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保卫战，是薛岳“吵架”吵来的?

“长沙保卫战，就发生在长沙，但对于大多数长沙人来说，他们肯定没有很多了解。”长沙文史专家梁小进和陈先枢两先生，不约而同就此下了一个“断语”。

他们说，毕竟，长沙保卫战发生在七十年前的抗日战争中，七十年来的风雪难免会遮断人们回望历史的视线。现在到了重新为人们讲述长沙保卫战的时候。

梁小进说，其实长沙保卫战是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吵架吵来的，而知道这一事实的长沙人不会很多。

在抗日战争中，取得胜利的长沙保卫战达三次之多。可见长沙战略地位的重要，不然，敌人吃了一次败仗，不会一而再，再而三，不甘心不死心地向长沙反复进攻。纵贯中国的南北交通大动脉粤汉铁路当时正掌握在长沙手中，长沙以北的洞庭湖平原为中国第一大米仓。攻下长沙，可打通粤汉铁路，连接南北，出兵海外，同时也夺取了中国人的粮仓，可“以战养战”。所以，长沙保卫战不得不为民族的生存而壮烈进行。

1939年，第一次长沙会战尚未爆发前的四五个月，当时国民政府统帅部已开始为湖南将要发生的战事着手研讨应对之策。

蒋介石综合高参建议，对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发出手谕指示：“如敌取长沙之动态，已经暴露，则我军与其在长沙会战前方作强硬之抵抗，则不如先放弃长沙，于敌初入长沙立足未定之时，即起而予以致命的打击。反攻计划如能布置精密，运用得当，必可取得最大之胜利。”

蒋介石的想法，就是放弃长沙，保存中国军队的实力，再伺机打击敌人，以空间换时间。

1939年9月，驻扎在湖北、江西的日军调兵遣将，敌寇侵犯长沙的企图十分明显。此时，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仍在长沙“守”与“战”的问题上争论不休。

白崇禧及参谋本部数位人员均不主张坚守。蒋介石听从众人的议论，再次要求第九战区放弃长沙。

但9月中旬，日寇猛攻湘北新墙河，突破战线，并与洞庭湖东岸登陆的日军两路夹击汨罗江边的中国守军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对薛岳下令：“如不遵令立撤汨罗守军，则今后长江以南地区有失，责有攸归。”

薛岳反对放弃军队，先令各军继续抵抗，后在军令前迫不得已，下令撤退，让出汨罗江防线，日军滔滔不绝长驱直入。

9月29日，日军前锋已抵达浏阳永安、长沙北乡桥驿，长沙城内已能听到日军的枪炮声。

蒋介石听闻薛岳不听命令，立即派陈诚与白崇禧星夜驰程，赶到湖南，协助薛岳处理一切，并宣示蒋介石“不守”的命令。

陈诚和白崇禧来到株洲南面的渌口，在第九战区司令部向薛岳当面传达蒋介石的意旨。薛岳仍坚决认为：“军人守土有责，不忍轻言撤退”。

白崇禧认为，此时最应当坚持持久抗战，以保全中国军队实力为急务。白崇禧认为日军侵犯长沙，就是想伺机寻找我军主力，加以消灭。

薛岳愤然说：“如果总是让我带兵退却，我上无以对中央，下无以对国人，今后不敢再穿军衣了。”

陈诚见两人相持不下，就劝两人说：“汨罗不战，退长沙;长沙不战，再退衡阳;衡阳不战，退桂林。如此长期退却，纵使中国土地广阔，也有退到没有退步的时候，究竟应在什么地方，可与敌一战?我为二公计，不如且就当前敌我形势，研究我军有无一战之可能?”

