃走不少，少壮者并未全部加入太平军，所以当时有十几万人随军是比较恰当的，加上占领武汉前的7万到8万太平军，大概有20多万人。太平军东下时的船只数量也可佐证这一点。太平军东下南京，分水陆两路前进。谢介鹤随太平军至金陵，在张继庚内应事件败露后逃出。他回忆陷入太平军后的所见所闻时说：“咸丰三年，癸丑正月二十九日，粤逆洪秀全、杨秀清等至金陵，其陆路分贼营二十四座，每营多者二三百人，少者五六十人。”据此看来，太平军陆师力量在5000人-7200人之间。水师力量可根据船只数加以推算。当时太平军有船只万余，由于这些船主要是民船，每船不过可载十几人。即使湘军专门制造的战船也不过“长龙每船24人，舢板每船14人”。以每船平均15人计算，万余船只也就是20万余人。所以，张德坚关于从武汉东下时太平军人数有50万的说法有点夸张，而萧盛远的说法可能比较真实。扣除先前的7-8万太平军，随太平军东下的武汉人在12-13万左右，但这些人中有一些确实是被迫的，如前述有的是为了保护家人，立场并不坚定;且当时太平天国尚未建都，管理不严密，为民众的逃亡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在东下途中及攻占南京前大部人已伺机逃走。据载“未几，男子被掳逃归者十八九，女子回者十一二”。真正留在南京的武汉人约6万-7万而已。从武汉直至南京，太平军势如破竹，所过州县，民众已经逃离。如九江，太平军到时，“已阒无人，贼无可留恋，遂帅众蔽江而下”。安庆城内居民“已徙去十之八九”。因而，从武汉至南京途中，太平军并没有吸纳多少人员。所以，真正迁徙到南京的大致在13万-15万人之间。沈梓在《养拙轩笔记》中载太平军到金陵城外，实际不过十数万人，也说明了到南京时的太平军人数不是太多。太平天国奠都后，这些人中大部留在了南京。三、太平军占领南京后至奠都前南京人口数量的变动太平天国奠都前南京城的人口主要包括两部分：军人和平民。南京是清朝在江南的政治、军事重心之一，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因此，清朝在南京驻守了八旗和绿营。南京的八旗官兵共6 347名。按照清朝的军事制度，家属随军居住。传统中国家庭的规模学术界估计为5人，以此计算，南京城中的八旗人员及家属有31735人。此外，清方在南京有绿营兵1 300人;太平军攻占武汉后，藩司祁宿藻募乡勇10000人，协同八旗、绿营共同防守南京。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下外城，太平军损失人数据清军报告为4000人。20日太平军开始攻打内城。此时，满城总兵力是8000人，其中旗兵4000人，雇募汉族壮勇4000人。按照上帝教的教义，属于“妖孽”的满人是被排除的对象，这激起八旗兵战死沙场的决心，双方战斗激烈，太平军伤亡数千人，而八旗连满族妇女“俱登城佐守”。满城被攻破后，太平军“屠驻防婴孺无遗，复驱隐匿之妇女出聚宝各门尽于桥上杀之，河水皆赤”。内城之战使八旗及家属遭到严重损失。具体死亡人数府志载：其溃围而出者才八百余人，经将军苏布通阿奏请集为一营;同治三年，富明阿率之由扬州大营凯撤回防，有官29员，甲兵存三百余名。县志上的记载大致相同：驻防遗兵仅存马甲336名，步兵61名。总之，攻打内城时，根据统计数字，旗兵死亡31 000多人，乡勇死亡约4 000人，太平军死亡近10 000人，再加上攻打外城时太平军的死亡人数4 000人，以及清军、乡勇伤亡数(没有确切数字)，一共死亡至少5万人，其中可以计入奠都前南京城人口损失的双方军队人数为4.5万人。与军人的伤亡相比，平民在战争中被杀的并不多。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破南京外城，为了避免连累无辜，入城即呼“百姓皆闭门，敢出者杀”，又传“门上须贴顺字，厅事须设几，置茶三盏，男子须脱去领帽”的命令，百姓均遵行。在肃清残敌的过程中，除了满人和在外面被误杀的少数平民外，被太平军直接杀害的并不多。不过，受贞节忠孝思想的影响，一部分尽忠于清朝的人得知太平军攻破内城便纷纷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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