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一词始于唐代，唐朝制度，应试者在复试前须向礼部投状，而名列第一者为“元”，因之称为“状元”。在世人看来，状元必定是满腹经纶、才华盖世的人物，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纵观清代的科举史，人们会对这些大魁天下的状元感到失望，他们之中大多数既没有显著的政绩，也没有名垂青史的佳作。相反，那些在科举仕途上屡遭挫折的失意者，如曹雪芹、蒲松龄、吴昌硕、郑板桥等人，却大有建树。何也?如果我们从试题、阅卷、录取等方面，揭开清代科举考试的帷幕，即可知其大概。
始于隋唐的科举取仕，较之魏晋时的九品中正制，无疑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到了清代，随着封建制度的日趋没落，科举制度本身的消极因素进一步发展。外泄考题、冒名顶替、更换名次、行贿受贿、营私舞弊等科场案伴随整个清代科举史。其种种弊端，一直遭到有识之士的抨击。
清代考试题目，以空腐无用的八股文作为主要内容。由于清代石印流行，一些书铺将历科中式者的闱墨大量刊印出售，当时应试的人只要把这些陈词滥调牢牢记住，考试时拼凑成篇也就可以了。更有一些人，请科场老手拟定一些题目，预先做出一些文章来背熟，到了考场，可能会碰见与他们背熟的文章相合的题目，就可直抄下来。
明清以来，《四书》、《五经》中能作为题目的内容基本上都出遍了，考官们又别出心裁，出一种名之为“截搭题”的题型。所谓截搭题，是破坏《四书》、《五经》原文的字句，从一句话中挑出几个字作为题目，或者把上一句后面几个字同下一句前面几个字联起来，实际上毫无意义，可是，硬要应试者以这个毫无意义的题目做出一篇文章。从这样的文章中选拔出来的状元，其才学也就实在令人怀疑了。
阅卷当中的荒唐事就更多了。清代会试，主考官称总裁，一般由三、四名一、二品的大员担任。同考官18名，每一名有一个专门阅卷的房间，称之为“房官”。总称“十八房”，由翰林及进士出身的部院官员中选派。各房官将本房中的试卷阅后排出名次，将优等卷推荐给主考，这种卷称之为“荐卷”，其余称之为“落卷”。意即被淘汰的卷子。
由于阅卷是科考中的关键一环，清政府也曾采取过一系列防弊措施和惩罚条例，但作弊现象时有发生。尤其到了清末，科场的腐败现象日益严重，考官们的衣兜里塞满了请托的条子。随意编排名次，受托抽换，徇私舞弊现象司空见惯。他们并非恪尽职守，认真评鉴每份试卷，只不过将这种试差看成是一次发财致富的机会。清代何刚德所著《春明梦录》载：某科一总裁不耐阅卷，只将各房考的荐卷摆成一圈，中间置一鼻烟壶，将壶一转，头朝向哪份卷即中哪份卷。无怪乎那些饱受摧残、备受愚弄的士子们慨叹道：“考试在文章，中不中在于命!”

至于房考官也并非逐卷批点，不过是走马看花，随意取而荐之，其余落卷，则预拟一空泛的批语，如“欠警策”、“未见出色”之类贴在卷上，并在文内补点几句，此卷就算毕命。有的房考官由于时间紧迫，恐阅卷不能预期完成，则将贴补之事交给家丁办理。如此玩忽职守，近于荒唐。例如某科发生了这样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有一举子落第，取其落卷一看，房考官在其卷上的批语是“火腿一只”四个字，后查房考官是熟人，遂携卷与之理论，房考官仓促说道：“错了!此系向供给所索物之条，他们怎么误贴在卷上了?”落第举子生气地说：“你们做房考的，只知索要火腿，我的卷子连看也不看，交给他们贴批，‘他们’何人？分明是你的家丁!”房官听后说：“我因为和你是熟人，才跟你说老实话，你何必打起官腔来?”落第举子更加生气地说：“我三年辛苦，文章不能劳你一顾，还说什么熟人!”房考自知理亏，只好息事宁人，说道：“若打官司，看在我们交情份上你也不会忍心；若论赔。偿，此事如何赔得起?你也知道我是个穷翰林，我厩中只有一头骡子，你牵去算了。”落第举子遂牵骡而去。
