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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7月7日，星期六。

迪化（今乌鲁木齐）的省立俄文政法专门学校校园内张灯结彩，人声鼎沸，这所新疆“最高学府”里面洋溢着喜庆的热烈气氛。这天正举行第一届毕业生典礼，新疆省政府高层军政官员、特邀嘉宾纷纷前来祝贺，与学校师生们欢聚一堂。

中午时分，校园中猛然传出一阵清脆的枪声，一位60多岁的老人应声倒地，血溅华堂，他正是独霸新疆省政权达17年之久的“新疆王”杨增新。

杨增新在新疆人的心目中，毁誉参半。清末民初是中国政局十分动荡的年代，皇帝、总统更替频繁，各省的巡抚、督军、省长、主席也很难坐稳他们的交椅。就在这个混乱时代，云南人杨增新竟统治新疆长达十多年之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不过，他仿佛预料到自己不能活着离开新疆一般，先后把女儿女婿打发回关内。1924年，杨增新给在北京读书的女儿发电报，其中就有“增新年老矣，生入玉门关，死又不知何处。吾当忠于新疆，终于新疆”的话。在出事前不久又把他的三姨太太打发去关内安置起来。

1928年7月3日，杨增新坐卧不安，打发斋桑领事广禄去北京接他的长女，限往返40天，可是7月5日，他又电令不叫去。7日，他被刺身死。

也许杨增新冥冥中预感自己要死在新疆，只是绝没有想到会死在自己属下的枪弹之下。

在混乱的民国政坛上，没有正义与非正义，只有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每一次有人站起来，就必然有人倒下去，而每一次站起与倒下，伴随的就是血与生命的代价。突发的刺杨事件，史称“七七政变”，它标志着新疆杨增新时代的终结，也标志着一系列新的血雨腥风的开始。

“新疆王”杨增新

杨增新（1864—1928），字鼎臣、子周，号荩臣，云南蒙自人，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己丑科第127名进士，被选用甘肃中卫县知县，在甘肃任职近20年。当时该县百姓不堪官府压迫剥削，揭竿起义，发动“河湟事变”。杨增新因镇压有功，被提升为河州知州。任职期间，局势不稳，民生凋敝、田园荒芜。杨增新亲督兵丁一面稳定局势，一面招抚流民恢复生产，又冒着违反朝廷禁令之风险，减免百姓的赋税，使社会逐渐稳定。接着他又捐出他的俸禄，重修了久已废弃的风林书院，增设了龙泉、爱莲书院，延聘名师任教。在该书院学习的生员，参加乡试一次就有九人中举，为甘肃一省之冠。他还开设孝廉堂，选拔优秀的地方子弟加以培训，并亲自授课辅导，使河州地区数年间人才辈出，文化大兴。杨增新也因此声誉大增，地方百姓曾立德政碑、建生祠以颂其德。

清光绪三十三年，杨增新调任新疆陆军学堂总办，次年经新疆布政使向该省巡抚袁大化保荐，陛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升任新疆阿克苏道尹。在新疆任职初期，杨增新便显示出善于谋划、机警过人、敢作敢为的才干。为此，他深得袁大化的赏识和重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掀起辛亥革命的波澜，引发国内政局的剧烈动荡。杨增新看准机会，加紧夺权，迅速崛起。

1912年（民国元年）l月，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新疆伊犁伊斯兰民族分裂势力发动叛乱，杀死伊犁将军志锐，宣布独立。杨增新眼看清朝廷覆灭，即以保卫省城，维持治安为由，向新疆巡抚袁大化建议，由他出面招募军队。袁准其求，杨增新急招募骑兵五个营，自任统领。2月，袁世凯代行临时大总统，任命袁大化为新疆都督。袁不受，保荐喀什道尹袁鸿佑出任该职务。觊觎新疆都督之职甚久的杨增新极其不满，于5月7日暗中收买哥老会首领边永福、魏得喜等人，暗杀了袁鸿佑。6月30日，已受抚的革命军蔡乐善带领部下反水，情急之下袁大化保荐杨增新为新疆都督。杨增新上任后举兵镇压蔡乐善成功。此间，革命党人冯特民因在武昌宣传革命，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通缉逃往伊犁，建立新伊军政府。冯特民看中杨增新手握重兵，力荐杨增新为军都督，随即新疆都督府与新伊军政府合建。袁世凯为把杨增新收为羽翼，委他任新疆都督兼布政使，密令他严防革命党人活动。

