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爆发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展开了激烈的军备竞赛。为了在军事打击能力方面赶超美国，苏联不惜耗费巨资研制先进武器，甚至曾秘密研制地震武器。

苏联科学家的惊奇发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苏联科学家曾向苏联最高统帅部建议：通过向富士山口中投掷威力巨大的航空炸弹，从而在日本本土引发大地震，迅速结束战争。幸运的是，这个计划没有得到苏联最高统帅部的批准，否则说不定会发生一场远比广岛和长崎更为惨烈的人间悲剧。

20世纪60年代，苏联科学家在进行地下核爆炸效应试验时惊奇地发现，在进行地下核试验后若干天，往往在距离实验地点数百公里乃至数千公里外的某个地区会发生强烈的地震。通过对大量试验数据的分析，科学家们证实了这些地震与核爆炸有关系。科学家的这一发现震惊了苏联政界和军界的高层领导。苏联军方马上意识到：如果对此加以利用，地下核冲击波极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种致命的武器。如果在本国或己方控制的地区，选择适宜的位置，秘密置于地下深处爆炸，能够引起数百公里乃至数千公里之外的敌国或敌占区发生破坏性地震，而且对方很难事先发现。这无疑是一种杀伤力巨大、且足以瘫痪对方国民经济的战略武器。受害者还以为是天灾所致，而使用者却可以逃避国际舆论的谴责。

太平洋底的核战争

1961年，苏联在北极圈内的新地岛成功试爆了一颗当量为5000万吨梯恩梯的热核弹。这次试验后不久，苏联特工搞到了一份美国军事科技情报文件集，呈送给了赫鲁晓夫。在这本文件集中，有一篇美国潜艇遭遇苏联超级爆炸物冲击波袭击的报告。美国人在报告中说，大爆炸使潜艇遭到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这次打击使得美国上下一片惊慌，担心苏联人会在美国海岸深水区内投放热核爆炸物，从而引发沿海地区的海啸，进而淹没北美大陆的大部分地区。

在苏联科学院院士安德烈·萨哈罗夫的率领下，大批苏联科学家投入了“大地构造武器”(即地震武器)的研制工作。萨哈罗夫主张：一旦美苏开战，苏联应在第一时间内在美国海岸深水区投掷热核炸弹。但是经过大量精密的计算后，苏联人失望地发现，由于北美大陆架的延长线过长且水深不够，在这里进行水下攻击的设想很难变为现实。于是，这项计划暂时搁浅。然而，苏联有关地震武器的研究工作并未就此罢手，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大洋深处。

20世纪70年代，苏联情报机构获得信息：美国人正在探测太平洋深处的地层断口，有可能借此发动一场地球物理大战。为防止美国人先下手为强，苏联领导人命令克格勃在海底先行安放两枚核弹，以便在“必要”时抢先引爆核弹，在加利福尼亚海岸引发海啸。几名苏联总参谋部情报局的特工乘坐深海潜艇，下潜至太平洋洋底，完成了深海地层断口的探测工作，取得了宝贵的数据。这些特工也因此获得了“苏联英雄”金星勋章，但他们的姓名至今仍是高度机密，不被外人所知。

“墨尔库里斯-18”计划

1979年，苏联科学家伊克拉·克里莫夫率领阿塞拜疆科学院的科学家，开始了地球物理学武器(代号“墨尔库里斯-18”工程)的研制工作。根据苏联国防部的一份文件称，共有22个科研单位参加了“墨尔库里斯-18”军事计划。

克里莫夫的研究小组以巴库的地震研究所为中心，组建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对地下核爆炸引起的地下变化进行研究。克里莫夫小组的研究在相关研究领域中取得了重大的成功。根据他们的研究结论：核爆炸产生的地下能量可以在离震中很远的地方蓄积起来，并且能量很大。如果以后再进行一次定向爆炸，就能把这些地下能量全部释放出来。借助这一成果，克里莫夫小组成功掌握了地震预报技术。可惜的是，地震预报这一被人类苦苦追寻了几千年的重要技术，并没有被应用在维护人类利益上，而是被锁进保险柜，服务于地震武器的研制工作。

