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制订的工商业政策，是以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为出发点的。发展工商业，如果不利于清王朝的统治，则往往被认为“好货”，“贪利”而加以摒弃。因此，清工朝的许多工商业政策如果单从经济上观察，往往不可理解，但从巩固清王朝的统治秩序上来考察，又自有其政治需要。内地铜矿，本州本县的人可以自由开采，外州外县的人就不准越境开采。同是开采浙江铁矿，温、处两属就可以开采，宁、台两属就不许开采。同是茶叶运销，由上海北运天津就可以经由海运，由上海南运广州则不许经由海运。下海船只，单桅的就准许出海，双桅以上的就不许出海，等等。单纯从经济上考察，是讲不通的。因为开采铜矿也好，铁矿也好，都需要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都需要外来的支援。经济需要的是越境开采，而不是禁止越境开采；是四处开采，而不是一两处开采。茶叶从上海经由海运到广州，比由内陆翻山越岭到广州，时间和运费都有很大的节省，要扩大茶叶销路，需要的是鼓励海运而不是限制海运。至于双桅以上的大船，载重量大，航行迅速，要发展海运，需要的是鼓励而不是限制。所有这些，清王朝统治阶级不是不知道。但它却有更重要的考虑。在清王朝统治者看来，矿场是“聚众藏好”的危险地区，上海以南的海面是外夷和好商相互串通的危险水域，双桅以上的大船，是“桅高篷大，利于走风”，最易愉漏的危险船只。所以，这些都需要加以禁止或者限制，叫做“防患于未然”。

在清王朝的工商业政策中，这种“防患于未然”的措施，是大量的、系统的和周密的。

清王朝对所有矿场，不但在未开之先立下许多限制，而且对已开之矿，还采取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

首先，矿工在进厂之前，必须取具地邻的保结。乾隆五年（一七四○）规定，矿商“雇佣人夫，必须用本籍之人，取具地邻等各结，无许外方人等充冒，致主事端”。

其次，他们进厂之时，还要彼此向厂官连环互保，保证不“滋生事端”。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规定：“凡各商名下伙计、伙房、碉头、矿夫人等，俱令本商取具连环互保，造报厂官”。

第三，进厂以后，还要把他们的姓名、籍贯、年龄、相貌等等，统统造册，以备查考。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规定：矿商应将“经管各丁匠姓名、年貌、籍贯……，造册通报查考”。

矿工每人发给腰牌一个，凭牌进厂。乾隆十九年和五十三年都规定：矿工俱“各给腰牌为验”，“腰牌上印烙丁匠字样”，以便随时稽查。

在根据腰牌稽查之外，还要在每十名丁匠中立一头目，统率管理。乾隆十九年和五十五年都规定：“丁匠十人应选择匠头一人管理，庶不致混杂生事”。

这样严密的防范，并不限于矿场。盐场、渔场和其他出海船只，也不例外。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规定：“盐场井灶，另编牌甲，所雇工人，随灶户填注，即令约束，责成场员督查”。而在此以前三十年，就规定“商渔船只，造船时呈报州县官，查取澳甲、户族、里长、邻佑保结，方准成造。完日报官，亲验给照，开明在船人年貌、籍贯”，“舵工、水手人等，俱各给予腰牌，开明姓名、年貌、籍贯。”“船只出洋，十船编为一甲，取具连环保结，一船为非，余船并坐”。

即使是手工作坊，只要聚众较多，也莫不严加控制。苏州的踹坊，原来就有坊总的设置。雍正九年（一七三一），又在坊总之外，另设甲长，互相稽查。

凡是劳动者聚集的地方，官府都本能地视之为“藏奸”渊薮，防范、约束和压制的措施，都随之而至。

但是，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权力，并不能堵塞经济发展的道路。尽管清王朝对工商业的发展，采取种种限制措施，但是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这些限制，却不能不呈现逐步松弛的趋势。

在城市手工业中，南京丝织业的机户，在十八世纪以前，每户控制的机张数目，还受到清王朝的严格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在十八世纪初年，终于取消。从此以后，“有力者畅所欲为”。到了十八世纪中期以后，民间丝织业拥有的机张，达三万以上，成为“秣陵巨业”。可见，限制一经突破，随之而来的，便是比较迅速的发展。

城市以外的手工业，也是这样。陕西终南山区，在十八世纪末期，出现了数以百计的木厂、纸工和铁厂。这个封山达五百年的深山老林，一朝开禁，便吸引了来自四川、湖北等省商人的投资。尽管嘉庆帝开放山禁的本意，只是在“绥辑流民”，但对这些木厂、纸厂、铁厂乃至一丈七、八尺的高炉的出现，事实上并未禁止，而且也无法禁止。因为不准开厂，就要添数十万无业游民，而这是当时实力受到削弱的封建政府所畏惧的。不仅终南山一地如此，各省采木业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突破清王朝限制的结果。例如山西穆纳山产木山场，本来久经封闭，到了十八世纪后半期，就改为“招商开采，设口稽查”。原因是，这里已经有人违禁开采，如果不弛禁，他们就会“滋扰”地方。

对矿业投资的限制，也在发生变化。

清朝统治者对矿业的限制，初看起来，时松时紧，若无轨迹可寻。康熙帝在四十三年（一七○四）时说：“开采之事，甚无益于地方。嗣后有请开采者，悉不准行。”五十二年（一七一三），换了口气说：“天地间自然之利，当与民共之，不当以无用弃之，要在地方官处理得宜，不致生事耳。”看来限制已有所放宽。雍正元年（一七二七），又停止贵州所有铜矿的开采。第二年，又严禁广东开矿，特别是招商开厂，“断不可行”。第三年，对江西开矿，又模棱两可，说什么“当开则不得因循，当禁则不宜依违”。过了两年，湖南开矿，又严加禁止。乾隆、嘉庆时，或先开后禁，或此禁彼开，反反复复，似乎并无定策。

事实上，清王朝对一地一矿的开采或封禁，都有其具体的条件和原因。前述同一浙江铁矿，温、处之所以可开，宁、台之所以必禁，就是由于一在内地，一在滨海。前者易于驾驭，后者难于控制。但是，在全国范围内，清王朝对采矿的限制，是在逐渐松弛的。这从开采矿场本身的变动，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从在采矿场的数目看，在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以前，全国每年在采各种矿，没有超过十个。过了二十年以后，每年在采矿场，就超过了三十个。再过二十年，达到七十个。雍正六年（一七二八），首次超过一百个。乾隆八年（一七四三），进而超过二百。至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突破三百之数。以后即经常在三百左右变动。这二百多年中，清王朝也曾停闭了将近八百三十个矿场，但其中有的固然是出自清廷的禁令，有的则是出自矿商的请求。那些以“铜老山荒”为名而停止开采的矿场，与其说是由于清廷的封禁，毋宁说是在开采的过程中，厂商不胜官府的勒索诛求。而这种情形，是越到后期越趋显著。

可见，在清王朝的工商业政策中，既反映了封建政权对工商业的限制，也反映了工商业的发展对这些限制的突破的要求。这种限制和反限制，实际上是一种新的性质的阶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