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根据他多年治中国史的心得，在《研究法》里有过这样的结论:“中国历史人物，似乎衰乱世更多过了治盛世，又且强过了治盛世。”
证之以史实，则钱穆的这个观点大抵是不错的。以同是衰乱之世的晚清时期为例，在这个沧海横流、被李鸿章等形容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时代，其所涌现出的对于后代历史进程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明显比道光朝以前要“多且强”。
庙堂和江湖之上的诸多闻人这里暂且不论。即使是这个时期身居宫中的太监们，竟然也能随手举出几个有名的来。其中，像李莲英、安德海乃至小德张之辈，已被小说戏剧演绎得淋漓尽致了。但有的也还不太著名。比如，那个“晚清时期太监群里的异类”，堪称现今“愤青”鼻祖的寇连材就是如此。
慈禧的梳头太监
这是不用想也能明白的道理:即中国历朝历代的太监无论显达的还是默默无闻的，其背后都有一笔血泪账，正应了中国最后一位去世的太监孙耀庭在世时的感慨:“做太监苦啊。”寇连材也是如此。从某种角度上说，宫中的生活的确很富足，整天锦衣玉食、花天酒地。但那是对主子而言的，至于处在奴才地位的太监的日子，完全可用暗无天日来形容。在这样的一个勾心斗角、见不得天日的风暴眼里要平安生活下去，都是个问题，更不用说是出人头地，获得主子的欣赏而一跃成为名宦官了。这种特殊的环境决定了要做一名显达的太监，不光要有心计，也要有点才气和运气。
在晚清宫廷里炙手可热的李莲英就是如此。为了掌握一个为慈禧所喜欢的新式发型，他甚至跑到“八大胡同”里去做卧底，苦练了很长一段时间，可谓用尽心血。而且，光有过硬的伺候人的技术还不行，还要会说话，会看眼色，这样才能左右逢源，做成一个真正的“不倒翁”。
像慈禧的另一个心腹太监安德海就不行。因为过于张狂孟浪，终于在出差到济南之时，被山东巡抚丁宝桢先斩后奏，杀掉了事。慈禧虽然心疼不已，但疆臣和太监孰轻孰重，这个简单的道理她还是能够分得清，所以最后只好吃个哑巴亏拉倒。应该说，从做太监的起点来看，寇连材的牌运并不算差。他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自阉入宫，一进宫门就获得了和当年的李莲英一样的好差事———给慈禧做梳头太监。能够直接为这位中国最有权势的女人服务，决定了寇连材在宫中的命运不会差到哪里去。果然，由于“侍西后久，颇得力”，其后，寇连材一度充任奏事处太监。据《凌霄一士随笔》说:“此差颇优，每年有二三千金进项。”而《清朝野史大观》则说:“（寇连材）侍西后久，太后深倚之。因派令伺候皇上，实则使之监督行止，侦探近事也。”从这些文字看来，寇连材当年曾经是慈禧身边的红人之一，应是事实。
但就是这样一个红人，最后却和安德海一样死于非命，不得善终。当然，他的死于非命和安德海的“皆曰可杀”不一样，明显带有几分英雄主义色彩，并且很有几分“名垂青史”的意思。
一道“无厘头”的折子
那么，寇连材是如何惹祸的呢?话头要从那场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甲午之战说起。
1894年7月到1895年4月，在短短不到10个月的时间内，堂堂天朝上国竟然败给了他一向瞧不起的东洋倭寇!这对清朝上至庙堂下到民间的刺激是十分巨大的。虽然此前天朝在英国、法国、俄罗斯那里吃了不少的亏，割地赔款，委曲求全，昔日的威风尽皆失去。但那总归是非我族类的西方人，在亚洲这一亩三分地里，清廷自以为还是响当当的老大，是领袖亚洲的盟主。可是，这个神话竟然被小日本就这么轻易地打破了。在大洋上，号称“远东第一”的北洋舰队折戟沉沙，最后乖乖地投降了事;在朝鲜和东北地区，向称勇猛的淮军更是不堪一击，步步败退;而在外交上，虽有李鸿章折冲调和，无奈“弱国无外交”，列强信誓旦旦之后还是愿意站在边上看热闹……
