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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给光绪皇帝和维新派划定的改革底线，简单地说就是：光绪不能完全摆脱她的控制，她的权威和地位是绝对的，不能受到任何的挑战和威胁。光绪和维新派的“失误”在于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力图超越甚至根本抹掉这一“底线”。政变的发生就再自然不过了。那么，光绪和维新派究竟在那些方面动摇了或力图超越慈禧的底线呢？除了上文提到的光绪对顽固派的“有限回击”之外，主要有以下几件事情。

其一，维新派康有为等人拉拢袁世凯，光绪皇帝两次召见袁世凯，破格提拔袁，并对其委以大用，因袁世凯掌握兵权，这自然引起了慈禧的警觉和恐慌。

康有为等人鉴于光绪皇帝的无权、处处受制于太后、无力推行变法的现实，经过密谋制定了一个“选将材以得兵权”计划。在《覆依田百川君书》中康有为提到：6月15日之后针对顽固派的行动，他开始“居间画策，以救圣主，渐为皇上收揽大权，渐选将材得以兵权……”这样做的是“若使事集，则皇上既有兵权以行其大权，则西后无能为力”，以确保光绪皇帝的人身安全和变法的成功。

康有为等人最终选定的仍是袁世凯。9月11日，康有为为徐致靖撰写了一个奏折，以徐的名义密保袁世凯。9月12日，光绪皇帝便谕令袁世凯来京。9月14日袁世凯来京，16日光绪皇帝接受维新派的建议召见了袁世凯，“垂询军事甚详”，并告诉袁不必受荣禄节制，可直接独立行事，直接向皇帝负责。20日袁世凯再次被光绪皇帝召见，并破格擢升他为兵部候补侍郎。光绪召见袁世凯及其超擢兵侍，谕以专管练兵事宜，袒露了帝党和维新党人寻求军事后盾的意图。用王照的话说，此举是掩耳盗铃，霹雳一声，昭告世人。

维新派和光绪帝的所做所为自然也逃不过慈禧、荣禄的眼睛，于是他们也加紧实施政变的准备事宜，两派短兵相接的争斗一触即发。

其二，光绪皇帝准备开议事机构懋勤殿，慈禧认为光绪此举目的是想拥有一个专属皇帝的办事机构，类似军机处，力图完全撇开她的控制。

光绪曾为开懋勤殿之事亲赴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示。光绪帝如何向慈禧表达此意，帝后之间如何对答，史无明载。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称：此事光绪帝“定于二十八日赴颐和园时禀请太后之命。太后不答，神色异常，惧而未敢申说”。从光绪帝以后再也不敢提及此事，且立即交杨锐带出十分危急的密诏的情形来看，可以想象慈禧太后峻拒的态度之严厉。论者普遍注意了开懋勤殿并遭到慈禧否决的这一事件，但对其“专预新政”的政治目的及促使帝后、新旧冲突加剧的关键意义，则似乎未予足够的估计。

其三，正当戊戌变法如火如荼地开展、帝党后党剑拔弩张的时候，日本实力派人物著名政治家伊藤博文来京，这直接导致了政变的发生。

伊藤的来华及维新党人的频繁活动，使顽固派十分惶恐。他们认为伊藤来华的目的绝非“游历”，而是“将专政柄”。在慈禧等人看来，维新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与外国人“勾结”起来，所以在变法之初康有为等提出联英日以抗俄的主张就引起了顽固派的坚决反对。伊藤博文的来华，更使顽固派大为恐惧，后党和守旧势力认为，“……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后果之严重可想而知，这绝对不能接受的。因此，光绪帝接见伊藤之事一经证实，后党和守旧势力策动的政变，即由舆论和密谋一变而为实际的行动，要千方百计阻止光绪与伊藤见面，要“转危为安”，只有请太后再度“训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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