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清楚地记得妈妈年轻时的样子，眼睛大大的，那是一种清丽的英俊，一头黑黑的长发像那个守旧时期每一个文艺女兵一样低调地卷上去，短短的，免得闲言碎语。记忆中妈妈很爱拿梳子缓缓梳自己的头发，有时候也梳我的头发，边梳边说：“儿子，当前要当法官，要像拉兹那样当法官，维护妈妈”……这是《流落者》里的台词，说到这里，她通常会哭。
后来晓得，她的父亲一夜间被打成右派、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特嫌。直至死在一间阴冷湿润的瓦房里，逝世的时候腿浮肿得发亮，手指一戳就是一个坑。他差未几和毛主席统一天过世，“革委会”不准举办追悼会，由于一个反革命分子不能够跟巨大首领同时进行追悼会。
我妈在团里本是演全本《玉堂春》和《贵妃醉酒》的，后来只能演台湾来的女间谍、偷公社食粮的地主小姐。这算荣幸的了，很多成份不好的女演员被剃了阴阳头，站在高板登上坐“喷气式”（双手反剪站在凳子上，被人从后面一脚踢翻凳子向前摔出去）……和那个时代大局部女人一样，妈妈的生活一直充斥宏大的不安。记忆中她和爸爸始终没完没了地吵，没完没了地哭，终于离婚。
跟着革命局势日益高涨，像她这样的黑五类不可以留在文艺集团，要么被打倒，要么去藏区。后来有机遇去了一家街办工厂。工作是往电瓶里注硫酸、盐酸、切割整根的钢筋。自幼闻水粉长大的她受不了盐酸呛人的滋味，能把水袖舞得行云流水的她，抱不起粗大的钢筋。她唱工时还戴着丝巾，下工后还要用香皂洗手，细心抹上友情牌雪花膏。大姐们就说，这是资产阶级小姐风格，要改革。
我妈想了一想，感到自己确切应该得到改造。她开始穿上了硌人的工装，混迹于一帮力大无穷、大声说话的女工中说笑，她学习蹲在马路边上吃饭，为了配合大家，也不断发出开朗的笑声。于是，一个很好的青衣就这样被无产阶级姐妹改造了。
可是我妈还是很孤单，她知道自己无论怎么爽朗地笑还是跟其余姐妹不一样。她常说自己有三个梦想，一是从新回到舞台；二是儿子能出人头地；再就是能住上小时候住过的那种四合院，成都红墙巷39号。我妈的父亲是晚清公派留日学生，后因中日邦反目化愤而回国，曾在北师大任教，抗战时代在关麟征盛邀之下兼任过黄埔文职教官，生活还算充裕，栖身得相称不错。
我妈回忆：那时候咱们家啊，前庭种着两棵桂树，后园种着一棵黄桷兰，从夏到秋，香得人睡都睡不着……我妈小时候很俏皮，常求着勤务兵带她去后花园捉麻雀，先撒把米，用木棍儿支着笮盖，有麻雀跑来吃食，就武断把细绳索一拉。她还喜欢穿红色的舞蹈鞋，学上海来的太太那样踮起脚跳交谊舞……总之，成都红墙巷39号是我妈关于美妙生活的标记，那是一个典范的成都风情的冷巷，春天来时，燕子在发黄的房檐下飞来飞去，衔食结窝，哺育儿女，等到暮秋，燕子走了,青春励志，银杏树会把叶子洒落一地，碎金般醒目。
我妈已经七十多岁了，伴有严峻的老年骨质增生，所以她重回舞台的梦想已无奈实现。她另一个妄想即儿子出人头地，看上去也非常渺茫。我时常想，假如这辈子就这样不着四六了，也必定要让她实现自己第三个梦想：住到属于自己的四合院去。
过去的半个多世纪，这个国度的命运影响到中所有国妇女的命运，命运一方口试图捣毁她们，一方面又让她们像竹子般坚韧。一次事变让妈妈毁掉了她漂亮的嗓子，那天，她为了给一个急于赶路的司机给电瓶充电，慌手慌脚忘却了带上口罩，不警惕吸进大批挥发的盐酸，立即就哑掉了。她是半个月后才干说话的，但已全无当年的“嘎呗儿脆”，当年在团里只有妈妈能力唱两个全本的玉堂春的，她师傅花湘蓉说过：这丫头能把井水唱成溪水。我还记得，那天妈妈嗓子委曲恢复声音后，抱着我流了良久的泪，半蠢才哑哑地对我说出一句：儿子，妈妈爱你……
后来就是改造开放，旧有的秩序被无情攻破，新的秩序还未树立，街头呈现各种各样新式商品，生活也涌现从未有过的压力。为让儿子能跟别的同窗一样吃到抹了果酱的早餐面包，衣着白色活动鞋加入校运动会，我妈辞去月工资二十多块的街办工厂，办起了私家幼儿园。这样一个新的工作让我家每月能挣到近五百块钱，后来因搞了“全托”激增到两千块钱。我家有钱了。我妈挣到第一个两千块时，带我去水碾河边上的成都饭店吃了一顿很好的西餐，她还在旁边的小杜裁缝店里做了一件漂亮的旗袍，还问年纪尚小的我，边岔是不是开得太高了。
