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梦与造梦：俞敏洪的向上成长

　　作为新闻记者、财经作家，张翼历时6年跟踪采访报道新东方，写成《俞敏洪管理日志》一书。2009年11月6日，北京，中关村西区，新东方大厦9层贵宾室，俞敏洪接收了笔者的专访。

　　现将访谈录全文登载。

　　张翼：为了写作《俞敏洪管理日志》一书，我阅读了你近10年以来简直所有的内部讲话、公然报告、消息报道，感到“中国古典文明”对你影响比拟深，比方读《三国演义》，你通过剖析刘备、曹操的用人得失与成败，得出基础论断“治理企业要在好处和人情之间找均衡”。你在新东方最为凌乱的时代把《三国演义》又研究了一遍，这本书对你性情转变、思维晋升发生了哪些影响？

　　俞敏洪：其实不仅《三国演义》，《论语》、《老子》这些汇聚中国古代文化造诣的经典著述，对我都有很大的影响。我记得上中学的时候读《水浒传》的君子书，对情绪与忠实体会得很多。小时候在乡村看到亲兄弟为了一点小事打得不可开交，巴不得相互掐逝世；但一旦别人招惹了其中一个，兄弟俩立马就会结合起来和别人抗衡，把别人制服后，哥俩再接着打。

　　北大求学的5年，我阅读了800多本书，其中包含很多古典文学作品，印象比较深的是《三国演义》讲述的诸侯并起、好汉聚义、争取天下的故事。经营企业之后重读《三国演义》，我就总在想，刘备、曹操为什么能成大事？刘备、曹操有什么不同凡响的特质？刘备、曹操靠什么方式凝集一支“经理人”团队？那些龙精虎猛的“经理人”为什么对刘备、曹操格外坚贞和虔诚？此外，我还常常揣摩为什么“街市恶棍”刘邦能够博得天下而“西楚霸王”项羽却自刎乌江？曹操的形象在小说里被演绎成了浊世奸雄，实在的曹操实在并不能说是奸诈。曹操非常推崇《孙子兵法》，对《孙子兵法》有过详尽的注解，我细心阅读过，受益无穷。我很爱好、很钦佩曹操，曹操这个人意志动摇，知人识人尊敬人才，而且很会用人，知道把合适的人安顿到适合的岗位，从而发明出了人才济济、人尽其才的大好局势。曹操的雄才大略、战略思维足以吸引天下豪杰跟随他。

　　重复浏览《三国演义》，我得出一个根本结论：利益、情义、理想、目的，这些都是维系团队、成绩事业的症结因素。

　　1993年我和老婆创办了新东方，后来我从海外请回了徐小平、王强，陆续赶走了公司里的家人和亲戚，实现了新东方从个体户、夫妻店到古代公司的疼痛转型。再后来，新东方在美国上市，很多人都说新东方成功了。可以说，新东方的成长和发展与我的个性非亲非故。不过我做不了“曹操”，因为我的个性比较弱一点。我这个人，性格比较宽容、乐于包容，不会表示得特殊强势也从不专断，我喜欢倾听朋友们的倡议和忠告，我喜欢跟着朋友们转。在新东方，我存在作为开创人的地位和威望，自认为在战略判定上个别不会出错，我的身边也没有“诸葛亮”来帮我判断和决定。从个性上来说，我可能更像“刘备”。

　　张翼：你的博客文章，老是会让人生发出一种深切的激动，总是会让人领会到一种力气的传递。精神鼓励、心灵励志是新东方以及你自己一直着力培养的一种精力气质，这种气质也已固化为新东方的一种中心竞争力，并且塑造了一群幻想主义者“致富”的形象。但是从新东方离任的骨干老师曾经不无激愤地指出，“新东方胜利地制作了理想主义者的假象”。

　　俞敏洪：“新东方成功地制造了理想主义者创业的假象”这句话，是在新东方没有实现既得利益的失踪者发表的舆论。精神激励、心灵励志已经成为新东方的一种奇特文化。今天，对于新东方绝大多数人来说，新东方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家园”。不外，理想主义是靠利益驱动实现的，新东方是我和一帮气味相投的朋友创下的基业，即便是创业的最初阶段也没有呈现过那种过分宣传情谊，忘我无我，极度“理想化”的场景。