薛岳深信，他所统领的第九战区军队士气甚盛，可以一战，并称除极少数部队失去联络外，其他部队均在英勇作战。

陈诚一方面安抚白崇禧，同时令薛岳反攻;一面将薛岳决心抗战，坚守长沙的情况报告蒋介石，请准许薛岳因时因地制宜。

10月2日，蒋介石批准可守长沙，并下令反攻，对深入长沙的敌寇予以猛烈侧击。

此时，日军因湘北道路被破坏，进入湖南的机械化部队不能展开，且孤军深入，薛岳早已调集各方面军队进入各自阵地，湖南民众积极踊跃自动协助国军作战，从10月2日下令反攻开始，到6日，五天之中，在国军打击下，日寇溃退120公里，10月19日，湘北仍然恢复原有的以新墙河为界的态势。长沙城屹立不屈。

对于这场争吵，有人认为，白崇禧的原计划是想在长沙以南与敌人决战，理由是诱敌更深入，可更有利于歼灭日寇。

薛岳主张在长沙以北决战，似乎是认为在长沙以南打，第九战区要负放弃长沙之名;在长沙以北打，则有保卫长沙之名。同样牺牲，当然在长沙以北决战合算。因此，他向蒋介石建议要在长沙以北决战。此后的两次会战，即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都是为“保卫长沙”而战。

浏阳河与捞刀河间，确实是个布“口袋阵”的好地方

薛岳指挥的三次长沙保卫战，之所以把战场摆在长沙，是因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通晓地理。一直研究长沙地方史的专家陈先枢认为。

他说，薛岳的个性刚愎且坚毅，在用兵上，十分注重谋略。薛岳的记忆力惊人，在作战之前，必定关门闭户，凝神静气，贯注精神在地图上，因此，对于战场的一山一水，一丘一陵，他都了如指掌。每当战役开始，一旦他认定的事情，极少改变，看到机会，他就会以极大决心，命令部属冲锋陷阵，不惜决战牺牲。

就地理而言，长沙地区西临湘江，南高北低，尤其在长沙城北的东面和北面，浏阳河、捞刀河，像个口袋，袋口摆在长沙南面，北面是袋底。如果能将敌军赶到浏阳河、捞刀河谷，作为决战地，则可以聚而歼之。

当然，“口袋阵”是看多了演义小说的市民的俗称。薛岳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总结前两次保卫战的经验教训，所设定的阵法，是更具科学性的“天炉阵”。

薛岳自己说：“天炉战者，为在预定之作战地，构成纵深网形据点式阵地，配置必要的守备部队，以伏击、诱击、侧击、截击、尾击、堵击诸手段逐次消耗敌力，挫其锐气，然后于决战地使用优越的兵力，施行反击和反包围，予敌以歼灭打击。盖为后退决战方法，因敌之变化而变化之歼敌制胜新方略，如炉熔铁，又如炼丹，故名。”

薛岳在1941年12月第三次长沙会战爆发前，就已经定下了天炉战法，并且印成手册，发给高级干部，预先排兵布阵，12月中旬侵犯湘北、敌锋直指长沙城的敌军，不过像棋盘上被掌控的棋子。薛岳说，他已“选定新墙、汨罗二水间为伏击、诱击地带。捞刀、浏阳二河间，为决战地带。并令战时民众加紧犁田、蓄水、削路工作”。所以，当日寇第三次侵入湘北，进犯长沙，薛岳让守长沙的第十军像磁铁一样紧紧吸住日军，同时各路援军齐进，以优势兵力包围日军。

当然，1942年元旦攻打长沙的日军也察觉到中国军队的意图，他们努力投入主力，想以最快速度拿下长沙城，甚至已有队伍攻入长沙城内的坡子街、黄兴路。日军在长沙城南面的金盆岭、东瓜山、黄土岭、侯家塘等地，更投入优势兵力，想把我守城的第十军彻底摁入长沙城北的口袋中，但长沙守军顽强坚守。等到1942年1月4日，前来包围日军的中国援军在长沙城南雨花亭吹响冲锋号时，敌人听到背后雄壮的号音，如闻霹雳，纷纷逃窜，最后大多数日军落入浏阳河与捞刀河河谷、影珠山下，这无异于“自投天炉，予我以熔化之机”。第三次长沙会战最终取得歼灭敌军5.6万的伟大胜利。