评阅殿试卷的官员称为“读卷官”，这是因为殿试是以皇帝的名义发策。读卷官从乾隆二十五年至清末一直为八名。八人要在规定的两天之内阅完300份左右卷子，这对平日养尊处优的一、二品大员来说是相当艰巨的。况且这些人都是凭借科举而爬上高位的愚昧无知的大臣，“学问弁陋者居多，本无鉴衡之真。”评定内容的高下，更是一个难题，但是这些人能在难中求易，即“以字取人，不问才学。”道光朝以后，尤其如此。读卷官置文章好坏于不顾，专门挑剔文字过失，“一画之长短，一点之肥瘦，无不寻瑕索垢。”应试者们感慨地说：“一字之破体，一点之污损，皆足以失翰林。”历科以“字劣而降甲，以字工擢为第一”有例子是很多的。道光九年己丑科，朝考的题目是《安边绥远疏》。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在文章中“胪举时事，洒洒千余言，直陈无隐，阅卷诸公皆大惊”。最后以“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统治者们所标榜的遴选真才，只不过是个幌子而已。无怪乎龚自珍要发出“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强烈呼声。
“点状元”、排名次是殿试的最后一个环节。通常是由读卷官将殿试卷阅完之后，以前十卷进呈，由皇帝亲定前三名，第一名即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这在最高统治者手中更是随意的。皇帝可以各种荒唐的理由提拔或贬抑。康熙三十六年丁丑科状元李蟠，被同年(同科考试的士子相互称同年)戏称为“饽饽状元”。这个颇有武人之风的彪形大汉，饭量之大十分惊人。殿试时，他怀揣36个饽饽入场，诸进士都在傍晚前按规定时间出场，文思迟涩的李蟠独留殿前，监场护军多次催督令其出场，李蟠涕泪俱下地求情说：“毕生之业，在此一朝，幸毋相促，以成鄙人功名。”就这样，在护军呵斥催促下，直至四更才交卷。36个饽饽也在一日之内吃光。主考官阅卷后向康熙帝奏报了李蟠没有按时交卷的情况、康熙帝倒认为这是个“苦心之士”，当下决定点为状元。同榜探花姜宸英曾为此写下五言诗一首：“望重彭城郡，名高进士科。仪容如绛勃，刀笔似萧何。木下还生李，虫边更著蟠。一般难学处，三十六饽饽。”自此，这个大魁天下的人物被称为“饽饽状元”。

有幸运者，更有不幸者。道光十六年丙申科，何绍基学问才识皆负盛名，其试卷已拟前十名进呈，后因试卷中有“大行”(皇帝初死称“大行”)二宇，其实二字并非连缀，而是上一句最末一字和下一句前面一字，但被认为是触犯了皇家的忌讳，遂不列优等。
以人的名字做为取舍，似乎更是荒诞不经的，但在清末的科考中确是事实。同治七年戊辰科殿试后，常州武进人王国钧的试卷已列前十名进呈，只因王国钧三字与“亡国君”谐音，慈禧太后恶其名，于是将其抑置三甲。后发往安徽山阳当了20年的教职小官。尽管他更名为“王颂平”(有歌颂太平之意)，一生仍是郁郁不得志。20年后，上司考虑他才学卓异，准备升任他为云南某县令，但未上任就去世了。真可谓因其名而潦倒终身。
除了因名失状元者外，还有因名得状元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恰逢慈禧太后七十大寿。山东潍县人王寿彭的名次本来排在后面，主考官们为了博得西太后的欢心，把王寿彭从后面的名次提拔成第一名，为的是让西太后一见到签拟名次的单子，首先看到“王寿彭”三个字，使他顿时感到自己的寿命也一定像我国古代传说中以高寿著称的彭祖那样长寿永年。果然，慈禧太后对主考官及王寿彭都是恩赏有加。北洋政府时期，王寿彭曾任山东省教育厅长，人们都知道他因为名字起得好而走运的历史，有一天他的同僚曾问他当年“状元出班前跪”是什么样的心情，虽事隔多年，他仍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情不自禁地说：“又惊又喜!”当然，这个殊荣完全出乎他的预料。
有清一代，从顺治三年丙戌科开始，到光绪三十年甲辰科结束，共举行112科，在这112科状元当中，除少数人在书法上有所造诣外，大多平平庸庸，作为不大。造成这种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原因，是由于封建科举制度只不过是统治者用以禁锢人们思想，维护其统治的一种手段而已。他们在堂皇的科举盛名之下，将取士视为儿戏，根本不可能起到选拔真才的作用，也必然会造就一批剽窃词章，滥竽充选，以图俸进的腐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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