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21日，戊戌变法失败，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躲避追捕逃出北京城，自此开始了他长达16年的海外流亡生涯。

16年间，康有为效“耐苦不死之神农遍尝百草”，四渡太平洋，九涉大西洋，八经印度洋，泛舟北冰洋七日，先后游历英、法、意、日、美、加拿大、墨西哥、新加坡、印度、越南、缅甸、巴西、埃及等42个国家和地区。在当时，没有哪个中国人能像他这样足迹遍布全球。他开公司、办实业、做股票、炒地产……经营的生意五花八门，为的只是筹措经费，“保救大清皇帝”，实现他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

然而，时代在悄悄改变。历史的量变，积累到了发生质变的临界点上。那已是辛亥革命前夜。

十一死中求一生

1898年9月21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宣布重新垂帘听政。至此，刚刚实行了103天的维新变法仓皇落幕。

在囚禁光绪皇帝的同时，慈禧调集三千兵马，关闭京师九门，停运京津铁路，发誓要把维新派一网打尽。其中最让她恨之入骨的就是始作俑者——康有为。可是，当步军统领崇礼率兵踢破康有为的寓所南海会馆大门时，却不见了他的踪影。

其实几天前，康有为早已悄悄离开了北京。这并非康有为有什么神机妙算，而是得益于光绪皇帝的一纸诏书。

戊戌政变发生的前四天，身为工部主事的康有为接到光绪的上谕：

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甚诧异……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任职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

光绪皇帝的上谕看似寻常，其实别有深意。当时康有为只是一个区区六品官，皇帝下发明诏，说的又是出京办报这样芝麻绿豆大的事。明眼人一看便知，身陷政治漩涡中的光绪皇帝已感到形势紧急，宫闱之变恐怕就在眼前了。为了保存维新力量，他不得不有违常理，发明诏催康有为出京。

果然，次日一早，军机章京林旭便拿着光绪皇帝的“衣带诏”来见康有为。密诏中写道：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外出，不可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驱使，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

虽然自始至终光绪皇帝只召见过康有为一次，但对他的倚重之情跃然纸上。康有为读罢“衣带诏”伏地大哭，当晚便离开了北京。

当荣禄带着大队人马风风火火追到塘沽码头时，康有为已经乘“重庆号”起航了。

康有为不知，此时慈禧太后的缉拿令已一路从北京追到天津、烟台，直至上海。

在塘沽码头，荣禄派航速比“重庆号”快一倍的快艇“飞鹰号”出海追赶，但“飞鹰号”起航仓促，追至中途便因燃料不足，无功而返。

密令发至烟台，恰好手握电文密码的道台不在衙门里。等道台回来，“重庆号”早已从烟台出发了。而茫然不知的康有为竟还优哉游哉地在烟台海滩捡了一袋彩石，买了6篓烟台苹果。

不过，上海的情形就没那么乐观了。政变当天，缉拿密电便传到了上海道蔡钧手中。蔡钧买了许多康有为的照片，发给捕快，只等着“重庆号”一靠岸，就上船抓人。

可“重庆号”是一艘英国客轮。为保险起见，蔡钧决定照会英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白利南，请求英方配合缉拿钦犯。可没想到，白利南却以涉及外交主权为由，一口回绝了。其实，白利南早就收到康有为的朋友、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电报，请他无论如何要保护这位中国维新变法的领袖。白利南一边拒绝上海道的照会，一边秘密派出通晓中文的手下濮兰德乘快艇到海上营救康有为。当濮兰德拿着照片找到康有为时，他尚不知已危在旦夕，正在与一名浙江贡生高谈阔论呢!