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后，中外报纸记者争相报道此次会战，称，本次大捷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遭到的巨大失败;三次长沙会战的意义，已经超过了台儿庄战役;我军不止是驱敌远去，更主动出击歼灭敌人。英国《每日电讯报》称：“际此远东阴霾密布中，惟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蒋介石在1942年1月11日的日记中称：“此次长沙胜利，实为‘七七’以来最确实而得意之作。”

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发表《告中国人民书》称：“数周以来，贵国之长沙伟大之战绩，非仅为中国之胜利，抑且为所有同盟国共同之胜利，而为打击整个轴心之胜利。”

第三次长沙大捷后，美国宣布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贷款，蒋介石被任命为中印缅战区盟军最高统帅，美英宣布废除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此后近两年，中国战场几乎没有战事，直到1943年11月常德会战再起烽火。

长沙保卫战

从1939年9月至1942年1月结束的第一、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统称为长沙会战，或称为长沙保卫战。长沙保卫战是关乎中国乃至世界前途命运的重要战役。

第一次长沙会战发生在1939年9月至10月间，中国第九战区部队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接壤地区对日本军队进行防御作战。这次中国从防守阶段进入相持阶段，并且是继“二战”欧洲大战爆发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攻势。此次会战，中方小胜。

第二次长沙会战发生在1941年9月17日至10月6日，日本第11军以打击中国第九战区军队发动的一场战役，中国4个精锐军被击溃，但日军亦遭到一定损失，虽称第二次长沙大捷，实际上，中方略败。

第三次长沙会战发生在1941年12月下旬至1942年1月中旬，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盟军方面获得的第一次胜利。就中国战场而言，此战是以武汉会战结束为标志的战略相持阶段中，至1945年5月国军方面获得的最大战役级别的胜利，本战意义非同寻常。

第一、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后，日军主力均从湘江东面向南进攻，遭到国军有力抵抗。1944年6月日军发动长衡会战，改变攻击方式，用近一个月从新墙河打到岳麓山下，夺得炮兵阵地，6月18日，因守长沙之第4军长张德能配置失当、指挥失误，长沙仅战斗三天即告沦陷。

险些改写中国近代史

国民党第一代军事将领中，先后参与北伐、剿共、抗日、国共内战者，多如云汉星斗。然而真正能征惯战，教对手折服，战功永载史册，名传中外，垂于青史者，则薛岳将军堪称第一不凡战将。薛将军个性耿直，不喜钻营，如非凭借历次战役立下赫赫战功，何能在派系林立、恶性倾轧的国民党军中拔尖而起，鹤立鸡群?

薛岳，生于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一八九六年，广东省乐昌县九峰乡人。将军字伯陵，原名仰岳，后改单名岳，以示对岳飞精忠事迹之崇仰。十七岁投入黄埔陆军小学第六期;十九岁，加入中华革命党;二十二岁，考入保定军校第六期。一九一九年，将军二十四岁，正式投身军旅，第一个职务是中华革命军闽粤军第一师中尉排长。

夫将者，不可单凭匹夫之勇，更要依仗智谋，知己知彼，方能谈笑用兵，决胜千里。将军有古风而又不泥于古，故能成就其百战英雄之「战神」美名。本文分成四个段落，概述薛岳参与几次著名战役之不朽事功。

一、陈炯明叛变 薛岳挺身护卫孙中山夫妇

近代史各式书籍汗牛充栋，大凡叙及孙中山先生蒙难事件的段落，制式的国民党历史教材，必着重描述蒋介石如何冒险犯难，九死一生，营救孙中山;英勇事迹，点滴积累，故而受孙先生信赖，许为国士。彷佛历史要人都是循此轨迹，平步青云。是耶?非耶?譬如一本蒋介石侍卫写的官方记录就写道：「由于领袖蒋公的机智，终于成功登上永丰舰，立即晋谒总理，畅谈近日经过及各方情况，患难与共，倍感亲切，直至深夜方休。总理曾谓：『蒋君一人来此，不啻增我两万援军』。总理因领袖蒋公之赴难，除增加剿逆助力与信心外，对于蒋公的人格，非凡的勇气与作为，获得进一步的认识。

