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盛世的造就，当然不是天上掉馅饼，应该说是与唐玄宗的开明统治息息相关；而安史之乱的到来，也不是什么命运的捉弄，而是唐玄宗的昏庸统治所致。何以见得？理由如次：
先析“盛”之缘由。其一，玄宗即位之初，年方27岁，正是少年天子，血气方刚，具备大干一番的基本条件；其二，玄宗靠宫廷政变上台，没有老本可吃，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其三，满朝文武对武后以来的酷吏政治非常不满，渴望新君振衰起弊，刷新政治；其四，玄宗本人对武后以来的政治危机和社会矛盾也有所认识，对于如何化解矛盾使大唐航船重新驶向安全区域有所思考。这些因素合起来，就使开元时期的大唐政治开出一个新局面成为可能。事实也正是如此。在这一时期，玄宗能鉴往，能纳言，能任贤，敢放权，充分显示出一副励精图治的明君派头；而先后为相的姚崇、宋?、韩休等人也是治世之能臣，有公心，敢谏诤，能办事，不贪不私不怕死。现聊举数例以示言之不虚：一是史载玄宗即位之初，“听政之暇，常览史籍，事关理道，实所留心”，可见玄宗上台后对治国理政、对历史经验，还是非常留意的。二是开元元年，姚崇具奏郎吏升迁事，玄宗装出一副很不耐烦、听不进去的样子，罢朝后对高力士说，职任宰相，大的决策可商量着办，但何必事无巨细一一汇报请示？姚崇闻之大喜过望，遂放手理事，“由是，进贤退不肖而天下治”。这是玄宗敢放权、臣下敢办事的一个例子。三是宋?为相时，常常是对玄宗的态度不管不顾，必尽为臣之责，直言极谏，而玄宗也尽力配合，往往“书之座右，出入观省，以诫终身”。这是臣下敢谏诤、而玄宗能纳谏之一例。总之，有这班君臣合力同心站在前台吹拉弹唱，就足以保证大唐政权的高层政治运行有序，不会脱轨，而贪污腐败、结党营私的现象也就很难发生。加上其他因素的配合，出现政清人和的局面就在情理之中，大唐的鼎盛之局自然也就悄然而至。《旧唐书》对开元时期的这段历史是这样评说的，玄宗即位后，“纠之以典刑，明之以礼乐，爱之以慈俭，律之以轨仪。黜前朝徼幸之臣，杜其奸也；焚后庭珠翠之玩，戒其奢也；禁女乐而出宫嫔，明其教也；……收兵而责帅，明军法也；朝集而计最，校吏能也。庙堂之上，无非经济之才；表著之中，皆得论思之士。而又旁求宏硕，讲道艺文。昌言嘉谟，日闻于献纳；长绺远驭，志在于升平。贞观之风，一朝复振。于斯时也，烽燧不惊，华戎同轨。……于时垂髫之儿，皆知礼让；戴白之老，不识兵戈。虏不敢乘月犯边，士不敢弯弓报怨。……年逾三纪，可谓太平。”这段话难免有些夸张，但一个励精图治的玄宗的风貌已是跃然纸上，一个太平安乐的盛世就如在眼前。难怪当时的著名诗人杜甫要写诗赞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小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禀俱丰实。”
再论“衰”之肇因。其一，当大唐的年号由“开元”改为“天宝”时，李隆基在皇位上已坐了30年之久，年龄也快60岁了，难免会发生身体和心理的“疲劳”，史称玄宗“享国既久，骄心浸生”，但似乎还应该加上“惰心日生”才算全面。其二，“开元盛世”的不期而至，使玄宗君臣有了贪图享乐的资本，总以为天下太平、万事大吉，一门心思追求歌舞升平的场面、醉生梦死的日子，于是国家大政就不愿闻问、日渐抛荒，大唐政治开始走上下坡路，破国亡家的厄运也悄悄地前来叩门。其三，俗语言，上有好者，下必甚之。到了开元后期特别是天宝年间，由于玄宗飘飘然，喜欢声色犬马，听不进逆耳之言，于是，一班阿谀奉迎的奸佞小人就日渐得势，一片谀颂的马屁吹得玄宗更加头昏眼花、得意忘形；而敢于谏诤的贤臣则逐渐被疏远，忠言很难再吹到玄宗的耳边。政风由此变坏，吏治由此腐败，政局由此混乱，盛衰之势也就在无形间转移了，终于导致大唐盛衰集一身、渔阳鼙鼓动地来的悲惨结局。这里也聊举几例，权充说明。一是自开元十七年张说等人奏请以玄宗生日为千秋节始，个人崇拜之风开始抬头并愈刮愈烈。到开元二十四年千秋节时，宰相张九龄别出心裁，没有送银子，没有送珍奇，也没有送时髦的铜镜，而是把历代兴废之道编到一起，名为《千秋金镜录》，进献玄宗。对这种婉转讽谏的方式，玄宗表面接受了，但三个月后，张的相职就被无情地罢免。这一结果的导向作用，对官场中人而言真是太浅明了。自是以后，就言路依稀、颂词满天谀声遍地了。二是玄宗在后期“恣行宴乐”的同时，把朝政大权交给了李林甫、杨国忠等奸佞小人，致使朝纲紊乱，人心浇离，政局日坏。李林甫盘据相位十九年之久，“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以甘言而阴陷之”，以至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司马光认为，正是这样一个蛇蝎小人，终于“养成天下之乱”。继李林甫为相的杨国忠，更是一个善于“窥探君意好恶而迎合之”的奸佞之徒。他担任相职后，牢牢地把住朝廷的财权和用人权，还身兼40余职，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搞得满朝乌烟瘴气。他看到暮年的玄宗喜欢财利，于是“大事搜刮”。司马光认为，正是这样一个贪吝之徒，“厚敛以怒天下，终成其乱”。《旧唐书》的作者也认为是玄宗的“用人之失”，把一个好端端的大唐盛世拖垮了：“俄而朝野怨咨，政刑纰缪，何哉？用人之失也。自天宝以还，小人道长。如山有朽坏，虽大必亏；木有蠹虫，其荣易落。以百口百心之谗谄，蔽两目两耳之聪明，苟非铁肠石心，安得不惑？而献可替否，靡闻姚、宋之言；妒贤害功，但有甫、忠之奏。豪猾因兹而睥睨，明哲于是乎卷怀，故禄山之徒，得行其伪。……谋之不臧，前功尽弃。”诚哉，斯言！
览玄宗一朝的盛衰巨变史，不能不使人想起《诗经》中“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名言，也不能不使人想起《孟子》中“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告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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