　　我是理想主义者，但我不要求新东方员工和我一样充斥理想主义。我否认，新东方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是以利益驱动为主体的。所有的理想都要靠人才去创造，而人才是需要利益实现去维系的。新东方能有今天，是拼死拼活干出来的，是利益实现、情感维系、理想驱动的成果。新东方的理想主义不是“理想化”，我们的理想主义是建立在现实主义的前提之上的，走向美国资本市场也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具体体现，如果没有现实主义的考量，作为公司的新东方恐怕难以生存。

　　为什么我每次去西藏都会打动？因为看到很多藏民穷苦了一辈子，为了一次朝圣情愿“五体爬行十万计”，一路磕头磕到拉萨，而后带着无比愉悦的心灵满意分开布达拉宫。上市公司不是宗教机构，很难到达靠信奉支持的境界，能做到理想感召就已经是极限了。经营新东方这些年来，我不停地向员工们灌注一种价值观和事业理想，我们的理想是不断刷新的，比如近年来我一直以树立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的理想来勉励新东方员工。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并不抵触，理想主义的实现可以依凭多个载体，好比你可以长短营利机构，你可以是私家化机构。这些年来，新东方的公司属性一直变更，从个体户到合伙制再到股份制，但是对于我来说，从事教育事业的高尚感、使命感、义务感、道德感从未改变。（ ）直面现实，不再失望不再苦楚，而是尽力、专一地追求生涯与事业的空间，以我们的人文情怀给予中国最宽大学生群体以精神的激励和人格的培育，新东方的理想主义是建构在对中国教育、中国学生的深入理解之上的。在我看来，一群人、一个机构，不再自顾自地埋头赶路而是常常性地仰头看蓝天，那就是一种朴实的理想主义。

　　张翼：独具个性的教养方式，另类作风的教师形象，是新东方最为明显的比较上风。必定意思上说，授课教师是新东方最为可贵的“核心资产”，但是数以千计的授课教师的价值观、道德观的养成，是个无比严正的课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很可能会引发或然危险。

　　俞敏洪：新东方现在有8000多名授课教师，这是新东方的“核心资产”。如斯数目宏大的一群知识分子，如何“管教”？首先是在理念与行为层面进行积极引诱和道德束缚，其次要让大家知道新东方所能蒙受和宽容的底线所在。我们不可能也没必要全天候监控授课老师的行为，但是职业操守的准则，我们宣贯到所有教师。所谓底线就是摇动不得的“红线”，谁也不能触碰，我必须保障新东方的平安运行。在所有的宽容之下，必须确保新东方系统的经营安全，这就是我毫不让步的原则。

　　6年前，新东方一个分校的校长，犯了重大的经济问题，这事儿产生在现在的话，我确定会把他送进监狱。当年我没有那么做，因为那时候我还不解脱“哥儿们意气”，出于体贴、饶恕的事实斟酌，只是请求他清退了所占用的款项。回望过往的创业史，新东方曾经混乱到了多少乎要瓦解的边沿，然而我始终以为那时候我与那帮友人吵架，不存在善与恶的问题，重要是心态的差别、看法的不合罢了。所以那时候的纷争不存在惩罚谁的问题，要害是你要开放襟怀，可能“无穷制”宽容别人。但是当初来回忆对那位分校校长的处置，我确切太过宽容了。我当年的思惟意识还比较“常识分子化”，不像个谙习法治、擅长管治的企业家。我记的很明白，当年参加处理那位分校校长问题的新东方中层，灰心丧气了两个多月，他们对我的放纵行动觉得扫兴和伤心。“既然你连这样的恶都不能处分，那你也就不可能弘扬真正的善，咱们认为随着你是有危险的”，这就是当年大家对我的批驳之词。

