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江苏常熟人，出身巨宦之家。其父翁心存，咸丰朝累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后授读于同治皇帝;长兄翁同书、次兄翁同爵，皆封疆官至巡抚;其本人更是青出于蓝，21岁选为拔贡，23岁中举，27岁以一甲一名进士及第(状元)，同、光两朝帝师，并历任刑、工、户部尚书，两度入值帝国军机，可谓做官做到了人臣之巅峰。

翁同与光绪皇帝的亲密同盟关系，是符合历史逻辑和史实的。翁氏两代皆显宦，两朝任帝师，从个人权力角度出发，帝荣他荣，帝辱他辱;从道义伦常角度，出身科举的翁氏一门接受的是传统纲常理念熏陶，辅佐圣主已经成为他的家族文化基因。虽然翁同父子得到接近帝国权力核心的角色分配是来源于慈禧太后的赋予，但慈禧太后改变不了这种“帝、后”二元权力架构下不可调和的矛盾，更无法撼动真正的中国传统士大夫内心“修身、治国、佐幼主”的政治抱负。尤其是当事人的个人权力边际已经接近天花板时，慈禧太后给予臣下的角色设计有可能在实际操作中发生偏差，甚至成为她的对立面。并且可以想见的是，翁氏一门在行走于权力高层“权力的游戏”中也是有其切实可行的独到心得的。

臣下之间，门生故旧关系，尚且足以结成铁桶一般的政治联盟。对于皇帝与帝师，更是如此。对于光绪皇帝来说，没有比他的老师更亲近的政治关系，哪怕是他的父亲醇亲王奕。作为执掌海军衙门的奕，奕在慈禧面前的示弱、乖巧和逢迎，当然可以解释为对自己儿子的政治保护。但作为父亲，他的爱护却导致他不能与皇帝一起进行风险太大的政治赌博，因为一旦失败，政治生命与家族性命可能会双双失去。奕在这种难度极大的政治中庸里如履薄冰，也技术高超，使得醇亲王一系在短短三十年里出了两代皇帝(载沣承袭父亲奕爵位，任其子宣统皇帝的摄政王)。这两代皇帝当得都很憋屈。翁同不一样，儒家道德给予他的欲望动力更强大，他与光绪皇帝如果放手一搏，有可能带来一劳永逸的效果——彻底排挤掉慈禧太后，虽然这种可能性并不大。

光绪皇帝对老师的倚重和信任是属于发自内心的真诚和深刻。某次翁同身体有恙，数日不能赴会军机，在其他军机大臣已经出席的情况下皇帝依旧谕令休会。

翁同在清末两次重大的历史事件中，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一为甲午战争，二为戊戌变法，这两次历史事件不仅影响清帝国的命运，甚至历史影响绵延至今。——许多史家利用原始材料，主要是奏章、谕旨等官方文件，得出皇帝与翁同也有矛盾的结论，甚至有到后来皇帝甚于太后更反感翁同的论断，从历史人物的情景心理出发，当然不能排除皇帝对于老师在某些做法上的不满，或者瞬间的情绪化反应，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很多谕旨的发出者名义上是皇帝，实则太后才是幕后主使。光绪皇帝如果真的想把翁同排除，无疑于他想砍掉他的左膀右臂。

翁、李矛盾的真相

李鸿章，起于太平军起事时期的曾国藩幕府，自此仕途通达，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并掌北洋财、军、人事大权，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边学习，边吃亏，边积累，边与西方强国打交道。他与翁同的关系历来是清末历史的浓重一笔。两个人关系极差，似乎已经成为公认。

关于翁、李矛盾的根源，史料见诸史家研究、时人笔记、风闻。咸丰年间，李鸿章亲自操刀，完成了一份老师曾国藩都无法完成的高水平奏折——弹劾翁同的哥哥翁同书。翁同书先是在安徽巡抚任内面对太平军攻势，临阵脱逃;再处理地方团练问题时发生重大失误，导致朝廷当了一次地方团练之间相互攻伐的工具，在地方上带来重大的人员伤亡和政治代价。客观说，这两件事情，翁同书都应该被问责治罪。但李鸿章的分析问题、破解问题的功力在弹劾翁同书的过程中发挥得淋漓尽致：“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门第鼎盛，瞻顾迁就。”

