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志人物：加藤嘉一，一个强悍到变态的日本人

加藤嘉一，1984年出生于日本静冈县美丽的伊豆，家里有一个小一岁的弟弟和小妹妹，家庭从爷爷开始都是贫困的。

出生时，奶奶突然离去。3岁时，自己贪玩，骑车撞上了大卡车，得幸被救回，但留下几处永恒伤疤和右耳的伤残。父亲是运动员，从小锻炼他和弟弟。小学10岁时，父亲宣布找到好工作，搬往别处，住上了大房子。

14岁时，加藤成为了优秀的柔道运动员，身高1米74，体重75公斤。14岁后，改练田径，体重下降到56公斤。练习三个月的田径训练后，荣获全国大赛第四名。同时他也参加校棒球队，参加了棒球日本小学生全国棒球大赛。在新学校里，每天坚持晨跑5公里，回家跑5公里，在路上走20公里。

小学毕业后决定报考山梨学院大学附属中学一号楼。每天晨跑一小时，洗澡吃饭，出去与阿姨们聊，中午吃饭看字典，聊到下午5点，与传达室大哥借《人民日报》看，晚上11点带着耳机听广播入睡。后来，中文说的写的很棒。

在校期间，担任北大日本人协会会长，现任顾问;获留学生学习优秀奖本科生奖;参加、主持、策划、发言中日学术交流活动、国际研讨会共50多个。他有多种身份：制作人、策划人、主持人、媒体评论员、专栏作家、图书作者、同声传译者、人大附属中学日语教师、退役优秀运动员、谈判者、中国通。

别轻易以为有明天

12岁时，加藤父亲的新工作十分不顺利，始终是半破产状态。最后，父亲的公司终于破产了，欠下许多债务。加藤交不起学费，甚至经历过黑社会索债的情形，这像是一个日本的古惑仔的童年。

家里的钱总是不够花。他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他从初一、13岁开始打工送报纸，尽量多赚点钱。每天凌晨3点钟起来，送到6点钟，他主要负责几个高楼公寓，跑楼梯，晴天、阴天、雨天、雪天、台风，从初一到高三，送了6年。

父亲没有工资，妈妈、我、还有弟弟，使劲、全力以赴打工，因为不能定居，没法找到固定的工作。一家5口人只能勉勉强强地活，哪有余地还父亲的债务?

母亲是牺牲品，同时打很多工，伤了身体。年幼的加藤最害怕见到母亲的疲惫，更害怕听到她说：儿子，对不起

为了躲避债务，加藤一家搬了很多次家，弟弟和妹妹也换了很多次学校。有一次是半夜被有关人士赶走的。那一刻，我们是无路可走的

那段时间，他经常代表加藤家跟要求我们还款的人展开沟通，打电话、直接沟通、暴力那些为难人家的电话，我不知道接了多少次。现在我身上还有几个伤疤，有的是永远都抹不掉的。

高二的时候加藤开始做日英翻译了。工资比送报纸高很多嘛。当时我身材苗条，外表也还可以，所以也当了模特，是体育服装方面的。一切都是为了支撑家庭，而不是自己的爱好。

有一次，我们家只剩了500日元(大约30元人民币)，那时候，我带着弟弟和妹妹去附近的大超市品尝摆着的食品，日本几乎所有的超市都有试食角。我不能让他们俩饿死18岁前，加藤一直认为自己是社会的包袱，他说自己其实是一个悲观的人：别轻易以为有明天。

长跑是加藤到目前为止唯一的后悔。从13岁开始搞长跑，14岁的冬天，我800米的实力是全国第一的，教练很期待，结果，受伤了。

他的跑步生涯告一段落，之后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上了高中，也参加了全国大赛，但始终没能获得满意的成绩。17岁的冬天，身体不行了，病倒了。学习、跑步、家里的事没有办法兼顾下去了。他只好退出了国家青年运动队。

学习在我看来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比送报纸、料理家里的事情、跟那些流氓谈判、日英翻译等相比容易多了。他开始准备高考，两个月后，成绩从全班倒数到全班第一了。他认为自己的体力、毅力、智力都不比任何人差。

2003年高考，漫天下着大雪。他在送报纸的时候摔了一跤，最后他考上了东京大学法学系。

一生的转机

2003年，在东京大学认识了北大的一位老师，19岁的加藤嘉一从法学部退学，从岛国日本飞抵中国一个巨大的国家。他的人生从此发生巨大改变。

当时他是三无人员：一句中文都不会，一个中国朋友都没有，一分人民币都没有。其时正值非典，他不顾日本大使馆返日的劝告，进了北大就被隔离。第一天晚上住勺园，灯坏了，加藤哭了。第二天的米饭特别不好吃，他心情特别糟糕。那是很忧伤的第一周。

这样过了5年。现在，24岁的加藤嘉一虽然只是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一名研究生，但他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在一部中日合拍的连续剧《滴泪痣》中任副导演，他负责搞定剧本，协助导戏，剪辑片子，同时还要负责剧组与所到之处的政府沟通，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事另外，他还在这部剧饰演了一个黑社会角色，掌掴女主角黄圣依听起来着实引人入胜。

