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第一季《中国好声音》之后，有一次我去青岛参加一个活动，《新周刊》执行总编封新城老师对我说：真没想到，在《中国好声音》里面，你居然可以野蛮生长到现在这个样子！说实话，我也觉得有点儿不可思议。

一开始接手《中国好声音》，我是有心理准备的。这个节目清晰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导师选学员，第二个阶段是学员对战。在第一阶段，主持人无非是客串而已，只有熬到了第二阶段，才会正式登上舞台，表现机会很少不说，我甚至连个主场的机会都没有。上海，可不比杭州的温和熟悉，里里外外充满洋气，自然是精致挑剔。放下大上海不说，人也不熟。这个节目是浙江卫视和星空传媒联合做的，我的团队中的那帮兄弟都没机会参与其中，就我一个！

李白在《侠客行》里写道：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我在直奔上海的路上，忽然有了点儿这样的感怀。可到了现场，我就傻眼了，事实上，根本没有那么潇洒浪漫，我倒有点儿形影相吊、孑然一身的意思。

没办法，既来之则安之吧。我可是专业主持人，就是靠这个吃饭的，不能给浙江卫视丢脸。那时候最强烈的感觉是，什么都不顺手，连麦克风好像都没有我们浙江卫视的好用，更别说什么舞台和灯光了。

不仅如此，一个主持人，只能留在台后，没有搭档，没有串词，不需要更多的展示，只是负责采访，调动学员情绪，鼓舞他们上场好好发挥，然后就和亲友团一起，分享从台上传达出来的情绪。

既然节目形式如此，我自当尽力把自己该做的事情都做好，但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我的表现一开始就引起了那么多人的质疑。

还原一下当时的情景吧。

浙江卫视上上下下沉浸在高收视率的欢愉中，人人脸上都带着笑，谈话都离不开《中国好声音》；所有导师都被媒体追捧，他们成了这个节目最出彩的元素之一；所有学员的演出也都成为微博及视频网站的宠儿，街头巷尾都在议论。只有我，只有那个戏份儿不多、形影相吊的我，被大家挑了出来，千夫所指,集体否定，而且，事态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没有一个人替我说一句话。

虽然我事先有些心理准备，料到可能会有不同的声音，但当事情发生时，还是抑郁到了极点。毫不夸张，我连看微博的勇气都没有，我怕看见别人评价我的词句，怕在任何地方看到我的名字。

坦白说，我在录制第一集和第二集时工作量是最大的，不仅要适应制作团队，尽快跟节目融合，还要把学员们的资料牢记于心，去和他们聊天，一起见他们的亲朋好友，把每个人的故事都捕捉到手

这可不是唠家常，所有这些过程都是有摄像机在拍摄的。换句话说，我一直在录节目，导师们说话的时候我在录，学员唱歌的时候我也在录，就差吃饭睡觉没被录下来了。

在第一阶段的节目中，不少人看到我和歌手的亲友团站在一间封闭的屋子里，看着演出现场视频，偶尔我会出现一下，还是沾了亲友团的光。可怜我每集节目要出镜几个小时，到头来却只有二十几个镜头，每个镜头不超过20秒！

最令人心有不甘的是，那么多功课，那么多努力，非但没有得到肯定，反而得到了一句不应该存在的评价！

我当时的心情低落到了谷底，恨不得节目赶紧结束收工回家。唯一支撑我继续走下去的，是我一直和自己说的话：不管别人多么小看我、嘲讽我，自己不能小看自己。哪怕被公众指责得体无完肤，至少也要得到业内的承认华少是一个专业的主持人。

我硬着头皮撑！

转折在第三集出现了。前两集播出后，节目整体反响出乎意料的好，到第三集时，节目组决定增加广告的环节。于是，就有了上一节说到的那段经历。

或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吧。但我如果用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来形容这一切，是不是也算贴切？

那集节目过后，我念的那段广告被很多人模仿传播，从策划本身而言，我们达到甚至超过了预期的效果，的确值得高兴。节目组似乎也认准了这个模式，希望在以后的每一集里都穿插这样的广告。

从那以后，我的工作赫然多出了一项内容，那就是念广告。以前我参加各种活动，怎么可能会有这个环节？而现在，不论我走到哪里，都必然会让我念上一段。活动主办方常常会啪地给我一个广告说：你就照着这个，快点儿念出来就行！

刚开始，我还会客气地提醒一下：确定吗？念快了现场可没人听得清楚的！

无所谓，大家不就图个乐呵嘛！的确，主办方图的就是乐呵。

记得有一次，因为太过疲惫，我在台上把广告词念错了，心里正琢磨着，要不要开个玩笑敷衍过去，结果台下掌声雷动，观众倒是真不介意，还一个劲儿地喊：再来一个，广告，再来一个！

这是什么情况？我是在念广告，不是唱歌跳舞？广告还要再来一个，还有返场，我是该高兴，还是该悲哀呢？嘿嘿，我先偷着乐会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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