甲午战争的失败其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也可以说它是近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一场战争。正是从这个事件开始，本来按部就班进行中的洋务运动的步伐被打乱，一股声势浩大的激进主义的潮流席卷中国。
时人金安清在《水窗春呓》中记载说:“京朝官皆用方靴，外官道府以上亦然，即州县及司道首领官皆如之，盖雍容袍笏之象。自甲午以后，一概用尖靴，虽朝端大老及词林中皆是，且多薄底不及数分者，取其行走便捷。识者皆忧其兵象。”他还注意到:“自来戏剧皆用昆腔，其时亦全改‘二黄'及‘西皮'者，亢力激烈，如闻变徵，时局乃亦与之转移，可畏也。”
联系到金安清的观察，则寇连材事件亦可算作甲午战败之后激进主义潮流兴起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正因为甲午惨败，1896年农历二月十五日，太监寇连材做出了一件在很多人看来是惊世骇俗的事情。这就是公然违背清朝“太监不得干政”的祖制，向当轴慈禧太后上了一道谈论时政的折子。
那么，这个由粗通文墨的寇太监所上的折子里究竟说了些什么呢?关于这点，此后的一些笔记野史的许多所谓“成说”，大半都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而已。譬如，说寇连材在折子里指责西后专权，要求太后归政以及要求革掉李鸿章的职权，等等。其实，这些内容都是作者们的臆想，在折子里并没有出现过。
著名的甲午战争史专家戚其章老先生数年前曾经在清宫档案里找到了寇连材所上的这个折子的复件。这个折子有10条不假，但是具体内容并没有上面所传言的那样激烈，而且整篇文法不通，错别字连篇不说，其思想也多迂腐可笑，乏善可陈，不过就是当时百姓街谈巷议的水平，里面有价值的成分很少，相反倒是有很多荒诞不经的地方。譬如，寇连材反对修铁路，用轮船，使洋药治病，主张一律禁绝。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寇连材竟然认为:洋枪打硬不打软，故而建议清兵应该用“软牛皮”做甲胄用来抵挡洋人的子弹。他为清兵设计的武器是“火枪、洋戟子，藤盘、削刀”，建议战时的清兵“头戴英雄帽，足登连袜鞋，袄裤宜瘦”，等等。
本来，对待这样一个滑稽可笑的折子，久历官场风云的慈禧最大的可能应该是一笑置之，把这个错字连篇的折子扔到垃圾桶里不去管它。最多也就是把寇连材叫来，打一顿板子罢了。但很意外的是，读完折子后，慈禧竟然勃然大怒!今天看来，这个明显受到通俗小说和戏剧影响的充满“儿戏”色彩的折子，固然是引动慈禧恼火的一个方面。但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寇连材破了清朝建政后在内廷实行的“太监不得干政”的祖制。彼时，慈禧的心态大约就是:你寇连材放着奴才不好好做，就你这点水，竟然还想管什军国大事，这还了得啊?! 历史
另外，一个太监竟然敢于公开上书，这事情看起来实在透着蹊跷，里面似乎颇有些文章。慈禧的第一个直觉是:这很可能是一个“政治阴谋”，寇连材不过是一个在前台表演的急先锋，其背后注定潜藏着一股更为复杂的政治势力。如果是这样的话，问题的性质可就严重了……
于是，急火攻心的慈禧马上亲自审问寇连材。刚开始，慈禧的着力点就是想审出隐藏在寇连材背后的主使者来。但随着事情的进展，慈禧悬着的心似乎落了地:一来这个寇连材拒不承认背后有人指使，坦诚是他一人所为;二来这个折子错别字连篇，内容多半不伦不类，不像是出自富有政治经验的行家里手。况且，寇连材能一字不落地背出其中的内容，明显是他沉思了良久的产物。
