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又到教师节。又有不少媒体报道关于教师的话题，聚焦的还是老话题：教师节送礼、师德下滑，等等。
说实在的，教师节过成这样，还不如取消算了——当初设立教师节，是为了体现尊师重教的传统，在这个节日里，感念师恩，可现在，教师节分明成为了“伐师节”，过这样的节日，对教师来说，不啻为一次煎熬。
客观而言，从整个教师群体来说，教师还是弱势群体——《教师法》、《教育法》，均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不得低于公务员平均工资，可是，兑现这一法规的地方有几个？同样，法律还赋予教师自主教育的权利，可是在目前各种复杂的矛盾交织中，连正常的批评权也被剥夺了。据此，社会舆论应该呼吁保障教师的权利，提高教师的地位，而不是相反。
目前社会舆论对教师的抨击，更像是一场弱者之间的争吵。在教师群体中，能够拥有职权牟利的是极少数，而“有幸”能收到学生的大礼的也集中在少数优质学校，更多的教师，是代这些人受过。而家长在教师节中的“无奈”，乃因他们陷入“囚徒困境”——担心自己不送礼，而其他家长给教师送礼，导致自己的孩子被另眼相看。
只有保障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利，才能终结目前这种尴尬局面。对于我国教师队伍来说，重建师道尊严，需建立两个基本制度，一是国家教育公务员制度，把义务教育教师纳入公务员序列管理，由此使教师群体的收入得到保障，同时可以让教师履行相应的教育公务员职责；二是教师同行评价制度，改变现行的行政评价，为教师同行评价，由此使教师的教育教学避免受非教学工作的干扰，让教师关注自身的教学，而非一些急功近利的办学指标，另外，也避免教育教学资源被少数人垄断。没有这两项基本制度，教师的角色定位就十分模糊，进而，也难有尊严可言。
又到教师节。又有不少媒体报道关于教师的话题，聚焦的还是老话题：教师节送礼、师德下滑，等等。说实在的，教师节过成这样，还不如取消算了——当初设立教师节，是为了体现尊师重教的传统，在这个节日里，感念师恩，可现在，教师节分明成为了“伐师节”，过这样的节日，对教师来说，不啻为一次煎熬。客观而言，从整个教师群体来说，教师还是弱势群体——《教师法》、《教育法》，均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不得低于公务员平均工资，可是，兑现这一法规的地方有几个？同样，法律还赋予教师自主教育的权利，可是在目前各种复杂的矛盾交织中，连正常的批评权也被剥夺了。据此，社会舆论应该呼吁保障教师的权利，提高教师的地位，而不是相反。目前社会舆论对教师的抨击，更像是一场弱者之间的争吵。在教师群体中，能够拥有职权牟利的是极少数，而“有幸”能收到学生的大礼的也集中在少数优质学校，更多的教师，是代这些人受过。而家长在教师节中的“无奈”，乃因他们陷入“囚徒困境”——担心自己不送礼，而其他家
在受教育者一方，不把教师作为对教育不满的出气筒，则在于在日常的教育管理、学校发展中，有知情、参与、表达甚至决策的基本权利。当教育的拨款，公众可以参与决定；但学校的各种规定，通过之前需提前告知家长；当对学校办学质量的监督和评价，受教育者（家长）有很大的话语权，受教育者（家长）在教育中的角色就从完全被动变为主动，这就让一些明显不合理的教育管理规定难有出台的可能，也将消除所有受教育者对教育可能出现的不公的焦虑。
长给教师送礼，导致自己的孩子被另眼相看。只有保障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利，才能终结目前这种尴尬局面。对于我国教师队伍来说，重建师道尊严，需建立两个基本制度，一是国家教育公务员制度，把义务教育教师纳入公务员序列管理，由此使教师群体的收入得到保障，同时可以让教师履行相应的教育公务员职责；二是教师同行评价制度，改变现行的行政评价，为教师同行评价，由此使教师的教育教学避免受非教学工作的干扰，让教师关注自身的教学，而非一些急功近利的办学指标，另外，也避免教育教学资源被少数人垄断。没有这两项基本制度，教师的角色定位就十分模糊，进而，也难有尊严可言。在受教育者一方，不把教师作为对教育不满的出气筒，则在于在日常的教育管理、学校发展中，有知情、参与、表达甚至决策的基本权利。当教育的拨款，公众可以参与决定；但学校的各种规定，通过之前需提前告知家长；当对学校办学质量的监督和评价，受教育者（家长）有很大的话语权，受教育者（家长）在教育中的角色就从完全被动变为主
所以，教师节，在当下应是一个权利节，一方面，要努力争取教师群体的基本权益，另一方面，要努力争取属于受教育者的基本权益。而这两者共同争取权益的对象，则是教育行政机构——目前从教育投入，到学校管理、教师评价，所有权力都被行政部门掌控——而不是彼此相互指责，这种不清楚利益诉求的指责，只会使师生关系、家校关系越来越僵，而难以构建起清晰的权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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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师重教，首重孔子的精神——专访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我认为这是对教师的起码要求。
