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勤：我眼中的盖茨
　　
　　作者张亚勤，现任微软寰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团体主席。34岁执掌微软亚洲研究院，38岁成为微软全球副总裁，曾是比尔·盖茨在微软全职工作时的中心军师团成员。
　　
　　我第一次见盖茨是在1990年，在拉斯维加斯的Comdex大展上，盖茨做一个名叫《信息尽在指尖》的报告，讲演会有上万人参加。当时的盖茨是年青人心目中的偶像，当然，也是我的偶像。那时正是IT业发展的好时候，微软上市刚几年，发展势头强劲。
　　
　　真正接触盖茨是在1992年。那时我还没加入微软，那是在亚特兰大的一个博览会上，盖茨每年都会来这个展会做一个宗旨演讲，那次他讲的是Windows95，他称之为“芝加哥打算”。
　　
　　我当时在从事视频方面的研讨，在展会的一个展台向世人演示我的视频压缩技术。突然间，一个很特殊的声音传了过来，问我紧缩的速率是多少、压缩比例是多少，我回首一看，那个人就是盖茨。
　　
　　盖茨已经看过了好多个展台，他停留下来，我们就数字视频的传输和通信开展交流，聊了20分钟左右，那是第一次真正和他交流。
　　
　　1998年我加入微软后，回国和博士一起开办微软亚洲研究院。2000年我开始担负院长，常常向盖茨汇报工作。我第一次向他汇报工作是2000年夏天，我和微软研究院的十几个共事到雷蒙德微软公司总部，向比尔汇报在网络多媒体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议程为1个小时。
　　
　　盖茨的办公室设在8号楼第二层。这是一座星形的两层建造。从正门进去，向右拐，走进迷宫个别的走廊，再向右转，就是比尔的会议室。这是一个既不奢华，也不宽阔的房子，一个咖啡色的会议桌，地面是浅驼色的地毯。
　　
　　盖茨时光有限，人也很聪明，假如他乐意花1个小时懂得一个名目，并能给你回馈，这在公司里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汇报刚开端时，我以为他确定对网络多媒体范畴不太懂。令我惊奇的是，他不停地发问，问题都问得很深刻，甚至走上前台去讯问技巧细节,伤感，比方做小波变换的编码、如何分层、频率散布、容错率等等。
　　
　　他不是网络多媒体领域的专家，但他能很快捉住问题的核心，并能问出很深入的问题。那一刻，我对他很信服，因为他有多少事情去想，多少事情去忙，居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抓住一个问题的核心，并且给出良多有价值的倡议。
　　
　　在这次汇报中，他看起来既惊讶，又冲动。如果盖茨对一个问题感兴致的话，他会始终问，问到有趣的处所，他会哈哈大笑，汇报的人就会认为很踏实；如果他对这个事件没兴趣的话，他会坐在凳子上摇啊摇，心不在焉地喝他的可乐。他是一个肢体语言十分丰盛的人。
　　
　　我的汇报比原定的1个小时延迟了40分钟。最后，盖茨给出了少有的评价：“你们做了令人难以相信和惊奇的工作。”
　　
　　大家都晓得盖茨有些蓬头垢面，但在表象的背地却体现出盖茨对所做事情的专一。微软的首席策略官克雷格·蒙迪是盖茨多年的朋友，也恰是他首创了微软的非PC平台，他告知过我盖茨的一件糗事。
　　
　　有一次，盖茨正在家里专心理考一个问题，溘然他想到自己晚上还要赶到另一个城市加入一个主要运动，赶快穿上西服、打上领带赶去机场。结果直到飞机飞翔在云端，盖茨才发明自己脚上竟然衣着一双拖鞋。于是，他连忙给蒙迪打电话，让他帮自己买一双鞋。
　　
　　真挚的朋友
　　
　　在微软初创期，一穷二白的盖茨凭对将来的热情感动了微软现任总裁鲍尔默。说一个他们工作和来往的轶事吧！
　　
　　鲍尔默和盖茨是在学校观看《雨中情》和《发条橙子》两部片子时意识的，当时两人都是哈佛大学二年级学生。在短暂的互动后，鲍尔默就这样评估盖茨，“I see something in this guy。”(这个家伙不寻常)。
　　
　　他们俩相互观赏，但性情却各不雷同，盖茨性格拘束，鲍尔默热忱豁达。彼此离开后，鲍尔默去了宝洁，又去斯坦福读研究生。而盖茨和保罗·艾伦于1975年创建了微软，但在公司最开始发展的几年，范围很小，再加上他们俩都是技术型人才，盖茨很盼望存在销售天性的鲍尔默来公司，赞助本人做商务这一块。
　　
　　于是，盖茨给鲍尔默打电话，结果鲍尔默一接到盖茨的电话就眉开眼笑地谈到对自己的近况无比满足。听到这些，盖茨迟疑了，最终没好心思将恳求说出口。盖茨只是寒暄了两句，就挂上了电话。过了一会儿，鲍尔默回过味儿来，想想盖茨不会打电话来只是问问自己过得怎么样吧。凭借他对盖茨的了解，很快就猜到了盖茨的真正用意，打回电话从前，直接问道：“你们公司暑假是否需要人？”就这样，微软的第一位商务经理鲍尔默走立刻任了。
　　
　　盖茨是一位十分重情义的人，鲍尔默说，“盖茨是对友人最虔诚的人。”对此，我深有领会。
　　