杨增新在新疆当政期间，没有与列强签订过任何丧权辱国的条约，还“调兵四路还击”，抵抗沙俄匪徒的侵略挑衅。执政初期，新疆内忧外患，社会动荡，外有沙俄帝国主义煽动和支持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独立”，脱离中国，并派兵侵扰新疆边境、侵占科布多。国民政府多次指令新疆、伊犁、阿尔泰出兵抵抗。内有境内哥老会频繁活动骚乱，革命党人四处活动反抗都督府，哈密铁木耳发动农民起义……面对动乱情势，杨增新深知自己羽翼未丰，实力有限，集中全力先攘外而后治内。他首先倾竭省库经费，出兵支援与科布多相毗连的阿尔泰。沙俄见势叫嚷要出兵干涉。杨增新不惧威胁，遣军驻防托察汗通古。沙俄讹诈不成，又出兵伊犁、阿尔泰，逼杨增新撤军。杨增新岿然不动。次年11月，袁世凯同沙俄驻华使馆签订《中俄声明文件》和《中俄声明另件》，将科布多割让“独立”的外蒙古；12月，帕勒塔与沙俄非法签订《中蒙军队停战协定》，要新疆军队从察汗通古撤回元湖。杨增新断然拒绝，坚守疆土。对内，杨增新采取以柔克刚，各个击败的政策对付各个势力集团。他长袖善舞，用怀柔手段进行收抚，同时大刀重锤，实施武力镇压。他指派都司张廷彩招抚农民起义首领铁木耳，铁木耳受抚率精兵130人赴迪化，杨增新当即封他为定边马队第三营营长。后来杨增新见铁木耳并非真心归顺，遂将铁木耳绞死，其精兵也一同被处死。杨增新对革命党人先各安置一定职务予以起用，后逐一免职。革命党人领袖喀什提督贺家栋，时任省民政司司长，杨增新用重金将他礼送出境，导致革命党人群龙无首，杨增新遂命亲信屠杀革命党人。不到两年，杨增新将革命党人和农民起义都镇压下去。他在日记中写道：“纵一人生而千万人不免于死，是生者死之根；杀一人而千万人得遂其生，是死者生之本。故渠魁首所当诛，而为恶不宜轻纵。”

新疆局势基本稳定后，杨增新集中精力消除异己隐患，限制各王公贵族势力，发展生产，休养生息，他的一些经济政策得到了社会拥戴。

“小国寡民”的政治主张

民国三年6月3日，袁世凯废督裁军，杨增新表示拥护，被委以新疆巡按使加将军衔，督理新疆军务。次年12月12日，袁世凯复辟称帝，杨增新受封一等伯爵。25日，云南组织护国军讨袁，全国响应，杨增新急忙宣布拥护共和制度，表示不参加直、皖、奉三系军阀混战。他在新疆省政府大堂上悬挂的一副对联称：“共和实草昧初开，羞称五霸七雄，纷争莫问中原事；边庭有桃源胜境，扭率南回北维，浑噩长为太古民。”这副对联表明了杨增新的政治主张，他深受黄老哲学思想的影响，热衷于“小国寡民”、“无为而治”，对中央政权采取的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不问时事的老子的政治主张，对新疆人民采用愚民政策，认为民众能种种田，学点手艺就行，不要人们有知识和政治思想。对信奉伊斯兰教的幼年子弟，他规定只要在礼拜寺阿訇那里念念经就行了，不让他们进学堂。他希望新疆人在当时关内军阀混战的局面下，做不问外事的太古人民。同时希望来过新疆的关内人，也像《桃花源记》里边的渔翁那样离开后迷失路津。

杨增新担任新疆最高军政长官时，每天黎明即起，在未办公以前，他要读一炷香至三炷香的书。所读的书，主要是《道德经》，还分发给他的属下和亲友们一本读书心得——《读老子》。每天绝大部分时间他都在批阅公文和了解情况，事必躬亲，连机要室的钥匙也由他自己掌握，重要函电必定亲自书写；他无不良嗜好，不贪图享受，不讲排场。曾在杨增新手下工作过的包尔汉回忆说：“杨增新私人生活相当朴素，他没有任何嗜好，不纳妾，不讲究生活享受，不讲排场，尤其反对馈赠办寿。他事必躬亲，每天用大部分时间批阅公文，了解各地方情况……”