　　现在，我的认识有所改变，我认为，某些道德败坏的行为，如果不进行示范性惩罚的话，机构就会崩溃。我给你举个例子，2008年，新东方一个分校的人力资源部负责人，通过虚开身份证的方式，侵吞了新东方5、6万元。我们起诉了他，2009年8月他被判了两年。按照以前的处理方式，只有把钱退了，全都一笔勾销了，但这次我决议重办不怠。情理很简略，在一个组织机构里面，如果这样的行为不课以重律的话，很可能会对新东方员工造成误导。新东方已经走过了17个年头，这是我第一次把犯有经济问题的中层送进监狱。

　　为什么非要这么做？为的是让新东方的管理更加标准化、严肃化、法治化，领导授课教师、经理人阶层真正以专业、职业的心态做事情，我觉得这是我从西方公司中学来的管理方式。后来在新东方内部会议上，我说所谓的善，是以有才能惩罚恶为前提的，否则，善就是不可连续的。孔子的《论语》讲的都是向善与道德，但是孔子并没有讲如何惩戒恶的行为。很多官员都会背诵《论语》的章节，但是不少人都成了不折不扣的贪官。所以我对肃贪异常支持。没有规矩的话，文化无法真正弘扬，道德也会沦丧。

　　张翼：新东方的经营团队、业务团队，如何达成“自由精神”与“职业精神”的谐调？这样的问题，在你看来是否是新东方最为辣手的管理问题？

　　俞敏洪：“自由精神”与“职业精神”的符合，确实是我思考比较多的文化和管理问题。做事的时候，我会尽量多地在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继而向着尽量合乎对方冀望的方向去作出决定。新东方的日常管理上，我几乎素来不必强迫性、指令性的词汇，比如“你必需这样”“你照这样去做”。我时常在公开场所说自己性格比较纤弱，新东方的员工大多都知道。我在处理公司内部事务时衡量得比较多，妥协得比较多，但所谓的荏弱并不象征着我没有原则，缺少决断力、断定力。有时候也会因为过多考虑感情因素、现实境况，影响了做事的策略，但做事的准则我是坚韧不拔的。如果在员工心目中，老板是一个软绵绵的形象和做派，很难管理好企业。这些年来，我觉得自己值得自豪的一件事情是在员工、学生、公家心目中打造了一个积极、正面、阳光的个人形象。

　　自在主义精神是一种思想境界，并非是指在行为上随心所欲、无所顾虑。依照卢梭的说法，人是生而自由的，无往而不在“桎梏”之中。只有身受约束才干跳出最美的“跳舞”，这是我在雪地上滑单板时的感悟。作为个体，你可以叛逆，但是身处机构之中，你心生太多叛逆那相对是不容许的，个体的自由不能危及组织的保险与健康。我坚定支撑授课先生们的独立思考、独立人格、独破思想，但是，如果放荡8000名授课教师追赶“自由化”，新东方的存续就会见临宏大挑衅

　　张翼：如何在总部集权与区域分权之间实现制衡？如何在全国市场的尺度化方面与区域市场的个性化方面实现平衡？这两个问题几乎是所有公司从区域性向全国性跃进的独特困难。新东方也曾经一度踊跃实验、英勇改进，到现在为止，有没有寻找到更好的解决措施和管理方法？

　　俞敏洪：目前新东方在全国范畴内领有43个分校，集权与分权，在新东方是同一的。人事权已经放给了分校负责人，我只负责各地分校校长的任免。财务权还把持在总部，但是绝大部门经营权已经下放到分校，对分校的要求是必须与总部在战略、目标、文化等方面坚持高度一致性。周成刚是新东方教育科技团体常务副总裁，43个分校的名目、业务条线归他管辖；陈向东是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高等副总裁，43个分校的经理人归他管辖。我把这种管理方式定义为矩阵式管理模型。周成刚、陈向东是我最主要的助手，我负责新东方整体的系统建设与战略计划。这种管理模式还会不断演化、持续调适。

　　一线城市的布局早已实现，这些年新东方一直在往二线城市突进，二线城市是最需要幻想和教育的处所。二三线城市，我们会采用连锁授权的方式经营。长期以来，我们对连锁经营非常谨严，在二三线城市的连锁，也只是少儿英语、中学课外辅导的品牌授权连锁，新东方供给资源支持和匹配。