　　2003年11月底，在雷德蒙市与盖茨会见，盖茨告诉我，“手机遇成为移动技术很重要的平台，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很多人第一次接触盘算终端，不是个人电脑而是手机，所以，我需要你来做这件事。”
　　
　　2004年1月，我允许了盖茨的邀请，被调回总部出任微软全球副总裁，负责微软移动通信及嵌入式体系在全球的业务。
　　
　　依照微软的“导师制文明”，回到总部，我就须要一个mentor(导师)，我找到盖茨，说愿望他能做我的导师。他怅然许可了。有时候在电梯里碰到，他会叫我去办公室聊一聊。在这种畅所欲言地互动中，我颇有播种，我也更多地感触到他的人格魅力。
　　
　　当时，我究竟是刚从中国调去的“外来人”，当我与总部的那些高管们有一些抵触的时候，盖茨往往会亲身写邮件沟通，这让我很是激动。
　　
　　微软全球副总裁以上的高管都配有一名TA(技术助理)。盖茨有次给我写邮件推荐一位他曾经的TA，由于我觉得这个TA和我正做的挪动通讯及嵌入式关系度不大，就婉拒了。我花了30秒回复他，成果盖茨又写了整整3页邮件再次向我推荐。(对不起，我终极仍是没聘请那人)。
　　
　　盖茨老是这样，对公司做过奉献的人他都很爱护；但凡他看中的人，都是努力去推举；（ ）凡是有恩于他的人，他也会念此情谊，即便有些人可能不必定很有才能，他也会尽力而为地去辅助他们。
　　
　　那段时间，除了日常工作的交往，我们每个月都会有独自会面。他看问题很深刻，总能把庞杂的问题简单化。和他聊完天，你会感觉整个人很明澈，思路很清楚。
　　
　　浓厚的中国情节
　　
　　2006年初，我又第二次回到中国组建微软中国研发集团，并担任主席。我成了盖茨了解中国很重要的一个窗口。
　　
　　盖茨有很浓重的中国情结。
　　
　　我参加微软后在公司里有一次遇到他，他就对中国非常好奇，问了一些对于政府架构、大学教导方面的问题。有时候他好奇的范畴超过了软件和技术。
　　
　　一次他来中国拜访，因为我们部署的细节失误，使一个会议常设撤消，挥霍了两个小时，当时盖茨和我、陈永正、张宏江、刘凤鸣在一起吃着汉堡，他就问咱们中国政府的运作，问得最多的是在中国乡村里怎么选举等。
　　
　　在1990年代初的时候，盖茨曾经只身一人跑到北京来。他这多少年每次来中国都跟学生有交换，他感到中国学生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他还问我，为什么中国的学生这么聪慧？
　　
　　他来中国时也和一些中国引导人有交流，他说中国领导人一定是世界上最强的。我信任他说的真心话，不是外交辞令，因为对他来说，已没必要再为了什么目标说口是心非的话了。
　　
　　2006年，国度主席胡锦涛“家访”比尔·盖茨的湖边私家豪宅时，作为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掌门人，盖茨支配我向胡主席演示两项最新的技术，其中有一个就是当初很热点的“物联网”。
　　
　　我每次见到盖茨，他都会欣然接收我给他“洗脑”。好比“十七大”之后，我见到他就专门给他转达中国十七大的精力。他对中国很感兴趣，这能让他更多地舆解中国。
　　
　　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行，他很早就买好了门票，到中国来看竞赛。2007年我陪伴他参加博鳌亚洲论坛期间，他接受了CCTV的独家专访，主持人问他来中国看奥运会，是生机中国队赢还是美国队赢，他答复说，乒乓球，肯定是中国赢，篮球肯定是美国赢。睿智又滑稽。
　　
　　2008年6月，在西雅图，我参加了盖茨的离别晚会。我代表微软中国的全部同仁向比尔送了两件礼物：一本《比尔在中国》的影集，记载了从1991年起比尔十屡次中国之行的出色霎时。我自己则送给比尔中国古代乐器埙、篪各一件，取意《诗经》“伯氏吹埙，仲氏吹篪”，埙篪相和，如兄弟之睦，如正人之交。
　　
　　盖茨退休我感到既迷恋，又替他觉得愉快，因为他又开始投入一项让他充斥豪情并对全部社会都有利的事业当中去了。盖茨是微软的灵魂人物和大家长，另一方面也是我的朋友，我们在很多问题上都有过争辩和探讨，有时达成共鸣，也有呈现不合的时候。当然，盖茨并不完整分开微软，他还是微软的非履行董事长，他每个礼拜会来公司一天。
　　
　　他用30多年创破了微软公司，用翻新的“技术”实现了自己的，转变了世界。现在，他决定把所有的财富回馈给社会。在把所有基金都交给他后，他决议全身心付出。所以我十分敬仰他。比尔对财富的立场和他对幻想的一直寻求，是我的榜样。他的慈悲事业我也乐意做一个意愿者，贡献一份力气。
　　
　　盖茨是一个技术的天才、贸易的蠢才，也是一个十分风趣、仁慈的人。他是我碰到最聪明的人，技术功底相称深沉，另外他对商业的洞察力也很厉害，超过我遇到的所有人。他也是一个对技术有热情、对人类有使命感的人。盖茨有许多财产，但他自己的生涯方法很简略，这种使命感是发自心坎的，而不是装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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