汤一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纽约州立大学宗教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中华孔子学会会长、国际价值与哲学研究会(ResearchinValueandPhilosophy)理事，第十九届亚洲与北非研究会顾问委员会委员。
《社会观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十几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参加成立的中华孔子学会以研究孔子、儒学及中华传统文化思想为主，您是现任会长。对于有学者提出希望改变我们现在教师节的日期，把9月28日孔子生日这天作为教师节，您的观点如何？
汤一介：孔子可以说是第一个我国有学问有道德的老师的代表，作为代表，有象征意义，树立起了一个榜样。我们看《论语》，第一篇就是从《学而》开始的，为什么要这样排序？因为重视教育。不仅孔子重视教育，其他儒家学者也是有相关认识的，比如荀子有《劝学》篇等等，重视教育是儒家的传统。
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是儒释道三家，孔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如果说有学者提出把9月28日立为教师节的建议，我觉得那说明我们比较重视这个教育的传统，尊师重教这也是必要的。但问题是，教育，单单对学生要求尊师重教是不全面的，对教师也应该有所要求。
今天的教师应该怎样要求自己？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我认为这也是对教师最起码的要求。一个人要修道德，首先就要有理想，因为有了理想才能要求自己进步；要努力掌握知识技能，不仅要广博、深入地学习，一个好的老师还要在学术上有独到的创见，以便为社会做贡献；要向自己之前的老师学习，因为他们是榜样，儒家最讲究知行合一；有错要改，老师不是完人，我们说孔子是圣人，他也不是每件事情都做得对，人孰能无过？只要错而改之就能进步。要做到这四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现在很多人都做不到。
《社会观察》：教育问题的确是一个大问题，从上到下都非常重视。教育改革的呼声很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也已公布。从您的经历来说，您对教育改革有什么看法？
汤一介：解放以后到现在，我们的教育有两次大的动作，一次是1952年全盘学习苏联，北大、清华等进行院系调整，比如北大原来有文、法、理、工、医、农，在这期间被调整了，打破了学校的传统。具体在教学内容上，也改变了，比如遗传学遭到了否定、哲学上传统的东西都遭到了批判等等，于是学术上就无法百家争鸣了。这是不对的，不能全部否定前人的东西。虽然前人留下的文化不是样样都对，样样都好，但也不能一概否定，因为我们的传统里有着前人的智慧，应该尊重。另一次是90年代的高校扩招。这基本上是学习美国。美国的大学规模比较大，特别是州立大学，可以有四五万人的规模，在当时我们的高校没有那么大的，现在当然不一样了。当时很多学校就开始合并，学科不全的用合并变成了综合大学。一方面学校合并，一方面学生扩招，规模一下子就扩大了。但这里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学生增加，教师不够，教学质量下降，所以也影响了学校的合理与健康发展。
另外，现在的行政化、工作量化也让教师无法真正做好教学科研工作。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虽然教师的待遇比以前好，但是非常不平衡，从总体上说，教师的地位也在下降。所以体制需要改，让教师们有更多的时间，更安心地搞教学研究。我相信对学术研究来说，“自由地思想”是非常重要的。“自由”是一种最宝贵的创造力。
《社会观察》：您是《儒藏》的总编纂，计划中要出330本，我从有关资料中了解到，现在已经出了33本？
汤一介：最近又出了3本，所以目前一共是36本。《儒藏》不仅是把中国的儒家典籍收录其中，而且把韩国、日本、越南学者用汉语写作的儒学著作也放在里面，大概有400人参加了这个工作。现在看起来我们的基础还是有很大问题，送来的稿子有50%是不行的，需要修改。我们做得非常仔细，所以比较慢。我做《儒藏》就是希望为世人提供一种较为可靠、经过整理、便于利用的儒家典籍大丛书。现在看来，已出版的《儒藏》总体质量还是不错的，也是排印本，有标点，而且有校勘记，非常方便大家用。