　　早年间新东方进行组织系统改革时，我是把总裁的位子让出去了的，那一时期，总裁办公会、董事会我加入得都比较少。放权的苦与乐，我都是经历过的。很多老板为什么不敢放权？因为他会在心理上产生失落感。对于放权，我没有迟疑。放权，不会对我的个人形象、个人位置产生任何影响。长期来看，放权是一种必定，然而放权也不是一挥而就的,哲理名言，这些年我一直在强化人才梯队建设。放权之后，公司要持重前行，不能产生事迹滑坡，这是放权的条件。目前来说，处于放权和集权的旁边状况。对于新东方而言，精神上对我的依附是日见强化，管理上对我的依赖是逐步弱化。

　　张翼：对于细节，你始终十分敏感、分外在意。细节的过火干涉，是否也会在客观上造成放权受权以及宏观策略问题的搁置？

　　俞敏洪：但凡白手创业的人，都会对细节非常在意。据我所知，对自己的要求是把网络游戏的细节做到“反常”的田地。关键的问题是，一旦放权之后，你必需要从细节中超脱出来，不要越位去和别人抢权。这种情形以前涌现过，下属们对我也有意见。我已经学会了从详细事务中“自拔”，比现在天在长春召开新东方分校校长会议，我谢绝了邀请没有从前。如果我去了，我的讲话会影响其余高管的决议。

　　读EMBA对我没有任何意义，我手下的高管有博士也有EMBA，财务报表有CFO帮我打理，数据分析有人帮我解读，我觉得我不需要再沉迷到那种详细的操作与管理中。我是董事长兼CEO，我的管理当该立足领导层面，而不是利用层面。战略设计不是学EMBA能学到的，我一直想读个哲学、社会学、教育管理、伦理学之类的学位。

　　新东方如何能力活得好？要做国家教育拾遗补缺的事情，不要和国家教育去抢饭碗，比如学前教育、课外辅导、英语培训这些都是为了和国度教育打配合。

　　经营企业，如果看不到细节的话，也会很蹩脚。问题在于，你是插手到细节里面，让系统瘫痪，仍是施展体系的作用，把自己从细节中超脱出来？对于我来说，大局部细节事务都可以超脱了，如果我办公室的电灯坏了，我还会去鼓捣鼓捣，因为好奇好玩。

　　张翼：1993年创业至今，新东方以及你本人阅历了太多的崎岖和磨难。很多与新东方同期甚至更早开办的教育企业不可防止地成了“就义品”，“周期律”仿佛已经成为大多数中国企业的宿命。贸易实际离不开对企业家精神的解读与塑就，暗合商业规矩的企业家精神尤其主要。你如何定义和懂得“企业家精神”？

　　俞敏洪：我都不晓得自己是否有企业意识和企业家精神。创办并且管理着新东方，我现在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新东方的管理须要规则。我对任何宗教都没有忠诚的皈依，但是我对佛教弘扬的积极向善、期待下世的思想很推重。当然，我等待的是来日，而不是来世。既然有今生今世在这里，不就是老天赐赉的最好礼物吗？当真、谦卑、努力地过好每一天，就是我的。

　　在我看来，所谓企业家精神，和刘邦、朱元璋打天下的精神是一样的，都是要无中生有、拼力闯荡出一番属于自己的天地，企业家一定是具备英雄主义情结的。做大事者，必有义气，必有胆略。企业家之间如果缺乏必要的信赖与支持，那也不是企业家精神。胸怀坦荡的企业家，敢于向公众坦率自我，敢于向公众展现个性。王石、牛根生、、史玉柱我都很敬仰。坦白地说，和王石他们比拟，我不认为自己是企业家。

　　企业家就要敢于迎接失败和非难，大众对企业家的鞭挞跟苛责，都是畸形景象。仁者可以做不仁之事，不仁者做不了仁者之事，这是我对《论语》中一句话的解读。身为企业家，如果你是个仁者，偶然做了点不义的事件也能够被谅解。假如企业家自身就是不仁义的，想要“漂白”本人也是一种徒劳。良多企业家心坎的纠结，是由于许多事情无奈“漂白”。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感到从事教导事业是一种荣幸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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