那是一段艰难岁月，妈妈每夜都睡不平稳，恐怕哪个孩子感冒发热出了大事。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妈妈患有重大的失眠症。无数个夜晚里，我看见她蜷伏在凑近孩子们的一张小床上疲乏入睡，曾在舞台上翻弄过大小云手的美丽的手指，也因荡涤孩子们的衣物而关节变大、皮肤毛糙。我起誓让妈妈过上好日子，要让她住上好房子，让她能在秋天嗅到桂花香，夏天嗅到黄桷兰香，看房檐下燕子们飞去飞来，带着孩子们去后花院捉麻雀……但我不是一个很能挣钱的人，这样的目标太过奢靡，我只有极力写字，尽力让我和我妈可以向这样的目的靠近。
后来，我率领我妈用一笔不多的钱从四楼换到一楼，楼前有一小处旷地，她种了桂树、梨树、玉兰花……一个冬天从前，花儿们顺次开放，我妈的眼神变得年青。再后来，我借钱买了一处离城市很远但很廉价的顶层复式楼，在楼顶上种了许多花花草草。等花开的时候才发明本人太大意，我妈的身材大不如前，高血压、骨刺也常常折磨着她，每次爬楼都要花很长的时光。但妈妈说：没事儿，我应该增强锤炼，住得高好啊，空气清爽。但她脸上苦楚的表情告知我，她不外是在抚慰她的儿子。
这样的事件给我处分。有一天我妈正在洗澡，无声无息就倒下了。蛛网膜决裂导致的脑溢血，医生说只有30%的生存可能。那晚我彷徨在省病院门口，决议无论如何给我妈买一处不用爬楼的屋子。很是奇观，我妈居然活过来了，醒来后第一句话就是，梦到院子里种了良多的花，那个花香真是浓啊，人竟能飘起来了……2000年我跳槽到一家报社，一笔二十四万的转会费让我支付了一处电梯公寓的首付，从此我妈不必与骨刺做奋斗，她可以轻松地高低楼去菜市场买菜。遗憾的是，我不足够的钱为她买到一楼，而一楼有近两百平方米的花园。
那一年，致力于给自己营造中产阶层梦幻的我，对新居进行了一场合谓“新殖民地混搭风格”装修。可隐隐觉得我妈很失踪。她再也不能在家里做豆腐乳了，全关闭落地窗的阳台，也不可以种花养草。她搞不懂我为何要在客厅里装一个假壁炉却不能取暖，中心空调让她闷得喘不过气来。我妈最不爽的是，为了追忆一下曾经的青衣时光，她刚在阳台上吊一吊嗓子，保安就风驰电掣跑上楼提示：有人提看法了……
妈妈仍是想念红墙巷，惦念燕子飞来飞去的样子，晚上黄桷兰香得让人睡不着觉……她屡次提出能不能搬到一楼住，想种花儿，再种点黄瓜、香葱，毫不打农药，比菜市场还新颖。我哂然“真是老土”。这时，妈妈就不谈话了，默默地听我论述“后殖民地风格”的装修理念和文明气味。后来，她还会自动向来的客人阐述这殖民地作风：这个啊，跟殖民地其实不是一回事，实在是很进步的。
我妈越老越还小了，神色和行动显示出不可逆转的成熟。除了缠着我要礼物，还缠着我打扑克牌，偶然还会偷牌，趁我不留神就偷走好牌，到手后一脸诡异的微笑。可是老眼昏花，全然没察觉她儿子其实偷走了更多的好牌……很多时候我看不下去，静静把好牌塞到该她摸的轮次上。她大获全胜，就很开心，就开端回想小时候坐在四合院的葡萄架下打扑克的光景，除了花香，饿了还可以从窗户向后街挑担子的小贩卖两碗枸杞汤圆，边吃汤圆，边听留声机里的胶木唱片……如我不想听，她就生闷气，又要去看已经滚瓜烂熟的《大宅门》，一个人念叨好多少个人的台词，感慨今不如昔……
事实上，我妈并不是苦大仇深的劳动妇女，也不是课本教的那种慈爱而厚重的朱德式母亲，毕生默默而坚韧支撑着革命。我妈只是一个败落人家的女子，她不喜欢工厂，不爱好土改，骨子里甚至恶感那场大张旗鼓的革命，以为那场革命拿走了底本属于她的所有，包含四合院。她认为她更应当属于红墙巷的生涯，在春熙大舞台上舞动长长的水袖。她的阅历让她庞杂、敏感，一个旧式官宦家庭的女子因中国革命的变幻从而运气多舛，执着着相似张爱玲小说中的某种老式的浪漫。
她甚至将她的儿子当成她对这个世界对于男人的全体盼望。至少，儿子可能让她重回红墙巷寓居的时间，对她而言，这无比主要，而且神圣。
我只能不停地写下去，一个字、一个字的累积，像一块砖、一块砖的累砌，让她真地能重回红墙巷39号，看春去春来，燕子飞去来兮，在被烟火熏得发黄的屋檐下衔草筑窝，哺养儿女，晚上黄桷兰飘香，香得连觉都睡不着……
那是一个曾经漂亮、被中国式革命和中国式生活弄得无比神伤的女人，一辈子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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