揆诸史实，国民党建军史上，若论真正以肉身护卫孙中山的忠心军人，恐怕还真得首推薛岳将军不可，如果不是薛氏智勇双全，倾力保护孙中山切身安全，一旦稍有闪失，中国近代史极可能改写。青年军官薛岳，不顾自己安危，用自己的生命为孙中山挡子弹，允为第一桩战功。

一九二一年，二十六岁的薛岳，任职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一营中校营长。同年五月四日，孙中山以陆海空军大元帅的名义，下达北伐令，薛岳也率领着他的警卫营，随扈孙中山赴广州韶关。谁晓得就在后防空虚的节骨眼上，陈炯明假借北伐的名义，命令所部熊略父子的部队进入广州，紧随熊略部队后头的，还有原本驻扎在西江的陈系叶举、陈炯光、李云复、洪兆麟等部队，全部乘隙涌进广州城，就在一阵混乱之间，广州城全城被陈炯明部队占领。陈炯明向前方的孙中山通电提出要挟，威逼孙先生恢复他的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的职衔。六月一日，孙中山偕同夫人宋庆龄回师广州，欲好言劝服陈炯明。薛岳率领警卫营一路护卫，孙先生夫妇下榻粤秀楼。

六月十五日傍晚，薛岳事前侦悉陈炯明将于当夜兵变谋反，立刻通知孙中山秘书林直勉、参军林树巍，火速通报孙中山，请其化装成出夜诊的医师，乘黄昏时分，通过叛军哨站，直奔广州天字码头，辗转登上永丰舰。

当天深夜，陈炯明果然称兵作乱。陈逆谋反时，率领之叛军有二、三万之众，薛岳带领他的警卫部队八百多人，坚守广州大总统府，指挥若定，有大将之风。这时，孙夫人宋庆龄尚藏身大总统府左近之粤秀楼，她身边有二十几名卫士保护她。叛军发动数波攻势，都被薛岳所部击退，叛军见久攻不下，准备以煤油纵火焚烧粤秀楼，薛岳急请宋庆龄下楼，并由廖仲恺夫人等陪同，在重重卫士护持之下，将孙夫人安然撤离，与孙先生会合永丰舰。

广州大总统府保卫战，一共打了三天三夜，战斗持续到十八日晚间，薛岳才率领残存的两百多人警卫营士兵，向韶关方向突围而去。薛岳这一仗，不仅以寡敌众，而且还制敌机先，事前巧妙安排孙中山突破重围，安然脱身，并在千钧一发危险关头，冒着枪林弹雨护送宋庆龄脱险，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无疑是中流砥柱第一功。薛岳智勇双全，给孙先生留下极为深刻之印象。

二、五次追击 红军头疼人物

薛岳在北伐期间起历任团长、师长、军长等职。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发动清共，导致宁汉分裂。据薛岳生前回忆，一九二七年八月，蒋介石下野后，广东的李济琛与桂系暗通款曲，独树一帜，同年十二月十一日，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率领教导团于广州**，时任北伐军教导第一师师长薛岳，予以敉平，第四军及粤军等商议未来动向，薛岳则主张为达成国民革命，非拥护蒋介石总司令不为功。

北伐完成，何应钦(时任军政部部长)恣意排挤，利用编遣军队的机会，将薛岳之第四军缩编为第四师，打胜仗的第四军，精英官兵竟全部被打散到各个部队，薛岳心灰意冷，有意辞乡归里，途经南京，向蒋介石辞行，蒋推诿说：「并非我对你不好，是何敬之不谅解你!」薛岳意兴阑珊，打算赴德国深造，正积极研习德文，为日后习军事作准备，这时，一个偶然机缘，让他改变主意，继续留在军旅。