如果寇连材的鲁莽行为仅仅是他自己心血来潮的冲动产物，那么慈禧也许会手下留情，毕竟寇太监是为自己服务了多年的身边人。但恰在此时，慈禧最信任的太监李莲英偷偷地向慈禧透露了一个直接导致寇连材被杀的情况:原来这个寇连材和那个被光绪皇帝极力提携的侍读学士文廷式关系非同一般。而文廷式当时是光绪皇帝两个妃子———珍妃和瑾妃的师傅。此人依仗着皇帝的宠幸，一向口无遮拦，好臧否人物，甚至曾经联名上书对太后的奢侈行为提出过激烈的批评。而慈禧自打咸丰皇帝热河驾崩，和小叔子奕成功发动宫廷政变，第一次“垂帘听政”起，就立下了“谁让我一时不痛快，我就让他一辈子不痛快”的信条。因此，对于文廷式的这些言行，慈禧早就耿耿于怀，徐图报复。经过李莲英的这一提醒，慈禧更愿意相信，虽然寇连材的这个折子不一定是文廷式直接策划的，但很难说其思想不是受了文廷式的影响!于是，慈禧顿下狠手，立刻将寇连材正式交给刑部，明确指令从速将其正法，以儆效尤。此后，更是说动光绪皇帝，将文廷式革职，撵出了北京城。
甘做烈士，从容赴死
根据一些野史的记载，寇太监是当年农历的二月十七日被押到菜市口开刀问斩的。就刑之前，寇连材“神色不变，整衣冠，正襟领，望阕九拜，乃就义”。观其气象，确实有几分英雄主义色彩。难怪时人谈及此人，多是褒奖之语。维新派干将梁启超甚至作《烈宦寇连材传》，将其附列于《戊戌政变记》之后。其实，寇连材其人和戊戌年间的维新派毫无关系，其思想倒是极像后来祸害中国的义和团，和维新派根本就是南辕北辙。故梁启超此举殊难令人理解。
不过，这个太监群里的异类，倒是很像前朝的海瑞。两者唯一不同的是，海瑞那次命大，在把皇帝骂了个狗血喷头后，竟然神奇地保住了脑袋;而寇连材则不那么走运了，他终于还是为此丢了性命。如果野史讲的是真实的，那么也算是“求仁得仁”了。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寇的行为虽然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但他贸然进谏的目的其实是很单纯的，纯然是一腔朴素的爱国热情使然。在这一点上，很像是今天那些动辄义愤填膺的愤青，所以寇连材实在可算作当今愤青的一个先辈。当然，他的这个行为看起来很高大，可圈可点，但其实着实有些天真，只是民间在被蕞尔小国打败后一种情绪宣泄罢了。慈禧太后将其杀掉，固然有过分之处。爱国和爱朝廷还是统一的，还是应该鼓励的。但看看寇太监的那些上不得台面的见识，以及和文廷式等人的眉来眼去，刚刚经历丧权辱国之痛的慈禧不生气也是假的。
虽然慈禧在气头上，但据一些笔记记载，慈禧后来也曾有意放过寇太监一马，因此在审问时故意给他留了些退路。但很无奈的是，这个寇太监激情昂扬，大义凛然，颇有一番执意做烈士的大无畏气概。面对这样一个愤青，慈禧最后只好成全了他，将他交给刑部正法了事。须知，一个正常人都具有怕死求生的本能。从寇太监一味求死的情形看，显然不能排除寇太监在精神方面存在着些许问题的可能性。
一个专制社会往往就是这样。它要求人人都各按本分行事，不要心存僭越之心，动辄挑战现存的秩序。进一步而言，如寇连材者，在慈禧眼里不过就是一个被阉割了伺候皇族的奴才，既然是奴才就应该死心塌地地做奴才，岂能由着性子轻易颠覆所谓的“成法”?如果都这样任意胡来，天下还如何治理?岂不是要“礼崩乐坏”吗?所以，尽管慈禧太后也知道寇连材完全出于一腔爱国忠君的赤子之情，但最后还是要对这样一位“贾府的焦大”式的小人物施以重典。慈禧太后的意思是明摆着的:国家大事一向是大人先生们的专利，岂容一个不明事理的愤青太监置喙?因此，爱国忠君的寇太监不过是他所忠心耿耿的这个体制的牺牲品。而且，在这个体制的祭坛上，他注定不是第一个牺牲品，也注定不是最后一个牺牲品。（周英杰） 共2页: 上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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