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个人资料

本名：司马迁

别名：字子长、太史公

性别：男

民族：汉族

国籍：西汉

所处时代：西汉（汉武帝时期）

出生地：龙门（今陕西韩城或说山西河津）

出生日期：公元前45年逝世时间：公元前87年

职业：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

职位：太史令

成就：编著《史记》，开创纪传体史学

代表作品：《史记》《报任少卿书》

司马迁简介

司马迁（公元前45?公元前87），字子长，西汉夏阳人（今陕西韩城南），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李陵之事有所辩解，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撰写史记

司马迁生平简介

司马迁，字子长，生于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那里南临黄河，北面50里是著名的龙门山。长河名山，气势雄浑，同时又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相传大禹曾在龙门凿山治水。韩城古称少梁，春秋时先属秦，后属晋，战国属魏，后又入于秦，屡为秦晋、秦魏战地，不少著名的战役都发生在那里。

司马迁的童年是在家乡度过的，他“耕牧河山之阳”，与农夫牧童为伴，在饱览故乡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相关的历史传说和故事，乡土文化培育了司马迁的豪迈灵秀之气。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是一位刻苦勤奋的学者。司马谈多方求教，“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唐都是天文学家，汉武帝初年曾被诏测定二十八宿的角度和距离，后来又和司马迁等人一道制定太初历。杨何是《易》学家，元光元年（前34年）曾被朝廷征聘，官至中大夫。黄子，又称黄生，司马谈向他学习的是道论，亦即当时流行的黄老之学。司马谈知识广博，他身为太史令，但对诸子百家学说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太史公自序》收录了他的《论六家要指》一文，文中分析了先秦到汉初六个主要学术流派的得失，精辟深刻，切中肯綮。司马谈在学术观点上的兼容并包而又崇尚道家的倾向，对司马迁有直接影响。

司马迁在史官家庭中长大，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自幼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据《太史公自序》的陈述：“年十岁则诵古文”，从0岁开始诵读用籀文写就的文献。

汉代通行的是隶书，籀文是先秦古文字，当时已不易读懂，司马迁从小就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础。他还转益多师，向儒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

后来担任太史令，他又利用工作上的方便，翻阅由国家收藏的各种文献资料。从《史记》提供的线索来看，司马迁阅读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上至古老的有关三代的典籍，下至西汉盛世司马相如等人的辞赋，他都有涉猎。至于诸子百家的著作，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的史料，乃至朝廷的公文档案，都是他的阅读对象。司马迁对于上述文献不是浮光掠影式地浏览，而是认真地鉴别真伪，比较同异。比如，对于九州山川的记载，他认为《尚书?禹贡》是可靠的，而《山海经》等书则不可信。司马迁读过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发现的古文，认为其中关于孔子弟子的记载基本合乎事实。司马迁还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主动和古人沟通，读其书，识其人，做到知人论世。他不止一次地废书而叹，并且产生了为书的作者立传的冲动。

司马迁在20岁时有过漫游的经历，到过东南一带许多地方。在会稽（今浙江绍兴）探访大禹的遗址，在长沙水滨凭吊屈原，在登封瞻仰许由的坟墓，在楚地参观春申君的宫殿。在刘邦发迹的丰沛之地，司马迁参观萧何、曹参、樊哙、夏侯婴等人故居，听故老讲述楚汉相争时这些开国功臣的轶闻逸事。在漫游过程中，司马迁流露出对传统文化极其深厚的感情。“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余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泪，想见其为人。”司马迁有很强的好奇心，喜欢对历史真相探根求源。游览韩信故里时，他听当地人讲，韩信年轻时就胸怀大志，尽管家境贫寒，仍然把故去的母亲安葬在高敞地。司马迁实地考察了韩信母亲的墓地，那里果然地势开阔，旁可置万家，证实了传说的可信。