《社会观察》：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文化自觉”，您怎样看？国学现在是个时尚的词语，您怎样看国学的历史使命？
汤一介：“文化自觉”即了解自己文化的来源、历史以及特点，了解它的发展趋势，就是说要了解自己的东西，才知道往哪个方向发展。我认为像王国维、陈寅恪这一代，他们才能称得上是大师，之后已经没有可以比肩者。他们的幸运在于，十五六岁以前接受了比较系统的国学训练，到了十七八岁以后他们上了几年新式学堂，然后又出国了。所谓学贯中西，见多识广，眼界自然开阔，思路自然广博。而我们后来者，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不但批判传统文化，而且把很多书都烧了。不让年轻人读这些东西，让他们读一点也是为了进行批判。这是个很大的断层。如果我们现在没有新思想了，旧思想都抛掉了，那我们还有什么？没有国学基础了，对外又封闭不了解，那是很被动的。
但是，世界在改变，历史在前进，完全恢复古代那一套是不行的，对四书五经不能迷信，对孔子也不能迷信，我们要注重的应该是其中所包含的精神，而不是形式。一提国学就似乎所有古代的东西就是好的，这样的话就会走到另一个极端。有人提出把儒学变成儒教，变成国教。我说，错！不能把任何一个学问看成是绝对好的东西，儒学也是发展着的，可以参考其他的学问，中国也可以参考西方，因为任何一个传统文化都有其有价值的、优秀的一面和有缺陷的一面。所以，我们今天一定不能把国学看成是唯一的好的学问。
1993年，《人民日报》发表《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当时我就担心国学过热，可能走向复古或者意识形态化，那都有失偏颇，我提出要在全球化背景下看待中国传统文化。我认为，在文化转型时期，对传统文化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态度，即激进派、自由派和保守派，而文化的发展从整个转型时期看往往是这三种力量的互动引起的。
现在文化上的“欧洲中心论”已经破产，决不能再提出个“中国中心论”来，什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文化可以拯救世界”，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中国中心论”一定会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文化只有在交流中、取长补短中才能得以发展提高，不能提倡国学就排斥其他。
对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必须珍视，但几十年来我们并没有为这份文化遗产增添多少光彩，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学术文化现状，我们虽已取得很大进步，但我国当前也还没有能在学术理论上为人类社会做出划时代的贡献。所以坚持我们自身文化的“主体性”，是必要的，但是必须克服“民族主义”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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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师重教应将尊重落于实处—专访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教授
在中国文化中，师又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师，应当是社会楷模，肩负“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能。
葛剑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从事历史地理、人口史、移民史、文化史研究。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全国政协常委。
《社会观察》：近年来，有部分学者倡议将孔子诞辰纪念日设为教师节，对于此种主张，如何理解其所蕴涵的表征和诉求？
葛剑雄：儒学是否能够解决中国的全部问题，是否适合今天的社会，应该全面来看。我也注意到，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也强调对传统儒学要作创造性的转化。应该说，儒学是我们今天道德精神资源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
