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务府的报告指出了窃贼频繁出入的原因：原来是某些宫殿在进行整修，出入人员繁杂，导致散工后可能有人潜藏在内，而太监又没有“逐处搜查”，于是让皇宫治安形势复杂起来。

在封建皇权社会，皇宫大内历来视为外人禁地，天威近在咫尺，谁敢轻举妄动？然而，殊不知，天威归天威，唬得住城外的臣民，却唬不住城内的梁上君子，其实，皇宫紫禁城建筑群繁多，人员出入繁杂，反而形成了适于窃贼生存的生态环境。

近阅《清代档案史料选编》，发现两起关于皇宫内失窃的案件记录，都发生在机要重地，甚至孟森的《清史讲义》还爆料：努尔哈赤可能以建筑工人的身份潜入过大明皇宫。

失窃案一：大内神探从金铺得知金印下落

在《清代档案史料选编》之“同治篇”中，发现这么四则档案，其实也是四条公文。第一条是军机处写给内务府的，时间在同治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即1865年，公文上说军机处的章京值班房收存的“洪逆伪金印”被盗，所谓“洪逆伪金印”就是指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金印，从政治立场而言，清廷将洪秀全视为“逆贼”，视洪秀全的金印为“伪金印”，然而，构成金印的材料??黄金，那可半点也不伪，是扎扎实实的黄金铸造的。

军机处的公文说：将有嫌疑的一干人等就在即日中午送交内务府慎刑司。都是些什么人呢？都是军机处打杂的，做饭的，下层杂役人员，有些人当时称为苏拉，具体名单如下：兴福、恒贵、李永泰、吴萃恒、李连生。

第一张公文过后四天，即1865年十月二十九日，军机处又发函给内务府，说又抓到一名嫌犯，是军机处食堂的伙计孙开文。到十月三十日，又有公文说：军机处扭送身份为苏拉的永贵、广厚和英金至内务府慎刑司。

洪秀全的金印怎么出现在清廷的军机处呢？原来在1864年六月，湘军攻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于六月十七日凌晨，从一群突围的太平军身上搜得洪秀全金印一枚，玉玺两枚。曾国藩将其上交，其中金印收存在军机处汉人章京值班房的一个柜子内。

再看第四张公文，是内务府写给军机处的，时间是同治四年十一月某日，在日期的前面有一个空格，看来具体日期成谜了。

内文说，内务府慎刑司对一干嫌疑人进行了“隔别研讯”，大概就是隔离审讯，都没说出个所以然来。审讯没结果，那就得实施侦探措施了。于是派遣大内密探在京城进行侦探，侦探级别不低，一个是“六品顶戴”、番役头目保祥德，一个是荫委署头目英奎。

这两位神探将目标锁定北京城的金铺和首饰铺，没多久在东四牌楼一家名为“盛万”的首饰铺发现线索，据该铺伙计王全说：八月二十四日，有个姓萨的刑部主事大人亲自拿了颗金印来该店要求熔化成普通金条，萨大人解释说这是他在外地当官的叔叔带回来的。

双方最后以四十吊工钱成交，金印被熔化后制成金条十根，重十一两。据该店伙计回忆，该金印上刻有“太平天国万岁金印”字样。而根据保存下来的天王圣旨上所盖的章印来看，金印上的文字应该是“太平天国金玺大道君王全奉天诛妖斩雅留正”。首饰铺伙计估计也没花那个心思去记，因为他们眼里只有可以铸造熔化的黄金材料，而没有政治概念。

趁值班室无人行窃

于是顺藤摸瓜下去，案犯锁定：军机处章京刑部郎中萨隆阿。案情根据萨隆阿的口供如下：八月十七日在军机处上早班时，本来是在满人值班室班的他，顺步窜入汉人值班室，看见一个柜子洞开，里面是金灿灿的天王金印，于是顺便拿了，用包裹裹着带出来，一周后交给“盛万”首饰铺给熔了，工钱四十吊，熔成金条十根。

估计这哥们穷得实在维持不住了，拿了两根到恒和钱铺兑现了，剩下“八根一小块一小包”，塞在家中的炕头里。怎么还有一小块和一小包呢？案犯供认，原来是熔铸得不规范，那“一小块”是从其中一根上面折下来的，“一小包”则是从原来的金印上砍下来的，估计金印也不是一整块金铸造的。

至此，案情大白，人赃俱获，内务府说萨大人“目无法纪，胆大已极”，至于怎么处理，据说要斩首，到底有没有斩首，本文无可奉告。

对于这位仁兄偷鸡摸狗的行当，本文没有进行批评教育的意思，只是想穿越时空提醒他一句：哥们，你为了补贴家用却毁了一件极其重要的文物！

失窃案二：

乾隆时盗贼飞檐走壁两次潜入大内

萨隆阿是清廷中高层官员，身在机要重地值班，作案比较方便，加之个人修养不到家，窃个金印不足为奇，而那些处于底层的所谓闲杂人员有没有可能在宫内作案并得手呢？且看乾隆时候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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