根据苏联试验得出的一组数据显示：一枚1万吨梯恩梯当量的核弹在一定深度的地下爆炸，造成的地面破坏程度相当于里氏5.3级的地震;一枚10万吨梯恩梯当量的核弹在地下爆炸，则可诱发里氏6.1级的地震。由莫斯科地质研究所科学家尼古拉斯领导的科研小组甚至断言，1988年在外高加索中南部亚美尼亚发生的大地震就是由于两天前相距3200余公里的地下核爆炸试验而加速到来的。在这次大地震中，有4.5万人丧生。

苏联着名的地震学权威尼古拉耶夫对核爆炸与地震的关系曾作了如下论述：“核爆的后果从来不是立刻出现的。地震有可能在爆炸之后两天、一周或几周之后发生。这一延迟出现的后果使地震武器具备了极强的隐蔽性。因此，任何一方都难以断定，本地发生的地震是否与数日前发生于几百公里外的一次核爆炸有关。”

“水星计划”

1987年11月30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下达命令，加速对大地构造武器，即地震武器的研究工作，这就是“水星计划”。

“水星计划”旨在要求加紧研究出能摧毁敌方战略目标的地震武器。计划的细则包括：确定近期预报和长期预报的主要参数;研究安装在航天器上的预报装置的战术和技术资料;研究利用弱地震场对震源进行远距离作用的方法;研究利用弱地震场传送爆炸产生的地震能的可能性等。

为了保证克里莫夫小组工作的顺利进行，苏联国防部专门成立了一个由地震科学家鲍恰洛夫为首的督察小组。鉴于克里莫夫的工作进展，鲍恰洛夫建议克里莫夫小组首先研制“构造弹”。1988年，克里莫夫小组在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巴特金市以东50公里处进行了首次实验。

苏联在地震武器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克里莫夫曾自信地说：“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不但可以在可能发生地震的地方引发地震，而且还可在不大可能发生任何地震的地方引发地震。”但是，由于苏联解体，克里莫夫进行试验所需的大批资金没了着落，这项毁灭性试验也被迫中止了。

美国利用纳粹科学家研发化武 档案显示内有苏联间谍

二战后，纳粹德国的一部分战争机器被美国据为己有，相关研究者则被奉为座上宾。为保住这些肮脏的战利品，华盛顿在人力、财政和道德方面付出的代价不菲。

美国情报系统在二战期间获取的最大战利品，是一批纳粹科技精英以及他们对生化武器的研究成果。在一份机密备忘录中，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把这些人描述为“被选出来的、稀有的头脑”，称希望能利用他们源源不绝的“智慧生产力”。

毫无疑问，如此宝贵的战利品是不能落入苏联人之手的。于是，1945年，“回形针行动”粉墨登场，1600多名德国人被悄悄运抵大西洋彼岸。

这些科学家中有不少是纳粹党员、党卫军军官甚至战犯，但他们“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作为合乎逻辑的结果，负责这场行动的美方官员认定，无视这些科学家在帮助希特勒实施种族灭绝、设计几乎摧毁了伦敦和安特卫普的V-2导弹、以及在达豪和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进行医学实验而造成大批囚犯死亡等方面扮演的角色，是完全合理的。

无视道德的交易

安妮·雅各布森的新作《回形针行动》并非首部描述该计划的作品。实际上，《新闻周刊》等媒体早在1946年底就揭露了华盛顿的如意算盘。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埃莉诺·罗斯福等社会名流公开抵制这种无视道德的行径，而且，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当时的大部分美国人都认为它是个“坏”主意。

话题固然不新，但雅各布森是1998年克林顿政府签署《纳粹战争罪行解密法》以来首位关注该主题的作家。根据该法，联邦调查局、陆军情报部和中情局，不得不将那些被认为见不得光的档案解密。雅各布森查阅了这些文件，对大量专题文献进行了梳理，采访了前情报人员以及那些科学家的亲属，使得她对“回形针行动”的研究诚意十足。