杨增新不相信科学知识，他认为中国过去儒道佛学以及各杂家的书籍尽可以够用，不必向外人多事追求，最多学学制造枪炮、汽车或其他机器就行了。

为独霸新疆，杨增新对中央政府阳奉阴违，实行闭关自守政策，对从内地派来的人除特殊情况外，一概拒绝接纳。民国初年，北京政府曾指派孙道仁到新疆担任戒烟督办，却被杨增新婉言拒绝。随后，北京政府商议将聚集在山西平阳一带的大批游民迁往新疆，杨增新又借口移民开支太多、新疆饮用水不足等，拒不接纳。对于非官方团体或私人去新疆，杨增新同样如临大敌，在星星峡专门设卡稽查，没有经过杨增新本人的批准，任何人不得擅自入境。甚至由新疆返回内地的人员，也必须申请领取督署或省署的护照，才能离开新疆返回内地。此外，杨增新对新闻舆论也严加防范。省内人士所订内地各种报刊，杨一律扣留，交存省署，由自己一人阅读。

在军事政策上，杨增新认为，兵多事多，不但不能保民，反而病民害民。1921年以后，他进一步大量裁军，如新疆陆军第1师，按编制应辖两个旅，实际人数只有一个团左右。该师师长蒋松林年逾七旬，白发苍苍，已是风烛残年。哈密、喀什、伊犁三地名义上各有驻军一个旅，实际上除伊犁外，其他两地的驻军都不足一个团。同时，军队的待遇低，装备差，缺少训练。杨增新生怕军队串通犯上作乱，有意将新疆驻军的系统打乱，互不交往，各自为政。他还比喻说：“譬如一串钱，洒在地面，如要重新串联在一起，需要一个钱一个钱地拾取，既费时，又费事。”杨增新在晚年曾得意地对人说，我在新疆唱了几十年“空城计”。

在民族政策上，杨增新采取的是羁縻牵制的手段。新疆是个多民族聚集地区，加上漫长的边界线，各类矛盾错综复杂，极易发生动乱。杨增新深知其中矛盾尖锐，以力量牵制的手段因势利导，比较牢固地控制着省内局面，始终没有大的混乱发生。他依靠当地的回族人对付汉族“游官、游民、游勇”的“作乱”。同时，拉拢和收买少数民族中有实力的王公贵族，通过他们安抚各少数民族百姓。对此，杨增新曾深有体会地说：“保护头目人的既得利益，就可以使他们拥护信赖这一省的长官；限制他们过分地压迫老百姓，争夺地方上的权益，就可以使老百姓安心过生活，使地方官不丧失指挥权，而为头目人所役使。”

杨增新对于自己在新疆的统治颇为得意，自称：“变葱岭之荒垠，而为桃源之乐土也。”他还写下《题镇边楼》七绝四首，将自己形容成一个“忧国忧民”的救世主。诗曰：

山关何必望封侯，白发筹边几度秋；

四海无家归未得，看山一醉镇边楼。

居夷已惯不知愁，北维南回一望收；

却怪当年班定远，生还只为一身谋。

丈夫耻为一身谋，饥溺难忘禹被忧；

力障狂澜三万里，莫教海水向西流！

虎斗龙争未肯休，风涛万里一孤舟！

但期四海澄清日，我亦躬耕学买牛。

狠心辣手除异己

平日里，杨增新吟诗作赋，谈经论道，如饱学老儒。其实骨子里暗藏诡诈残暴，他有两句口头禅：一是“知其为害，则当于患之未发而先除之”；二是“圣人为天下除害，亦须下狠心辣手”。杨曾经对最亲密的朋友说，十年间，他就杀死过6700余人。

1916年，袁世凯加紧称帝。蔡锷等人在云南发起护国讨袁，曾联络杨增新联手，被杨增新置之不理。不久，云南人杨查到新疆宣传反袁独立，得到杨增新卫队营长李寅、夏鼎及军装局总办杜国祯、警察局长刘应福、矿务督办邬铭魁等人的积极响应。他们的联名上书遭到杨的反对，于是大家商议倒杨。杨增新得到密报后，不动声色，照常散步上班，暗中部署镇压行动。

一日，密探谢文富得到杨查、李寅等云南人准备起事的情报，便急匆匆地找到杨增新，当着在座的一些云南人，大声地说：“大人，不好了！杨查、夏鼎、李寅商量在近日谋反！”

杨增新听罢，勃然大怒，拍案骂道：“谢文富！你竟敢有意挑拨我们同乡间的感情，造谣邀功！”并当场令马弁将谢文富拉出去枪毙了。

1916年元宵节的前一天，杨增新在督军署宴送教育部的视察员刘章植，各厅道军政官员一同作陪。

宴会间，杨增新外出一会儿，再返回时身后紧跟两名手持大刀的马弁。杨增新一进门，一指夏鼎，大喊一声：“砍夏鼎！”

瞬间，马弁手起刀落，毫无戒备的夏鼎已身首异处，热血四溅。众人大惊，杨增新却泰然自若地命人将夏的尸体拖出去。

众人惊魂未定，杨增新又突然手指李寅，下令：“砍李寅！”