在战国时魏国的首都大梁（今河南开封），他打听到所谓的夷门就是城东门，魏公子信陵君枉驾屈尊所请的侯嬴，曾经当过夷门监，即城东门的守护人。

长途漫游使司马迁直接感受到各地民风习俗的差异，加深了对某些历史记载的理解。置身齐地领略到民性阔达，有大国之风。过薛地所见多暴桀子弟，而邹鲁多?绅之士，两者大相径庭。

司马迁入仕之后，曾出使西南，远到昆明。又侍从武帝东达于碣石，见到了大海；西至空峒（今甘肃平凉），搜集黄帝的传说；到过北部边塞，登上了秦时所筑的长城；还参加了武帝带领群臣负薪塞河的活动。司马迁在广阔的地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大大地拓展了他的视野，为《史记》的写作搜集了许多新鲜的材料，他在游览过程中的真切体验和亲身感受后来也一道写入书中。

司马迁在漫游和在朝廷任职期间，有机会接触到各个阶层的人物，从他们那里得到许多历史知识。周霸向他讲述过项羽的传说，公孙秀功向他讲述过荆轲刺秦王的具体情节，朱建之子和他评议过陆贾其人，至于卫青不肯招贤荐士的情况，则是苏武之父苏建向他介绍的。除此之外，樊哙之孙樊他广向他谈起过汉初几位开国功臣发迹的故事，贾谊之孙贾嘉和司马迁有书信来往，冯唐的儿子冯遂和司马迁是至交。司马迁还亲眼见过名将李广、大侠郭解，并和李广之孙李陵同在朝廷任职。上述交游进一步丰富了《史记》的材料来源，加深了对某些历史人物的印象和理解，从而使入传的人物维妙维肖，富有生活气息。

司马迁的父亲曾任太史令，他把修史作为自己神圣的使命，可惜壮志未酬而与世长辞。元封元年（前0年），汉武帝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司马谈因病滞留洛阳，无法参加。这时，刚刚出使西南返回的司马迁匆匆赶到洛阳，接受了父亲的临终嘱托。司马谈固然对于无缘参加封禅大典而无比遗憾，更使他报恨终生的还是未能完成修订史书一事。

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勉励他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他拉著司马迁的手泣不成声，殷切地说道：“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俯首流涕，向父亲表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司马迁在与父亲生死诀别之际接受了修史的嘱托，修史的决心从此下定。三年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前04年），他在参与制定太初历以后，就开始了《太史公书》亦即后来称为《史记》的写作。但是，事出意外，天汉三年（前98年），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解释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上给他造成极大的创伤。出狱后，司马迁任中书令，他忍辱含垢，继续写作《史记》。至征和二年（前9年），他在写给任安的信中称：“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史记》一书的写作至此已经基本完成，从太初元年（前04年）正式开始写作算起，前后经历了4年。司马迁大约死于武帝末年，即公元前87年前后。

司马谈在向儿子讲述自己立志修史的动机时说道：“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谈有感于自孔子作《春秋》之后再无系统的历史著作出现，战国至秦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未能写入史书，因此，他要修定一部历史著作，一方面继承古代史学传统，同时也弘扬有汉一代的辉煌。司马迁开始修史时，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和目的。他在和壶遂讨论修史的宗旨时引述父亲的观点，把修史看作是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此时的司马迁之所以修史，为的是给西汉及前代历史作总结，颂扬圣君贤臣的德行功绩，是润色鸿业的自觉行动。经历李陵之祸以后，司马迁的形体精神受到摧残，心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的修史动机也有所调整充实。他在列举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著书立说的动因时称：“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他认为自己也属于发愤著书的类型，是在经历磨难之后通过著书抒发心中的抑郁和不平。司马迁由于身陷囹圄、遭受宫刑，不再把修史仅仅看作是对以往历史的总结、对西汉盛世的颂赞，而是和自己的身世之叹联系在一起，融入了较重的怨刺成分，许多人物传记都寓含著作者的寄托，磊落而多感慨。司马迁修史过程中前后心态的巨大变化，赋予《史记》这部书丰富的内涵，它既是一部通史，又是司马迁带著心灵肉体创伤所作的倾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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