本书追踪了21位着名德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他们当中，有8人曾在希特勒、希姆莱或戈林等纳粹头目身边做事，15人是狂热的法西斯分子，10人曾在党卫队和其他准军事部队服役，6人站上过纽伦堡的审判席。还有一些人，因为对美国太空计划的贡献而被公众熟知，包括冯·布劳恩、胡贝图斯·史特拉格、沃尔特·多恩贝格、阿瑟·鲁道夫……

“回形针行动”背后的秘密和谎言纷繁复杂。臭名昭着的纳粹分子、美国情报人员与当代历史学家乃至档案保管员交错出现，让篇章结构有些混乱。值得赞扬的是，雅各布森理清了当中涉及的美国和德国政府机构，有始有终，没让与之相关的叙事线索中断。

谁在利用谁?

美国在欧洲各地搜寻纳粹科学家及其研究成果的故事更加扣人心弦。最着名的要数“奥森伯格清单”，它列出了数以千计的科研人员和设施，是在波恩大学的一间厕所里找到的。另一件“魔鬼的礼物”是数量惊人的塔崩(一种神经毒剂)——士兵搜查法本公司位于德国和波兰边境的实验室期间，挖开了175个草木丛生的沙坑，里面全是毒气弹。化武专家发现，只需滴一滴该物质到皮肤上，受害者就会当场毙命。很快，530吨塔崩被运回美国国内的秘密设施，其中包括马里兰州的艾奇伍德兵工厂，此地从此被公众敬而远之。

书中写道，在艾奇伍德，许多美国公民成了L·威尔逊·格林博士的试验品。不知情的他们暴露在低浓度毒剂中，在一到三周内“部分残废”，军方对这种结果感到满意。受试者并不知道，格林的同事、德国化学家弗里茨·霍夫曼对几乎所有有毒物质都进行了研究，从街头毒品到致幻性的毒蘑菇，而且把研究成果用在了大名鼎鼎的橙色落叶剂上。

霍夫曼的女儿回忆说，父亲一直试图生产一种能让树叶脱落的化学品，“这样你就可以看到敌人了”。在越南投入实战后的结果表明，橙色落叶剂不仅让植被受损，还会对儿童造成巨大伤害。“父亲那时已经去世。当时我想，真得感谢上帝。如果他还活着并且知道了这个消息，精神一定会遭受重创……他是个很温和的人，连一只苍蝇都不会伤害。”

更有些美国情报人员被欲望蒙住了眼睛，进而遭到背叛。查尔斯·劳克斯将军就是如此。劳克斯是个工作狂，觉得确保德国化学武器物尽其用，比“去巴黎度周末有趣得多”。正是在他的大力推荐下，前党卫军准将沃尔特·希伯先后受雇于美国陆军和中情局。然而，雅各布斯在解密档案中发现了希伯的隐藏身份——一名被莫斯科操纵的间谍。

越是读下去，读者越感到费解：纳粹科学家和美国情报机关，究竟谁在利用谁?至少有一点很清楚：“回形针行动”付出了巨大的人力、财政和道德成本，是个糟糕的主意。纳粹科学家研发生化武器，为此免于惩罚并获得巨额酬劳;而今，对这些武器的无害化处理需要几十年时间和大约300亿美元。更何况，在相关研究刺激下，美国屡屡违反国际公约，对人体进行生化武器实验，因此受害的人们，要么一直被蒙在鼓里，要么还在等待司法救济。

在全书结尾，雅各布斯向一名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发问：“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永存的?”对方一言不发，指了指刻在手上的一组数字，那是他曾作为囚犯的标志。战争期间，盟军曾警告德国人，如果胆敢使用化学武器，将十倍奉还。但联想到死亡集中营里的毒气室，显然，这个警告仅仅保护了同盟国士兵和平民，而与犹太人和其他纳粹“科研结晶”的牺牲品无关。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885218.html

相关阅读：王熙凤操办的两场葬礼 竟是她人生的高点与末路
三十五个真实的中国历史
重温血浆经济和艾滋病的混乱时代
大汉奸戴笠：敢于中情局合作 更敢和美国叫嚣
选人用人须经得住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