戚其章先生在《晚清史治要》中的评断是合理的：“清人和近人之笔记中多有翁李交恶以至相倾之说，后人治史者引以为据，俨然已成定论。其实，此说所据大都来自道听途说，或捕风捉影，或张冠李戴，与真实的历史是有相当距离的。”并分析道，“甲午战争爆发之前，翁主张预筹战备，以备不测;李则认为有万国公法在，日本不敢悍然挑起衅端;战争初起时，翁倾向主战，李则寄希望于列国调停，以息战讲和;黄海之战后，李仍相信俄国能保朝鲜，翁则对此表示怀疑，认为恐不足恃”，“翁李确实政见不同。”

什么导致了翁李的政见不同?上述基于公事上的家族旧恨到底能在翁、李关系之间起到一个什么程度的作用?后者是不能准确解答的，前者是可以大体分析解答出来的。

个人修为、所处角度、信息渠道的不同，以上肯定都是导致政见不同的关键点。但除此之外，还有更关键的。

有一种说法是，李鸿章组建北洋海军，清廷应允每年划拨白银400万两以为海军经费，但这笔钱常常被户部尚书翁同克扣。

据海军章程：“凡添购大批军火，应由海军衙门核明，另行添拨，不在常年经费之内。”海军衙门在名义上统筹南北洋海军人事、财政大权，这个关键机构被慈禧太后的心腹醇亲王掌控。且翁同执掌户部是在海军衙门成立之后。也就是说，北洋海军的大宗军费来源并不是来走账于翁同的户部。这一点非常容易理解，类似于现代某些国家军费来源有其特别渠道进行划拨，财政部年度拨付经费只占其少部分。

在户部工作期间，翁同写过这样的工作感想：“渐台液池之兴作，神皋跸路之修治，其繁费实无纪极。内府不足，取之外府;外府不足，取之各路，于是行省扫地尽矣。”

户部掌全国之财，常项支出、皇室土建、以及部分陆海军费的划拨，都要向户部伸手。翁同认为自己对于北洋海军建设已经竭尽全力：“以北洋地居沿海，拱卫京师，图自强即以固根本”，“无不竭力筹维”，甚至“北洋历次报部销案，多与例章不符，一经奏准，均系照案报销……并未拘于常格。”

1889年5月，向天津外国银行借“洋债”100万镑，续借银3000万两，清政府走上借债度日的道路。

在筹措堵塞郑州黄河决口经费时，户部向慈禧太后上折条陈：《筹备河工赈需用款办法六条》，其中第二条这样写道：

窃计十余年来，购买军械存积甚多，铁甲快船，新式炮台，业经次第兴办，且外省设有机器制造局，福建设有船厂，岁需经费以百万计，尽可取资各处，不必购自外洋。迩来筹办海防固属紧要，而河工巨款，待用尤殷，自应移缓就急，以资周转。拟请饬下外省督抚，所有购买外洋枪炮船只及未经奏准修筑之炮台等工，均请暂行停止，俟河工事竣，再行办理。

朝廷没钱，户部缺钱，北洋海军的事情，户部已经承担不了，干脆暂停。

对于慈禧太后寿辰庆典大肆操办的现实，翁同痛言此为“声色之戒”，与户部满尚书福锟联名奏请“停止庆典寻常工程”。慈禧太后在压力之下，甚至决定“发宫中撙节银三百万两佐军饷，制钱万串交直隶”。

而对于李鸿章来说，在和平时期为筹建、扩充海军，多多拿钱，多次表达阶段性建设成果，战时再强调北洋海军的军力不足，这个逻辑在反对派那里是站不住脚的。据翁同门生王伯恭在《蜷庐随笔》(后任袁世凯总统府顾问)记述：在他与老师翁同讨论和战问题的时候，翁同说过这样一句话：“吾正欲试其良，以为整顿地也。”

不从最负面阴暗的角度来分析翁同的这句话——是不是翁就等着北洋出丑、借机发难李鸿章?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可以看出，对于北洋海军军力如何、能不能打仗，翁同其实心里并没有底。