自以为布下天罗地网的蔡钧扑了个空。康有为却在英国人的保护下，顺利逃到了香港。

后来，康有为在回忆这段逃亡经历时，曾将其总结为“十一死里逃生”：

吾先到上海办报，则上海掩捕立死。皇上无明诏、密诏之敦促，迟迟出京必死。荣禄早发一日，无论在京在途必死。无黄仲韬之告，出天津必死。从仲韬之言，出烟台亦必死。搭招商局之少晏船，英人欲救无从必死。是日无重庆之轮开或稍迟数时行，追及必死。飞鹰快船不因煤乏还，必死。莱青道非因有事往胶州，则在烟台，必死。上海道不托英人搜，则英领事不知，无从救必死。英人不救亦必死。凡此十一死，得救其一二，亦无所济，而曲线奇巧?曲曲生之，留吾身以有待其兹，中国不亡，大道未绝耶?

死里逃生的康有为，从此开始了他的海外流亡生活。

“保救大清皇帝公司”

1899年4月中旬，康有为一行到达加拿大域多利(今维多利亚)。故国已远，流离有日，但码头上只有一名当地华人前来迎接等候，康有为不禁大失所望。

逃出中国后，康有为本想到英国避难，但英政府却不想招惹他这个是非之人。无奈之下，康有为转而求助于日本。可刚在日本住了半年，支持中国维新的大隗重信内阁又倒台了。新上任的山县内阁认为康有为在日非但无用，反而会妨碍对华外交，不久便对他下了逐客令。

带着不多的门人弟子，康有为经过了半年的颠沛流离和20天的海上飘流，已汲汲如丧家之犬。

可没想到，这名迎候的华侨一通电话，一下子招来数百华人。原来，当地华人组织早知道康有为要来加拿大，但由于通讯不便，不知道船具体哪天到港。为了不错过迎接康圣人，他们专门派了一人在港口死等。

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华侨，前呼后拥地把康有为迎到中华会馆。此时，会馆中已聚集了上千人。

流离多日后在几千里外的加拿大受到同胞如此礼遇，康有为的激动之情难于言表。在《游域多利、温哥华二埠记》中他描述道：

(华侨)咸言沦落海外、不能齿列国之齐民，西望宗国，忧悲。故闻维新而蹈跃大喜，闻政变而忧愤交作，闻吾被逮而忧念惴惴……咸虑无国可归，无家可归，其情至可悲也。

漂泊海外的华人身处异乡，因为祖国衰微而受尽了洋人的歧视。他们是最希望祖国变法自强的华人群体，对于康有为也就愈加热情。康有为抓住这个大好机会，刚刚登上加拿大的领土，就开始宣传自己变法维新的思想。

从文献记载中看，不得不承认康有为是一位极具魅力的演说家。

他先是说到光绪皇帝被困瀛台的窘境：“(皇上)所(索)鸡粥而不得，珍妃冬月单衣。”华侨们听后都唏嘘流泪。说到西太后迫害变法时，他说：“三十年来之积弱，我四百兆同胞兄弟之涂炭，皆由西后一人不愿变法之故。”华侨们听后无不切齿痛恨。而说到未来前途时，他说：“外之合海外五百万人为一人，内之合四万万人为一人，其孰能凌之?”华侨们又感到无比振奋。

在当时，即便是漂泊海外、见识过西方民主政治的华侨，也摆脱不了忠君的思想。他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皇帝的中国。而康有为正迎合了这一思想。保华侨先要保中国，保中国一定要救皇上。康有为把远在海外的华侨与瀛台中受困的光绪皇帝，紧紧联系起来。

演说最后，康有为起立高呼：“愿齐心发愤救中国否?愿者拍手。”与会数千人无不应声鼓掌。他又问：“大众愿齐心发愤，救我皇上否?”听众中又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会场上的气氛被推至顶点。面对这热血沸腾、万众一心的场面，就连在场的外国人也忍不住鼓起掌来。

在加拿大，康有为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追捧。此时，他感到应该建立一个组织把华侨们团结起来。

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联合加拿大华侨领袖李福基、冯秀石等人，携手创立了“保皇会”。

康有为之女康同璧后来回忆，“保皇会”的定名颇费周折。起初他们想为这个组织取名为保商会，因“华侨十九皆商，保商即保侨”。但有人说：“保皇乃可保国。”于是定名为“保皇会”。而保皇会的全称令人忍俊不禁——“保救大清皇帝公司”。