以教育、师道而言，我们也可以吸收外国的优秀资源。儒学是我们国内的重要资源，但我不认为是唯一的资源。即使从吸收儒学的角度，我认为应该是本质上的，不要过于讲究形式。如在礼仪上，不必墨守成规。比如以前讲师道尊严，要有跪拜，我不赞成，鞠躬、肃立都可以，要适合今天的青少年，适合今天的社会。总之应该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具体的方法可以商量，可以逐步完善。
同时，任何事情都有轻重缓急。对中国今天的教育而言，最重要的应该是考虑如何把诸如义务教育、普及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等工作做好。至于教师节定在哪一天，如果现在还没定，我也主张选一个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对教师意义比较大的，比如孔子的某一个纪念日作为教师节，这个我是赞成的。但现在的实际是，大陆已经确定9月10日为教师节，那就首先要将这个节过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不必匆匆忙忙地改。放在哪一天当然有象征意义，但即便改到了孔子诞辰那一天却还不重视，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该怎样重视教师节。教师节主要是促使全社会重视教育，尊重教师，为教师做点实事，而不是仅仅流于形式，甚至成为家长学生新的负担，变得庸俗化。假如那样，即便改在孔子诞辰日，也不会有多大作用。
《社会观察》：传统文化中的“师”，作为士大夫阶层的重要群体，有着家国天下的道德追求与担当，所谓“传道授业解惑”中，道的传承被列为首位。从这个角度而言，对于今天的“师”该如何看待？
葛剑雄：“师”，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作为职业而言，古今中外没有区别。但另一层，在中国文化中，师又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师，应当是社会楷模，肩负“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能。历史上的国人认同“天地君亲师”，将“师”列于仅次天地、君主、父母长辈的序列中，遵从“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之训。在这个意义上的“师”，不仅是一个职业，更应是道德人格的化身，应当引领学生，而且在社会上发挥道德典范的表率作用。
现代社会中，教师作为一种职业，功能越来越全面，分科也愈加细致，职业教师数量之多，也是前所未有的。但另一层面，作为道德人格与社会楷模意义上的“师”，确实是越来越少了。这两者已很难合在一起。当然，两者兼而有之则属最佳，但现代社会中，我们应当客观地承认，能够做到二者兼优的老师，已然是很少的了。
这正如同对一个演员的要求一样，最好是“德艺双馨”。但实际上对演员的基本要求，也是奉公守法，遵守职业道德，而不能根据他所演的角色来要求他。他台上演一位伟人，平时就应该用伟人来要求他，办得到吗？现代社会中的教师首先是一个职业，基本要求是忠于他们的职业，要有职业道德。能成为社会的典范当然最好，但这只有少数特别优秀的教师才做得到，不能作为普遍要求。
现在的问题在于，有些教师连基本的职业道德都没有做到。教师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业，其职业道德不仅限于授课，还要包括课外，包括自身的行为。虽然不可能每位教师都成为道德楷模，但至少应当做到奉公守法，在工作中，在学生面前和学校中给学生做示范，至少要守住底线。作为教师，在传授知识之外还要关心学生，要有人格感化的力量，这些其实就是教师职业道德的一部分。
《社会观察》：尊师重教作为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色，保证了文化血脉的绵延不绝。近代以来，学校教育体制的发展，教师的职业化打破了传统师道尊严存在的伦理秩序。今天的师道，又依赖什么而存在？
葛剑雄：尊师重教的原则是一直不变的，但尊师重教的方式与内容是不断变化的。比如，我主张对老师的尊重不仅体现在听他的话，更重要的是尊重他的观点。我不反对学生反对我的观点，更希望他们能超越我。真理面前，师生是平等的，这一点，不需要盲从。对尊师的方式、形式，不同层面、不同阶段也可以不一样，并非一成不变。
另外，以前的教师之所以成为一个楷模，也与当时人际关系较为简单有关。农业社会中，没有如此开放的条件，接触面很小，一个学生接触的就是同一个老师，言传而身教。而今天则有很大不同，学科的细分，信息来源的多样化，这种情况下，将优点固定到一个人身上，作为学生唯一的崇拜对象，也是不现实的。
尊师重教要靠全社会的努力，学生、家长、社会都有责任，教师自己也有责任，要自尊自重，但政府负有更大的责任。政府要在制度、政策、行政、经费等各方面予以支持和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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