但对于翁同来说，这个仗，还必须要打，打赢了，就树了皇威。打输了，就得换掉李鸿章。无可争议的是，李鸿章到底还是慈禧太后的人，人事结构不变，北洋海军就还是慈禧太后的北洋海军。

但以上分析并不能忽视的是人性的复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翁同与李鸿章在斗争的同时，又是相互爱护，惺惺相惜的。

甲午战争爆发之后，大臣们多有弹劾李鸿章避战误国，翁同在日记中写道，这些批评意见“多传闻失实”;有官员主张立即撤换李鸿章，翁同认为：“环顾盈廷，实无人可代此任者，所奏毋庸置议。”甲午战争失败以后，翁同与李鸿章多次互访，“相与咨嗟，甚至涕也。”

甲午对日是和是战，其实陷入的是两难困境：“和则犯千古之不韪，战则尤兵将不可恃。”

有没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翁同对中日“持久战”的态度

第三条道路就是“持久战”。

甲午战争之初期，两江总督刘坤一即主张“以坚忍持之”。类似“与倭人抵死相持，百战不屈，百败不挠，决之以坚，持之以久”这样的持久战思想在官员中并不孤立。

海关总税务司英籍人赫德也对中日甲午战局的走势做了类似分析：“日本在这场新战争中，料将勇猛进攻，它有成功的可能。中国方面不免又用它的老战术，但是只要它能经得住失败，就可能慢慢利用其持久的力量和人数上的优势转移局面，取得最后胜利”，“中国能发挥持久的力量，在三四年内可以取胜。”

英国政府虽然在这次战争中站在偏日本的立场，但在命海军部情报处提供中日战争报告的文件中也提出了“持久战”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不管从哪个角度讲，中国军队都是前途未卜的。……总的来说，他们都是缺乏训练，没有组织，没有合格的指挥人员。因此，在现有条件下，中日如果交战，只能有一种结果。”指出中国的出路：“中国要想取胜日本，只能通过大幅度拖延时间，譬如说两年或三年。”

1880年，中日两国进行琉球交涉之时，翁同就指出：“倭患起，东南无宁岁，台湾首当其冲。”1884年，日本蓄意制造亲日政府，制造甲申事变，他判断：“将来高丽内政，日恐当干预，不可不为预防计”，“听之，则失我屏蔽，藩篱尽撤，益形猖獗，后将无以为国。”

之所以听着这样的论断似乎很高超，只是因为今天的人把一百年前的人都当成了白痴，其实当时有这样评估的人大有人在，并不算什么了不起的远见卓识。

在翁同的《倭事杂记》中摘录了诸多“速战论”主张，有力地反驳“主和论”，却不提及“持久战”舆论。由此可见，翁同对于中日战争的认识其实是肤浅的。

翁同在甲午战争中的可贵与可悲

1894年6月，侵朝日军已超过一万人。6月25日，对于李鸿章过于保守派兵朝鲜半岛的局面，翁同对光绪皇帝说：“李相添兵仅以三千勇屯仁川、牙山一带，迟回不进，嘻，败焉。”7月16日，光绪帝接受主战舆论的要求，谕令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会议讨论，会上翁同“力主添兵”，建议调集东三省及旅顺防兵速赴朝鲜。在复议的奏折中，翁同列名第一，明确自己的主战态度，并表达出“佐少主，张国威”的政治态度。

李鸿章在日本强势入朝的压力之下，派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等人率军入朝，开赴平壤;并雇用英国商船“高升号”分批运兵两千增援牙山清军。翁同在这个时间表达出了坚决的敦促态度。

7月25日，日军在丰岛海面偷袭中国运兵船，随后，又向牙山的中国驻军发起进攻，正式挑起甲午战争。面对惨重损失和接下来不可避免的紧张局势，翁同认为“无赏罚奖惩，无以振士气”，要求严办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不治此人罪，公论未孚”，北京方面遂议定丁汝昌“革职带罪自效”。同时，翁同建议朝廷起用宿将，全国征兵，对日宣战。

对于李鸿章正企图借“高升”号被击沉一事，幻想英国出面干涉，一再请求“稍缓”宣战时日，军机处、总理衙门“准如所请”，但翁同对此兵不同意：“此数日且勿宣布，失此机会可惜。”