既然叫“公司”，就说明它不单是一个政治组织，还是一个经济组织。在“保皇会条例”中明文规定，凡入会者须缴会费2元，作宣传、通讯、办报之资，并集资开矿、兴办工商。

随后，康有为派遣门人弟子分赴美国、墨西哥、南美洲、澳洲、东南亚，甚至南非，共建立总会11个、分会103个，会员多达百万之巨。保皇会总局设在香港、澳门，康有为任正总会长，梁启超、徐勤任副总会长。可以说，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保皇会。

海外华人们参与保皇会的热情颇为高涨。梁启超曾在文章中这样描述：

自己亥年此会设立以来，至今蒸蒸日上，温哥华入会者十而六七，域多利则殆过半，纽威士绵士打几无一人不入会者。会中章程整齐，每来复日必演说，每岁三埠合同大叙集一次。近集数万金建总会所于温哥华，俨然一小政府之雏形也。

对于“保皇公司”如何运作，康有为有着详细的计划。在一次演说中他对听众说：

若海外五百万人，扯算计之，每人能以烟酒之余，人捐美洲银五圆，合中国银十圆，则有五千万矣。先开银行，印银纸行之，可得一万万零二千五百万矣。以三千万办轮船，以三千万办铁路，以三千万开矿，以五百万办杂业。他日矿路轮船有股份者分利无穷。以三千万办一切救国事，以养才能之士、忠义之人，立国体以行之，则中国立可救矣。

同时，康有为还许诺：“苟救得皇上复位，公司中帝党诸臣，必将出力捐款之人，奏请照军功例，破格优奖。”“凡救驾有功者，布衣可至将相。”

对当时的海外中国人来说，康有为的承诺有极大的吸引力。许多经商成功的华人富商一方面基于爱国心，一方面也基于渴望成为开国元勋的投机心理，往往对康有为一掷千金。而那些靠卖苦力艰难度日的劳工华侨，也希望能通过投资康有为的“保皇公司”，获得红利。

当时，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也在海外华人中活动，但革命思想显然不如保皇主张在华人中有市场，兴中会的力量明显逊于保皇会。据说就连孙中山的哥哥孙眉都曾向保皇会捐过款。

1903年，康有为又发起成立了名为中国商务公司的股份制公司，总局设在香港，在广州、上海、横滨、旧金山都设有分局，并先后开办了十余家企业。

不过，康有为本人并没有投入到具体的商务操作中，而是漂洋海上，开始了他绕地球3周的环球之旅。

16年绕地球3周

1913年12月，当康有为结束了16年的海外生涯回国时，曾请好友吴昌硕刻了一枚印章，上书“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

这枚印章生动地反映了康有为十几年间周游世界的经历。

戊戌变法时，康有为虽然主张学习西方，但他从未出过国，也不懂洋文，对西方的认识全都从国人的翻译作品中来，不免存在诸多误读和想象。流亡海外，正好为康有为提供了一个了解世界、观察世界的机会。

在16年间，康有为曾四渡太平洋，九涉大西洋，八经印度洋，泛舟北冰洋七日;先后到过英、法、意、日、美、加拿大、墨西哥、新加坡、印度、越南、缅甸、巴西、埃及等4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许多国家他都多次出入。在当时，没有哪个中国人能像康有为这样，足迹遍布全球。

1908年6月22日(阴历五月二十四)半夜11时，康有为在女儿康同璧的陪同下登上了北冰洋那岌岛。夜半时分，太阳本已呈下沉之势，但忽又重升。见到这样的奇景，康老夫子写下了《携同璧游挪威北冰洋那岌岛颠，夜半观日将下没而忽升》一诗，并在序中记下了所见奇景。

“时五月二十四日，夜半十一时，泊舟登山，十二时至顶，如日正午。顶有亭，饮三边酒，视日稍低如暮，旋即上升，实不夜也，光景奇绝。”