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直前，适逢宋子文将去美国洽购棉花，临行与蒋介石密晤。宋子文走进南昌行营委员长办公厅，与蒋介石谈完美国购棉事，立将话题转入剿共事宜，宋子文说：「最好能征召薛伯陵(薛岳字)来赣剿共」，蒋介石听了宋的建议，深表认同，蒋说，薛在国民党军当中，确是一员虎将，总理在世之日，他英勇护卫总理夫妇脱险，血战总统府，抵抗陈炯明;参加东征、北伐，战无不克;清党之役，粉碎叶挺、贺龙、叶剑英武装行动，战功彪炳有目共睹，今次剿共战争若有伯陵参加，更能克敌制胜。

可是，想起薛伯陵不久前才来辞行，蒋介石不禁眉头深锁，探问宋子文：伯陵近况如何?宋说，薛伯陵这两三个月在香港九龙，埋头习读德文，准备去德国念军校。蒋介石笑称，你叫薛伯陵暂缓出国，我内定他出任剿共要职。宋说，那你要赶快通知薛伯陵，免得他动身坐船走了就麻烦了。蒋急答，你赶紧通知他，请他速来南昌剿总找我。

宋子文辞出委座办公室，当下给薛岳发了一封加急密电，「委座要事待商，请速来赣」薛岳从九龙带了一个随身秘书，就直奔南昌行营见蒋介石。蒋委派薛岳为第三路军上将副总指挥，负责协助陈诚剿共。蒋面允新职，薛岳春风得意，接着面晤顶头上司陈辞修，陈诚投石问路曰：「伯陵兄来参加剿共，我陈辞修是如鱼得水，我们第五次围剿有你，是稳操胜券啊!」陈诚想试探薛岳的政治敏感度，请薛岳兼任十八军军长，薛岳当下暗忖，十八军是陈辞修的嫡系部队，我去哪能指挥得动?所幸这次薛岳头脑清醒，连忙谦辞不就，只接受副总指挥兼任第五军军长。(按：陈诚在蒋桂战争时，带过国民党军第十一师，中原大战时，蒋介石升他当第十八军军长，十一师和十八军，是陈诚起家的部队，也是国民党军嫡系部队，「十一」和「十八」，合起来写，就是「土」、「木」二字，当年国民党军便以「土木系」概称为陈诚系统人马)薛岳谦让得宜，宾主尽欢，随即走马上任。

薛岳在一九三六年的作战日记中曾经写道(按：后来薛岳作战日记编成《剿匪纪实》一书)，共产党占领江西，国民党军为了对付共产党，形成「长堑之围」。薛岳回忆，他从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亲自参与了历次的战役，纵横决荡，和共产党周旋了无数次。共产党突围西走，薛岳寻迹追赶，他形容这一路追赶是「不舆不车」，步行两万多里。

蒋介石说薛岳的二路军(第六路军和第八纵队)创了中国有史以来军队徒步长征的记录，竟然徒步行军了两万余里路。

湖南，似乎是薛岳打仗无往不利之地，从赣南一路穷追猛打。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间，薛岳任北路剿匪军第六路军总指挥，副指挥吴奇伟(吴为国民党军陆军中将，广东梅州大埔县人，历任军长、长江上游江防司令、战区副司令长官、湖南省主席等要职一九四九年五月起义投奔中共。)。第六路军排出来的战斗序列是，第七纵队由吴奇伟兼任副总指挥，辖第五十九师、第九十师、第九十二师、第九十三师，一共四个师。第一支队辖第四旅、第七十五旅，一共两个旅，外加税警团的一个迫击炮营。

