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上周五的《最强大脑》中国队以3:1战胜德国队完美收官，回顾该节目，一直带来的争议不断，尤其是对那些天才少年的褒贬不一，他们成为了人们争议的焦点，也引发了我们对孩子的童年和早期教育深深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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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岁的时候你在干什么?”李永波问林丹。

　　“我……我在参加少儿羽毛球锦标赛，拿了全国冠军。”

　　“嗯，是的，当时少年羽毛球还没有世界比赛，要不然林丹也会是世界冠军。”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很自豪地说。

　　这是最近比较火的科学类真人秀节目《最强大脑》里的几句对话。李永波和林丹作为嘉宾，正在观看、点评一场非常让人唏嘘的对决——安德烈和李云龙，分别来自意大利和中国的两个12岁小男孩，进行超强记忆能力大对决。

　　他们PK的项目是“新郎新娘配”：现场51对新人打乱顺序排列，两位挑战者交错方向同时记忆，之后，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模型摆放。李云龙一开始领先一步，但当主持人先核对安德烈的成果时，李云龙却大哭起来，嘴里反复念叨“我记对了，但摆错了。”

　　(上图为李云龙在《最强大脑》现场崩溃大哭，当时主持人正在核对其对手安德烈的记忆情况)

　　因为最终的结果富有戏剧性(李云龙原以为自己输了，但后来发现自己的摆放顺序同样正确)，现场的各位嘉宾开始聊起孩子的童年话题。李云龙比赛前就称自己要不辱父亲之使命。正是基于此，12岁的他几乎没有周末和节假日——父母为了让他保持天才之大脑，不希望他“浪费”时间到玩乐上。

　　相比之下，安德烈说自己参加比赛首先是为了享受这一过程，然后才是希望赢得比赛。他每周都有两天的周末时光，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也会去踢球。他不理解的是，这是常识，是权利和自由，为何会成为讨论的话题。

　　安德烈虽然在记忆能力上输给了李云龙，但他赢得了观众们的尊重。特别是当李云龙大哭时，安德烈过去给他拥抱。他对主持人说：“我很担心李云龙，他看起来很难过。”

　　我不想就中外教育方式之差异评头论足。我想回到李永波对李云龙父亲“将童年还给孩子”的建议上。一方面，他说的非常有道理，孩子牺牲的东西太多了，一味的求胜欲和只能赢不能输的心态，只能让危险因子潜伏;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宣扬林丹12岁获得冠军的了不起，言外之意是：林丹乃孩子们的榜样。

　　可我们一想就知，林丹当初为了取得冠军，童年也是缺失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林丹的童年要比李云龙残酷得多，同样没有周末，没有自由。即使他12岁取得了少儿男单冠军，接下来几年的职业生涯更苦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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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很多时候是分裂动物，一边批评别人，一边自己就是别人。李永波批评李云龙的父亲为了自己的使命，而让孩子童年没了色彩，但于李永波而言，林丹何尝不是因为首先完成了他——教练——的使命，而成为其现在不论任何场合频繁宣扬的“榜样”。

　　(上图为林丹和李永波在《最强大脑》现场)

　　当自我使命被绑架

　　“使命”是全世界通用的语言。若仿效马斯洛“需求层次论”，一个人从出生到长大，在去实现个人使命之前，要实现许多别的使命。

　　在西方的语境里，做任何事情，首先要遵从神的旨意，然后听从内心的声音。而在中国，这个过程当中还包括了父母使命、TA使命和复杂的社会使命等。仍拿李云龙为例，他还是个孩子，但他站在电视镜头前的那一刹那，他身上就同时被寄予了以上使命(生存使命自不必言)。

　　父母希望李云龙能“争口气”，这是父母使命。李父脸色和情绪波动将他培养孩子的方式和态度暴露无遗，当孩子用很短的时间记忆下面前102位新郎新娘的位置排列规律时，他的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当孩子大哭不止时，父亲一开始尴尬，而后大吼一句“儿子，可以了!”而当结果发生戏剧性变化，儿子“赢”了时，他又表现得非常欣慰。这里弥漫着父爱，但更多的是——控制欲。

　　“他使命”其实可以称之为“典型性使命”。譬如李云龙会接受到许多“鼓励”——“你能行的，一定会赢意大利的安德烈的”，“林丹12岁的时候是少年冠军，你一定也会是少年最强大脑的!”诸如此类的“正面典型使命”，和“那个谁谁谁，他当年也很强，但因为松懈，只是昙花一现，你可不能学Ta!”式的“负面典型使命”。

　　而“社会使命”不言自喻，孩子不管大小，都有社会属性。一个普通人会受到许多期许和约束，孩子亦然;如果“不幸”有了名气，背负的社会使命会更重——当然如果你不在乎的话，那些都是浮云，但是又有成年人能做到，何况孩子。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说，《最强大脑》这种“中外PK赛”的形式欠妥。“科学也流行”本是挺好的愿景，融入娱乐元素和挑战色彩也很好，但毕竟有孩子参加，如果大打并大肆渲染民族牌——谁的记忆力更强，谁就是“为国争光”的标志——就太意识形态了。