李寅急忙用一手提起椅子抵挡，另一手去拔枪。但两个马弁已冲到李的身前，挥刀向李的颈间砍去。李寅当即血口大开，血沫飞溅。李还欲挣扎逃跑，终被乱刀砍死。

众人变色，很多人瑟瑟发抖，全场鸦雀无声。杨增新平静地说：“李夏二人图谋造反，不让新疆的老百姓过太平日子，我才忍痛杀掉他们。只是变起仓促，来不及事先说明，让大家受惊了，现在我向大家赔礼！”事后，杨增新立即逮捕并枪决了杨查，宣布将杜国祯递解回籍，实际派人在途中将其暗杀。

同年，曾追随杨增新、参与屠杀过许多革命党人的昌吉县知事匡时也上书杨增新，建议倒戈讨袁、宣布独立。杨增新在收到袁世凯关于处决匡时的复电后，便以请宴为名，将匡时诱至督署东花园。当二人散步聊天时，杨增新找了个借口离去。这时，早已埋伏在附近的马弁从背后向匡时开枪，子弹穿透其胸膛。

匡时临死前忍痛极力叫骂：“杨增新！你这个阴险毒辣的小人，早晚不会有好下场！”杨增新在日记中写道：“知其危害，则当于患之未发而先除之，毋或姑息……”

铁腕政策祸端深埋

樊耀南（1879—1928），字早裹，湖北公安人，18岁中秀才，1904年公费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法，获法学学士学位。1908年毕业后回国。归国后，他曾假道西伯利亚，经长途跋涉，从塔城进入新疆，任新疆地方审判厅厅长兼政法学堂教员。辛亥革命后，曾任过新疆审判厅厅长。北洋政府建立后，樊耀南回北京在国务院供职，曾任副总统黎元洪的顾问。1917年，黎元洪任总统，又委任他到新疆做阿克苏道尹。

在新疆的官场中，樊耀南被称为“精明干练”的人物。他来新疆不像一般官吏那样“千里为官只为财”，他很想在新疆施展他的政治抱负，从而扬名华夏。他接受过国外先进文化的教育，思想比较新派，对新疆官府中浓厚的封建腐败气息深恶痛绝，被称为“新派”。他打着“革新”、“民主”的旗号，主张要把新疆的政治整顿好，还提出“民族平等、整理财政、铲除贪污、发展教育、整理军队”等“挽救新疆”的五项办法，对杨增新的“小国寡民”政策极为反感。他不只在外交、政治等方面有独立的主张，而且在其他许多方面也有与杨增新不同的看法。

对樊耀南，杨增新采取惯用的“除大憨，须不动声色”的策略，利用怀柔手法以免得罪北京政府，引发新的麻烦。樊耀南到任之前，杨增新已接到来自北京的密报，称樊耀南受北京政府委托出使新疆，意在探听虚实，寻机取杨而代之。因此杨对樊很有戒心，让他在新疆坐了很久的冷板凳，才召樊耀南来迪化做道尹。杨增新一方面提防樊耀南，私下称“养了一只虎（樊）”。另一方面又以高官厚禄笼络樊耀南，不许他离开新疆。这是因为杨增新自信“塞上风云一肩挑”，认为“不过一介书生”的樊耀南本事再大，也跳不出他的手掌。

从外表看来，杨增新好像不但不给樊耀南穿“小鞋”，反而尽量拉拢、照顾他。如杨增新借口樊道尹的家眷都在关内，又有两个公子在读大学，应该“津贴”一下，一次就派人送去价值几百两黄金的新疆币。1924年，樊耀南的母亲病故，在杨增新压制下闷闷不乐的樊耀南打算借奔丧之机，返回内地。杨增新立即令财政厅给樊耀南的老家汇去10000元的治丧费，并一再以“借重帮忙”为借口，绝不允许樊耀南离开新疆。同时，杨增新借用樊耀南的才干为其治理新疆服务。他先后任命樊耀南为迪化尹、军务厅长、外交署长等职，至于樊耀南办公所需的经费，更是从不打折扣地如数拨给。樊耀南在新疆对苏俄交涉方面也的确作出过重大贡献，被称为“对外交涉的台柱”。他于1920年开始兼理外交，认为：“中俄接壤，语文隔阂，因应往来，莫知情伪，我不谋人，宁知人之必不我欺欤？”1920年5月，樊耀南作为新疆方面的全权代表与苏俄政府全权代表阿佐尔宁经多轮谈判，最终签订了《伊犁临时通商协定》。该协定明确取消了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中俄方在新疆的非法特权，废除了苏俄在新疆的领事裁判权，为中国争得了关税自主的权益。