他有二十几种名片，随身携带着大概十来种，名头多是日本各种组织在中国的协调人员或顾问。他拿出一本日文书佐证，他不但给中国的许多媒体写专栏，也给日本的媒体写。另外他是一个热心的组织者、策划人、发言人、主持人，据说还是一个谈判高手，做了超过200场的谈判，他的任务是协调和沟通对方的意愿。他条理甚为清晰，说到自觉精当处，还会重复一遍。言谈里的北京方言味道，已经有那么点意思。

他对中国抱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与探索精神。2005年的中国反日游行，他就混在游行队伍里。他说自己要用一生来了解中国，上至温家宝总理，下至北京地铁站的人，到中国人为什么不遵守交通规则，以及贵州山区的贫困。(励志名言)比如我去贵州毕节地区，最贫困的农村考察，他们不想让我看到真实的东西，就派人来跟我喝酒，结果我把那个人灌醉，他睡着了，我就溜走了。他就这样去了中国农村无数次，花自己的费用，因为不了解农村怎么了解中国呢?

他熟识徐本禹，与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是朋友，经常上中国教育电视台的节目，对农村孩子上不起学有自己的看法：以为使义务教育彻底免费，就可以使任何人上学了?错!很多人不是因为交不起学费上不起学，而是因为贫困。

他每日查阅新闻，处理邮件，给媒体供中文稿，还有博客!其余是，三到五个小时的与人见面，包括应酬性质的活动，跟人谈项目，他生气勃勃，语气铿锵。

他平素一天只睡3个小时，这两个月睡得更少了但这似乎没有影响他的脸的光洁度。除此之外，他还要把日本现役外交官的书译成中文，同时写三四本书。

他没有娱乐，除了走在路上听点音乐，偶尔看个电影，也是为了写评论。

他自认为在日本受到排挤，却在中国社会甚为协调。他希望对社会有影响，哪怕得到的反馈是你他妈一个日本人。他不害怕曝光，他的童年太不快乐，通过社会的自我观照，他能感受活着的意义。北京是让我成长的地方，北大是我求知的场所，在北京用中文谋生的过程是有趣的。我好好表现自己，提高自己。

他拼命写稿子，他的账户上存了多少钱，他都不知道，因为他十分忙，忙到没时间去花钱。

中国救了我

我就是想做第一个，要与众不同。他说得如此认真，简直像青春期少年，还有那么多来历可疑的故作反叛。但是眼前这个青年毫无疑问，他心存大志。媒体是统治者与普通大众之间的桥梁，我生活里跟媒体的关系很密切，一切都为了将来从政。

我跟奥巴马是同类。我们个头差不多，他也是出身底层，也都是曾经被社会排斥的。我觉得奥巴马会改变历史，这类人可能是极少，但我还是从奥巴马身上看到自己的希望。他认真揣摩那些大政治家的演讲，他在他们身上，找到很多的自我认同感。与那些走在涩谷的时尚少年不同，加藤嘉一意志坚定。他们走出伊豆，东京甚至不能满足他们的幻想，他们要到更大的地方去。

他每年只跟父母通一个电话，一年只回一次家，通常只呆一天，他的世界离父母的田野农活太远了。对于这样的疏远和离别，我是感到寂寞的。但是，我们从小都是独立的，他进一步说，父母也要独立，放低了声音，我的母亲也很坚强她从不给我打电话。

加藤嘉一讲起了他童年的清贫，被黑社会追杀、被主流社会排斥好比一个古惑仔的前世今生。我们可得而知，一个5岁开始就幻想从政的年轻人，如何度过他那与众不同的青春期。也许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他就学会了长跑。他精力旺盛，野心勃勃。他所做一切，只为成为我自己，因为他从来不是太喜欢自己，对自己不曾满意过。

你太慢，我就显得比你快

在北大期间，加藤一直严格遵守着自己的作息表：每天早上4点多起床跑步10~15公里，然后回宿舍冲澡，吃早饭;上午上课，回邮件，看新闻;下午上课，写文章或参加活动;晚饭后7点看《新闻联播》，8点开始看书，11点睡觉。

而他的同班同学，几乎没有固定的时间表。大家总觉得我行动力强、做任何事情都比别人快，其实日本大学生比我勤奋的人多了去了，只不过在这里，你太慢我就显得比你快。

我周围的很多学生，说实话我和他们合不来，因为我不会玩电子游戏，对唱歌也没兴趣，更不喜欢几个人扎堆儿抱怨社会的聚餐。来中国7年加藤从不玩游戏，也不参与宿舍的扯谈聊天。他曾经兴致勃勃地研究过寂寞党，发现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大家没自信，所以希望有人陪伴，渴望24小时的集体归属感。

严格自律的加藤显然不属于这个群体，即便是有一个小小的空闲，他也会充分享受独处的时间，如果你想锻炼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就必须学会享受一个人的时间。

在校期间，加藤的同学最羡慕他的就是自由。虽然他参加很多社团、进行很多调研，但从未见他忙到失态抓狂，他看上去总是那么游刃有余、自在从容。加藤把这一切都归功于自律：自由从何而来?从自信来，而自信则是从自律来。你先要学会克制自己，依照严格的日程表控制你的生活，才能在这种自律中不断磨练出自信。自信是对某一件事情的控制能力，如果你边最基本的时间控制都做不到，还谈什么自信呢?

大学期间的自律给加藤带来的第二个收获是，他比起同龄人有更好的毅力和体魄。2010年9月19日，他受邀赴澳大利亚参加悉尼国际马拉松比赛，为此他已积极备战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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