　　中国的孩子真的不容易。因为大都要在很晚的时候，才能做自己、做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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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袭面包店》的灰色哲学

　　自我使命被其它使命“绑架”的症结在哪里?在于人对于自己无法实现之愿望的耿耿于怀和寄托心理。

　　村上春树在《再袭面包店》讲的故事很简单，一对夫妻本来是去抢劫面包店的，但和面包店老板一勾兑，抢劫变成了“交换”。这听起来不赖，但毕竟没抢成啊，“我”没证明自己的能力啊，不行，我们终究还得再去真正抢一次——幸亏小说中没提到他们的孩子，否则这对夫妻会鼓励孩子去完成抢劫面包店的夙愿。

　　2013年前的十年，我是一名专注报道和评论中国富豪群体的财经记者与专栏作家，看到、听见、接触过太多富人“绑架”子女使命的案例——因为自己小时候家境贫困，一年到头只吃一次肉，所以现在给孩子最好的食物和生活环境;因为自己是草莽出生，没上过几年学，当听说美国的教育好，就把还不会打酱油的孩子送出去;再到后来，因为太有钱太安逸了，孩子出现了不良嗜好，于是规定从现在开始孩子每年必须去农村呆上一个半个月……

（中国孩子使命层次论）

　　凡此种种，不是拔苗助长，就是矫枉过正。童年之于孩子并非童年，仍是被控制的梦魇。

　　我采访过一个企业家，他从小就给孩子制定好了成长路线，且让孩子将比尔盖茨视为人生偶像。不久前，他的12岁的儿子(对，很巧，也是12岁)离家出走了，原因是儿子觉得他请的私塾老师“太烦人了”。这位企业家说起来这个“不争气”的孩子时气不打一处来：“比尔盖茨小时候多听话!”

　　我真想告诉他，比尔盖茨12岁的时候是个捣蛋虫，不但不听话，而且总是让老妈暴跳如雷，盖茨的老爸带儿子去看了心理医生，医生的建议是，“如果你们继续和孩子斗争，孩子一定是胜利者;如果你们减少对他的干涉，你们将都是胜利者。”

　　如何才能控制住自己的控制欲?如何像少年商学院提倡的一样，让孩子真正成为具有独立、好奇、未来公民品质的孩子，拥有原本就属于自己的童年?

　　很简单，就是作为父母的我们，回到童年，让孩子遇见我们，或我们去遇见孩子——这里的“童年”更多是指一种童年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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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童年，和孩子相遇

  　　我曾有过一个想法，包括我在内的这一代生于70后、80后的家长们，小时候玩过的一些游戏，走过的一些路，做过的一些梦都挺好玩的，少年商学院是否可以发起创立一个“童年博物馆”——哪怕先从一个网上虚拟的童年博物馆开始，每个人将带有自己童年印记的物件或场景拍照或视频发给我们，与此同时，记录孩子看到、玩转这物件时自主的感想和好奇心。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微信给我们留言。

  　　而比上述让孩子穿越到我们的童年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年龄减去二三十岁，在当下，遇见孩子的童年。树上春树说，“世上既有带来正确结果的不正确选择,也有造成不正确结果的正确选择。我们有必要采取实际上什么也不选择的立场。”我们去感受孩子的世界，我们去理解孩子的想法，这就够了。让家长制暂时退场，让寄托心理从此遁形。

  　　我无意对中国的父母心存偏见。英国一家育儿网站做过一项调查，结果称英国孩子的童年在12岁的时候就结束了，“现代生活步调太快，夺走了宝贵的童年时光。”

  　　我想说的是，孩子成长过程中，背负了太多“暗使命”。所谓“暗使命”，就是你看不见它，但它如影随形，甚至日渐沉重。尽管大人们越来越开明，也难以撼动中国孩子金字塔式的使命体系。

  　　但我们不能悲观，因为事情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可以通过自我的提升，来减少孩子童年消逝的速度和埋下的隐患。从某种意义上讲，教育的本质首先是为了大人，然后才是为了孩子。

  　　回到文章伊始《最强大脑》节目现场。李云龙和安德烈这俩名字，前者跟电视剧《亮剑》的主角同名，后者跟台湾知名作家龙应台的儿子同名，龙曾写过一本书叫做《孩子你慢慢走》。那天李永波为鼓励李云龙，说，“希望你拿出亮剑精神。”实际上，他最好的忠告应当是“孩子，你慢慢走。”

  　　本人作者为少年商学院创始人、西柚教育CEO张华;他笔名东方愚，前南方周末资深记者，著有《中国富豪这十年》(与胡润合著)、《他们比你更焦虑》、《荷尔蒙经济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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