另一方面，杨增新处处限制樊耀南，并没有给他实权，就像他在日记中的表述：“内阴外阳，内小人而外君子……”杨增新的障眼法没有骗过樊耀南，在新疆愈久，樊耀南愈增加了对杨增新的不满情绪。樊耀南认为新疆“文化教育不发达”，是杨的愚昧政策造成的，还指责杨“用制造民族间的仇恨来巩固他个人的地盘”。而樊耀南之所以和杨增新10年相安无事，是因为时机尚未成熟罢了。

北洋政府垮台后，杨增新感到江山易主，依靠顿失，曾萌发了通电辞职的念头，他把家眷先送到北京，准备不久到天津或大连去做寓公。这时，樊耀南以为取而代之的机会成熟了，按捺不住地说了些不该说的话，做了些不该做的事。樊耀南的这些表演，杨增新先是很生气，后来又想：反正自己就要离开这里了，不如好人做到底，成全了他。可不久之后，杨增新得知阎锡山、马福祥等人靠拢南京后依旧官居原职，权倾一方，便滋生了继续留任的念头。于是杨增新依然采取“认庙不认神”的办法，通电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新疆“服从国民政府，奉行三民主义”，“以后新疆一切善后事宜，均秉承国民政府办理，以归统一”。他的通电马上得到南京政府的谅解并命令他重新组阁。6月20日，杨增新改组省政府，电呈南京政府备案。7月l日，杨增新就任省政府主席兼总司令，实际上一切照旧，依然由他个人对新疆进行独裁统治。

杨增新专门召集新疆各级官员开会，说：“现在北京政府倒了，中央政府设在了南京。南京政府实行的是三民主义。其实我们新疆早就实行三民主义了。17年来，新疆各族人民相安无事，没有闹过乱子，我们也没有让外国人侵犯我们的疆土，在外交上没有丧权辱国，这不就是实行民族主义的结果吗？人们把新疆称为世外桃源，大家都有饭吃，也可以说是民生民权主义的结果吧！”

话锋一转，杨增新巧妙地说：“比如一个商店，买卖亏了本、破产了，以后把商店的招牌换了，但货还是货，买卖还要做。”杨增新说的那个商店，指的正是中央政府，所谓南京国民政府不过是块新招牌而已。

在杨增新执政的后期，省政府内部逐步形成两个尖锐对立的派系。一个是占主导地位、以杨增新为首的“陕甘派”，主要成员有金树仁、阎毓善、杜发荣、张培元等人；另一个是准备推翻杨增新统治并取而代之、以樊耀南为首的“南湖派”，主要成员有张纯熙、张馨、吕藻如等人。双方势不两立，为争夺新疆的统治权，展开激烈的角逐，矛盾日益尖锐。

杨增新原本在依靠“陕甘派”的同时，还试图借助云南同乡力量的支持，巩固自己在新疆的统治。然而，自从杀掉谋反的夏鼎、李寅等人后，杨便与云南同乡彻底决裂，并公开扬言今后再也“不用云南人”。随后，杨增新将在新疆军事要害部门服务的云南籍陆军学生70余人，全部资遣返滇。对那些在职的云南人，杨增新也是半信半疑，百般提防。如滇籍的杨飞霞就整日提心吊胆，被迫辞职经商，还表示要到博格达山学道修行，以防被杨增新暗算。

随着樊杨间矛盾的日益尖锐，樊耀南忍无可忍，逐渐坚定了推翻杨增新统治的决心。但樊耀南深知杨本性诡诈残暴，便改变策略，加倍小心地百般逢迎，暗中加紧联络反杨力量。时间不长，就有一些思想较为开明的官吏、青年知识分子，以及少数欲接近“中央政府”的投机分子，集聚到樊耀南的周围。其中，与樊耀南关系较为密切的骨干分子有：在外交署工作的赵得寿、张馨、担任俄文政法学校教务主任的张纯熙、警察署长袁廷耀等人。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樊耀南为试探杨增新，再次提出回内地的要求。杨增新笑里藏刀，不阴不阳地说：“像我们这样的游魂孤鬼，在这样的戈壁滩上，没有几个知己，是很寂寞的。你就安心再陪我一段时间，想回去将来一道回去吧！”

1927年的一天，樊耀南与省议会议长饶孜聊天，饶孜对樊耀南说：“樊大人，假如您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到县里看一看，看到县知事怎样压迫老百姓，您也受不了的。”

樊耀南满腔愤慨并意味深长地回答说：“总有一天会消灭这个现象的，一下子不行，但是也为期不远了！我们今后互相帮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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