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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于苏州。几个月后，身染沉疴的鲁迅写下《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纪念这位曾经的老师。在文中鲁迅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他回忆自己在清季，“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XX’的XXX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XXX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在民初动乱的时局里，他称赞章太炎：“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次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高度称赞乃师的革命事迹。

然当众多章门弟子为老师举办各种纪念活动时，鲁迅却皆不参与。他与许寿裳谈及此事，说道：“旧日同学，多已崇贵，而我为流人，音问久绝，殊不欲因此溷诸公之意耳。”言下之意，自己早已不属于学界所艳称的“太炎学派”。诸多昔日同门，或身居上庠，或游走政界，受当道青睐者不乏其人，但鲁迅自己却寄居沪上公寓中，与文坛各种明枪暗箭作斗争，同时借杂文唤醒大众，批判社会之污浊，世风之浇漓。此文撰毕不久，鲁迅也因病去世。但即便如此，章太炎与鲁迅在精神气质上，甚有其一脉相承之处，此为理解从晚清到新文化运动之间思想传承与变化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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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左）、鲁迅（右）

章太炎的“疯子”精神：独立于浊世

近代以来，西方势力大举入侵，传统社会内部积弊丛生，中国遭受巨大危机。有识之士开始质疑传统社会的价值体系与思想学说，伴随着救国救民之路的探寻，批判也日渐犀利。

例如，青年时曾饱尝家庭伦理之苦的谭嗣同痛陈：“三纲之慑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因此“独夫民贼，固甚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依此为率，取便己故也”。此外在他看来，“五伦”唯有朋友一伦最为平等，其他皆属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谭嗣同疾呼“冲决网罗”，就是希望人们打破旧的、腐朽的社会关系，培养独立、自主、大无畏的豪迈人格。

章太炎在当时也是如此。他指出：“小群，大群之贼也；大独，大群之母也。”“大独必群，群必以独成。”呼吁人们摆脱传统社会里各种束缚人心的伦理关系，摆脱种种名位与金钱的诱惑，面对浊世，虽千万人吾往矣，同时以救世之心，重建社会组织，让人与人之间能真正团结，形成“大群”，即近代民族国家，使中国步入独立富强。

但改造社会，谈何容易，不但要覃思精研，探索救国之道，还要面对各种困顿或诱惑。章太炎1903年对好友吴君遂感慨，教育原理，应“全学社中宜毁弃一切书籍，而一以体操为务。如是三年，其成效必有大过人者。”因为传统旧学，不足应世变，西方新学，又成为博取利禄的终南捷径。青年学子“知识愈开，则志行愈薄，怯葸愈甚”。许多留学日本者，“当其始往，岂无颖锐凌厉者，而学成以后，则念念近于仕途。”如此焉能指望彼辈为国尽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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