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晏盐法改革与商人的分化
唐后期私盐贩的兴起是刘晏盐法改革的一个直接结果。唐代宗时，刘晏为了解决濒于崩溃的财政危机，改革传统的官制官运官销的盐铁专卖制度，推行政府与商人合作的官制商运商销的就场专卖制度。这次改革实际上是一次产权重新划分和财富的重新分配。唐政府通过重新分配食盐的产权，分割食盐的经销权给商人，实现了与商人在盐铁专卖制度下的合作。唐政府仍然掌控了盐铁等重要经济资源的最终支配权，商人只有紧紧依赖政府才能获得经销食盐的权利，分享食盐的高额垄断利润。这种不完整的产权直接造就了商人对官僚政治依附性特征的形成。
刘晏盐法改革为商人提供了分享财富的机会，但其制度本身却暗含着财富分配不平等因素。能够合法分享这次产权重新划分和财富重新分配的只有那些家资丰厚的富户大贾，他们以家资入籍成为盐商，“自关以东，上农大贾，易其资产，入为盐商。”（《白居易集》卷第63《策林二》）父子相承为官府粜盐，获取厚利，成为与政府合作的体制内的商人。那些没有家资入籍的中小商人和贫苦农民自然被挡在大门之外，成为体制外商人。因此，刘晏盐法的另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商人阶层的分化和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到唐后期，由于政府管理失控，盐商凭借着政治、经济上的特权，操纵利权，最大限度地释放了刘晏盐法改革潜在的不平等基因，进入体制内的盐商凭借自身拥有的政治、经济资源优势，成为唐后期最为显要的商人阶层，而那些徘徊在体制外的中小商人和自耕小农则陷入贫困的境地。财富的两极分化加剧了社会矛盾，最终导致摧毁唐王朝统治根基的农民起义的总爆发。
刘晏改革盐法的一个目的就是通过重新分配盐铁等国家重要经济资源的经销权给商人，以杜绝商人走私。唐德宗之后，盐法渐坏，积弊日深。由于盐价虚高，利润丰厚，贩盐成为唐后期国家经济发展的热点和社会各阶层趋利的焦点，走私食盐遂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唐后期走私者的成分十分复杂：一是那些无法进入体制内参与财富重新分配的中小商人；二是大量破产逃亡的农民加入贩卖私盐的行列，成为体制外的小商贩；三是包括盐商、为官府放贷的高利贷商人在内的富户大贾，在各种政治势力的庇护下参与走私。盐税是唐后期中央财政的主要支柱，占整个财政税收的半壁江山。走私泛滥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唐政府采取严厉措施打击走私，甚至采取残酷的连坐之法，一人走私，邻里家人都要受牵连。但这种严刑峻法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走私的盛行。唐政府打击走私的政策只是针对那些体制外的小商小贩，并未影响到那些在各种政治势力庇护下参与走私的富商大贾，因此，打击走私的政策常常在这些富商大贾的冲击下显得苍白无力，流于破产。
在严厉打击下，私盐贩走上了武装走私的道路。“如闻江淮诸道私盐贼盗，多结群党，兼持兵仗劫盗及贩卖私盐”。私盐贩在与唐政府的长期对抗中发展壮大起来，王仙芝、黄巢、王建、钱?等私盐贩在唐末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王仙芝起事后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资治通鉴考异》卷23引《续宝运录》），反映出他对均平财富的愿望。王建、钱?等人通过参军进入国家体制内，在镇压黄巢起义过程中脱颖而出，最终建藩称王。
政权解放与商人的分化
在私盐贩成为唐末一支十分重要的政治力量的进程中，王仙芝、黄巢、王建、钱?等一大批雄心勃勃的私盐贩纷纷在政治舞台上登台亮相。但是，他们为什么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政治路径？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命运？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唐后期官僚政治不断向商人开放政权的结果。
唐代商人可以通过买官捐纳、参加科举考试和参军三条途径谋求政治出路。对商人而言，这是社会机遇的重新分配。唐政府不断向商人开放政权的同时，强化了商人对官僚政治的依附性，进一步分化了商人阶层。能够参与这种社会机遇重新分配的主要是那些家资丰厚的富商大贾，大部分中小商人仍然被挡在机会的大门之外。对于那些地位卑微、文化素养不高的私盐贩来说，通过买官或科举考试入仕做官的机会仍然很少。募兵制的实行虽然为私盐贩提供了入仕做官的可能，但由于募兵制长期被宦官操纵，能够获得军籍的也只有那些家资丰厚的大商人。而在唐末，由于延揽人才的需要，无论中央政权还是地方藩镇，进一步降低了招贤纳士的门槛，这就为那些文化素养不高、财力不厚的私盐贩通过参军改变命运提供了可能。
王仙芝、黄巢是游离在国家体制外的私盐贩，他们曾经努力想进入国家体制内，即使在起事后，他们仍然没有放弃进入国家体制内的梦想。王仙芝两次试图接受朝廷的招安，最终被朝廷戏弄而断绝了投诚朝廷的念头。黄巢是一个很有政治抱负的人，史载黄巢“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遂为盗”（《资治通鉴》卷252）。他曾经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却屡试不第，最终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起事后，他多次产生投诚政府的意向，最终因为唐政府拒绝满足他的政治要求而坚定地与唐政府决裂，并攻入长安建立大齐政权。由此可见，王仙芝、黄巢是一直游离于国家体制之外但又想努力进入国家体制内的私盐贩。当他们进入国家体制内的各种道路被堵死后，就选择了在体制外反抗朝廷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道路。黄巢起义虽然在唐政府和藩镇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但摧毁了唐王朝的统治根基。
王建、钱?、朱?等私盐贩则选择了一条与王仙芝、黄巢截然相反的道路，他们通过参军进入国家体制内，依托各种政治势力来实现政治抱负。王建少年时代贩卖私盐，后来参加忠武军，黄巢起义爆发后，投奔避难成都的唐僖宗，被田令孜收为养子，在藩镇兼并战争中壮大，成为前蜀政权的缔造者。钱?年轻时以贩卖私盐为业，后应募参军，在镇压黄巢起义军中名声大噪，在藩镇兼并战争中因战功担任镇海节度使，先后被朝廷封为吴王、越王，成为吴越王国的建立者。朱?的父亲因为贩卖私盐被依法处置，朱?受父亲牵连遭鞭笞刑罚，后参军镇压黄巢起义军，因战功升任濮州刺史、郓州马步都将，在藩镇兼并战争中被朱温杀害。王建、钱?在各自辖区内推行了一些有利于经济恢复发展的措施，促进了区域经济的振兴。
由于私盐贩选择了不同政治路径，导致他们有着不同的政治命运。商人阶层依附性和分裂性的性格特征决定了私盐贩参与政治角逐的路径仍然脱离不了当时的政治生态。黄巢选择在体制外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最终失败。王建、钱?等人进入体制内，或依托中央禁军，或者依托藩镇，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王建、钱?的成功实际是唐末藩镇势力在与中央政权的长期博弈中终于胜出的结果。这说明唐末私盐贩虽已成为一支十分重要的政治力量，但是由于唐政府进一步向商人开放政权，最具反抗性的私盐贩也被政府“有形的手”给分化了，始终无法形成一个具有很强向心力的社会阶层。但是，无论是王仙芝、黄巢等人在体制外的反抗，还是王建、钱?等人在体制内建藩称王，他们的努力还是把历史向前推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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