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

　　
清华，你好！
　　
　　和你的故事要从头说起，固然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开头可言。2008年，我加入自主招生测验，被清华降分录取。夏天自己拎着大包小包来学校，报道的地点已经有媒体围追切断，请求我畅想校园生活，我那时说“记载生活的日子停止，生活开始了。”——舍生忘死飞蛾扑火，有“时光开端了”的自我激动劲儿。
　　
　　现在我已大三，却还不真正融入校园生涯。当初在学校还经常迷路，同窗探讨的成就与保研，我也大都一头雾水。嘟嘟囔囔对学校的不满却说了良多，拿人不手软，吃人不嘴短。时值百年校庆，我想说给学校的，也不是与颂圣，只能硬着头皮持续牢骚。
　　
　　因为身在学校，所以不能仅埋怨些片儿汤的话。白衣飘飘的年代没了，就别再牢牢拽住时间的裙角嗫嚅呻吟；学术之不知礼之不存，也已经没有再捶胸顿足的必要；巨匠离去，微斯人吾谁与归。大势如此，学院当然不能幸免，所以也别再长歌当哭了罢。
　　
　　然而，除去以上这些，我对大学仍有抱怨，仍有不满,感恩励志，仍有震恐，仍有少见多怪，仍有不情之请。
　　
　　大一、大二的时候，我爱好拽着人聊政治。当然，大局部情形是我四分五裂地复述着我在网上看到、饭局上听到的只言片语，骇人听闻。我的同学们老是东张西望坐破难安，一副盼着人把他们拯救走的样子，切实被逼急才应付笑道：“中国就是这样的。”
　　
　　我那时还感到奇异，二十出头恰是对政治敏感的时代，即便是纯生理上也应有些喷张和高兴，可他们是如斯漠然或畏葸。那时，常常涌到我嘴边的话是：“你们到底在怕什么？”
　　
　　现在我发明，他们并不是淡然，我的同学们不是不关怀，而是主动维护着政府——好像保护着本人将要继续的遗产。（ ）清华人是可恶的，愤青少，引导多，心坎大略仍是有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悲壮，表示出来却是高屋建瓴，虚头八脑的老干部摸样。
　　
　　陈冠中的小说《盛世》里有个叫做韦国的青年人，幻想是进入中宣部，因为“一个国家民族不能只靠物资力气，还要有精力气力，国民才会团结在一起。硬实力重要，软实力一样主要……我是学法律的，能够替中宣部的每一项决议供给坚实的法律根据，配合依法治国的国度政策。”
　　
　　韦国参加读书会，组织同学有体系的驳斥网上反动舆论，举报反动网站，举报“危险”教学。是年轻一代的漂亮首领。
　　
　　韦国说：“我今年已二十四岁。二十岁那年我做的十年打算，正一步步实现，但我不能骄傲。毛主席三十岁的时候在做什么？中共中心局五个委员之一。这样一想，我晓得我要加倍尽力了。”
　　
　　我身边就有韦国这样的年青人，越是高级的院校，就越多的如此荒诞。这也不难懂得，北大清华的学子一路都是教导跟体系的少年既得好处者，成熟了，天然也是要沿着统一轨迹，而不能跌落到食品链的底端。于是，大学成了抢夺政治资本的处所。
　　
　　我曾经傍观过学校的干部们做事，与教育和世俗尺度下少年得志的者打过交道，他们毫无阻碍地接收学校给予的所有价值观，自夸主流，一百年不摇动、一百年不猜忌；他们后来居上地应用官场技能与规矩，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有时，我看着他们滔滔不绝地在课堂、在会场说些“主流价值观”的话，心想：“他们真信任这些，真可怕。”过了一会儿，又打了个寒战：“他们实在并不相信这些，那就更可怕了。”
　　
　　无邪与成熟、愚蠢与苏醒、单纯与庞杂、糊涂与揣着清楚装糊涂，我无奈辨别他们是哪一种，也无法分辩哪种更恐怖。
　　
　　可是，你分辨，或者不分辨，他们就在那里。我的同学们，我的精英同学们，当前必定会成为社会的国家栋梁，学术圈或者官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门，手握生杀大权。空气中有种缓和的成分，将来里藏着某种令人不寒而栗的货色。
　　
　　百年校庆快到了，学校里大兴土木黄沙飞腾，新的大楼和修筑一每天浮现规模，学术结果在昼夜赶工，我刚途经操场，看到四千人范围的集团操在练习彩排。
　　
　　百年修建清华学堂去年年底在修理进程中被烧，现在仍罩着绿色的大罩子，依稀只能看见脚手架。突然想到，文革时清华“百日大武斗”中损毁的建造，也早就被修复痊愈了吧。记忆失，而永远不会复得。回想既往岁月，将会把历史理直、理顺，甚至磨灭，下一个百年，又不知后人会怎么回想起现世。
　　
　　百年校庆快到了，逢此盛世，精益求精的话也不缺我一个人来说，泼冷水却是我所善于的。往小了说，“母校就是你天天骂八百遍，但不许别人骂一句的地方”；往大了说，“为何我眼里常含泪水，由于我对这土地爱得深厚”。那么，就此搁笔，是动情是矫情，就听收信人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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