8月1日，清政府对日宣战。到该月底，侵朝日军已达4万多，而中国部署在平壤一带的兵力只有日军之一半，不仅在军力上处于劣势，并且没有明确的组织架构，呈各自为战之势。翁同多次要求“添军。”

紧接着，在9月16日，中国军队失去平壤，清军溃退过鸭绿江。次日，日本海军在鸭绿江口的黄海海面挑起海战。

黄海战后，翁同为北洋陆海军接连败北所震怒，要求朝廷严惩李鸿章。并立即通过盛宣怀向德华、汇丰等外商银行商借巨款，计划向“不通商国”转购铁甲快船。此外，翁同还接受了德籍顾问汉纳根的两项建议：立即采购军舰、雇用外籍兵力，弥补海军损失，“购智利快船七只，并人械同来”;改革军事体制，“募新兵十万人，以洋法操练”。但朝廷和谈方针既定，汉纳根建议被搁置。

日军占领朝鲜之后，接着又于10月中旬分两路向东北发动大举进攻。翁同主建议起用被慈禧太后排挤出政治舞台、废置在家的恭亲王奕，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完全无奈和没有出路的办法，奕虽然再次被起用，主持军机处、总理衙门并督办军务，但今天的奕已经不是十年前或二十年前的奕，多次被慈禧太后整治的奕不仅没有了当时的锐气，更重要的是，他也丧失了应对时局和能力。

接下来，以皇帝为首的主战派被进一步排挤，慈禧太后亲信荣禄补授步军统领(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下有八旗兵力三万、绿营巡捕五营万余人，全面接管京城卫戍、治安。新设立的督办军务处以奕为督办大臣，奕为帮办，主战派翁同、李鸿藻与荣禄、长麟会同商办。凌厉锋芒只属于四十年前的奕，这个时候，他没有任何选择，只能唯慈禧太后马首是瞻。帝国军事最高权大部落入亲慈禧太后的政治势力手中。此后，荣禄与翁同，“共事，几于无日不因公事争执。”

尽管如此，在翁同等主战派官员的极力推动下，督办军务处先后从全国各地调集了数十万援军开往关外前线。但颓势无法挽回，只有聂士成、依克唐阿两支部队在零星地区取得小胜外，其余清军多遭败北。

11月下旬，旅顺失守，紧接着，金州、复州、海城尽为日占。奉天告急，“陪都”、“山陵”的沦陷可能，给清政府统治者以沉重的心理打击。“龙兴之地”、沈阳皇陵一旦陷落，似乎就昭示清王朝气数已尽。这在非常迷信的清皇室看来，是不能去接受的。

此后，美国出面调停，慈禧太后求和心切，派人赴日议和。但翁同认为“和议虽开，战备仍宜克修”，主张“和战”。此后，光绪帝正式任命刘坤一为钦差大臣负责关外军事。

到威海失陷，清政府正式决定向日本求和乞降。

对于议和，翁同说：“臣于和议向不敢阿附，惟兹事亦不可中止。”他既不反对，也不赞同，但建议“移守关军与前敌合击”，发起冬季攻势，派出湘军大队出关应战。

1895年 4月3日，李鸿章将马关和约内容电达北京，翁同看到条约之苛刻，当即“头晕目眩”，“声泪俱下”，他在日记中写道：“覆水难收，聚铁铸错，穷天地不塞此恨也。”

到了1898年9月，戊戌政变，慈禧太后将翁同革职，事由之一便是翁的甲午主战之罪：“信口侈陈，任意怂恿……以至不可收拾”。1904年翁同去世，彼时，慈禧太后完全已经完全将朝政把持，虽有所谓包括帝党成员在内的官员求情，但仍以此为由，拒绝开复翁同。

虽然白纸黑字写得堂而皇之，究其根本，“主战”或“主和”其实在慈禧太后看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翁同选择一直与光绪皇帝站在一起，包括站在一起反对慈禧太后，这才是慈禧太后这位“无冕女皇”真正在意的，她对权力爱得有多深，对翁同一干人等就会恨得多深。

战与和，与整个国家与国民有大意义、有大影响。对于掌管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人来说有更大的意义和影响，并且，是战是和，恰恰是他们才能决定的，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决定的根据其实只有一个——是否还能保有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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