通过这段序言，曾赴北极考察的极地专家高登义教授相信，康有为是第一个探险北极的中国人。“康有为到北极看到的午夜太阳如正午的现象，就是极地特有的极昼现象。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是很难描述出来的。”

高登义告诉记者，康有为到过的那岌岛位于北极斯瓦尔巴德群岛中。斯瓦尔巴德群岛位于北纬74度至81度间，在北极圈内。

诗中，康有为颇有感触地写下了“仰观诸天阅劫余，壮观山海荡目眦”的句子，并在诗中怆然兴叹：“寄此怀抱何区区”。

康有为周游世界当然不是旅游观光。他在《欧洲十一国游记序》中把自己比做“耐苦不死之神农”，游历世界是为了“遍尝百草”，寻找能够医治中国的“神方大药”。

康有为所到之处，特别关注当地的政治制度、国计民生和风俗文化，并细心地把所见、所闻、所思详细记录下来。这些游记，至今读来仍使人感到兴味盎然。

1904年6月，康有为来到英国伦敦。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来伦敦了。1899年5月，他曾经到伦敦游说，希望能得到英国的支持，推翻慈禧太后政权。当时，他联络了英国进步党党首、前海军大臣柏丽斯科子爵，但由于进步党在议会中席位较少，出兵中国的议案以14票之差被否决了。事儿没办成，康有为也没心思在伦敦游览，急匆匆地坐船去了加拿大。事隔5年，康有为再次来到伦敦。这次他才有心情慢慢地品味这座城市。

英国是老牌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康有为一直以英国为师，来到英国当然要参观一下议会。6月23日，康有为游览了英国议院。议院位于泰晤士河畔，有600年历史，室内呈长方形，左右分别设着四行长桌，议长戴着假发端坐中央。

康有为到达时，正赶上议员阿尔兰因为邮政的问题慷慨陈词，质询政府官员。作为首相的巴科也不示弱，面对责难，频频起立应辩。这种场面让康有为看了不禁眼界大开 。

第二天，康有为拜会了英国商务大臣。谈话中，康有为说，他想学习英法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在中国实行变法。听罢康的话，商务大臣发表了一段今天看来仍可称为真知灼见的议论。他说：“各国有各国的教化、风俗和历史传统，决不能照搬他国的政治。我们英国的政治体制是千百年来自然积累形成的，不是效仿得来，而且也绝不可能通过效仿而来。病症不同，一种药方是不能包治百病的。”

闻听此言，康有为受益匪浅。他在游记中感慨道：“今之妄变法而专媚欧美者不可不思此言。”

康有为与英国大臣相谈甚欢，但随后与意外邂逅的日本驻英大使林董男爵的一席谈话却很不愉快。

林董在家宴请康有为父女，饭后他笑着对康有为说：“俄国大使巴兰德老早就告诉我，如果有求于中国，绝对不能好言好语地跟他们沟通。好说他们不理你，一定要盛气凌人，必要时还要拍桌子以出兵相威胁。这样他们就害怕听从了。后来，德国大使也对我说：俄国大使经常说中国人怯懦，应该对他们厉害点。起初，我不信。有一次试了一下。在外务部拍桌子吓唬他们要调军舰，那些开始不理我好言好语的中国大臣，都诚惶诚恐地唯命是从了。这下我才知道俄国大使说的有道理。后来，这个笑话在各国使臣中辗转流传，都说这办法试过管用。今天你不当官了，我才敢跟你说这个笑话。”

各国使臣把中国大臣玩弄于股掌之间，便如逗弄小孩一般，而中国官员竟懦弱昏聩至此。康有为听后，恨不得找个地缝儿钻进去。

在西方的所见所闻，一直刺激着康有为。他总结，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重都府、通道路、速邮传、立银行”是四大法宝，而中国的顽固派却“终日仰屋呼贫”，宁可“鬻官开赌”，也不愿意兴办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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