真所谓「红军一路跑，薛岳一路追」。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底，是红军最难挨的一个月份，红军最刻骨难忘的地方，就在湘桂黔边区的穷乡僻壤。红五师在界首渡口苦战两日，伤亡过半，师参谋长，两名团长，一名团政委，相继阵亡，另有两位团长和一位政委受重伤，红八军团的一个建制师，从渡河点以东四十四里地的附近，被薛岳的部队连追带打，哀鸿遍野，最后被全歼在湘江之畔。红军主力虽然侥幸抢先西渡湘江，逃过一劫，但是，据非正式统计，光是在湘江地区，被消灭的红军高达五万之众。薛岳也因而成为红军长征路上最为头疼的敌将。

关于湘江之捷，薛岳在他的作战日记中写下：「匪之伪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等军团之主力，经我军在良田、宜章附近击破后，继续西窜，其先头计已到达宁远蓝山之线。」

所谓湘江之战，薛岳固然痛歼红军五万余，但是，红军的主力部队已经越过湘江，保留了有生力量。所以，薛岳才会在口述历史中痛惜，如果有湘桂军早一点在湘江西岸的有利地带，配置打击部队，乘红军将渡未渡之际，予以迎头痛击，红军主力将在湘江西岸全部就歼。

千金难买早知道，历史从无「如果」二字。湘江之战，是国民党军在追击红军长征的过程中，赢得的第一场重大胜利，也是发生的第一场重大失误，所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真是丝毫不爽。

一名国民党军空军飞行员，在完成低空侦察任务后回报，国民党军刘建绪(第一路军追剿司令)的部队，竟然在阳光下架枪睡大头觉。被指摘抗拒蒋介石堵截红军命令的白崇禧，也指摘刘建绪不努力合作，但是，红军的战史中，则记载，桂军刻意后撤兴安，并且拆毁湘江两边的碉堡，让出广西的东北角，让红军通过。

湘江之役，薛岳得一「小胜」，因湘桂地方军头消极抵制老蒋命令，道不同不相与为谋，致未能扩大战果，这犹然是战术层次的失误，然而，蒋介石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底犯下的战略层次错误，才是日后国共逐鹿中原失去先机的关键。

薛岳的作战日记大致写道，一九三五年秋，中共内部意见不一致，所以分成几路溃散，一路由毛泽东率领，所部三、四千人，经草地甘肃而入陕北，希望能在那里与徐向前部队会合。另外一路由朱德、徐向前领军，朱德带了三、四千人。徐向前带的人马最多，有七、八万人。薛岳说徐向前率领的红军，「复由草地回窜，重扰巴西，十月中旬，朱徐股匪乘防军疏懈，突围南犯。」徐向前所部接连攻下丹巴、懋功、宝兴、金汤、天芦、荣经，进而攻打名山、邛崃，又围雅安、汉源，直趋富林。

据薛岳作战日记的说法，徐向前红军部队南攻，「匪焰燎原，势如破竹」，导致「西川千里，鼎沸糜烂，蜀都要区，危如累卵」。

这时，蒋介石犯了一个致命的战略错误，他见四川局势危急，心急如焚，蒋介石不叫最精锐的薛岳部队直捣黄龙，攻击甫进入陕北的毛泽东中央核心，反而叫薛岳的王牌军从陕西回头去抢救四川(薛岳作战日记上写「本路军奉移师驰剿之命」)。薛岳当时的的北路第六路军辖下，有两个纵队(吴奇伟兼带的第七纵队辖五个师，与周浑元带领的第八纵队辖四个师)，一个迫击炮营。在蒋介石的瞎指挥下，七纵和八纵，全被从陕西调到四川，两路纵队全部朝成都进发。蒋介石这一大失误，失去了解决陕北中共核心的戎机，也为他失去江山，种下远因。

薛岳在公祭剿共死难官兵时，总结剿共战果，并初估红军的伤亡战损数字，薛岳在祭奠仪式上声称：「朱毛自江西突围西窜，统率残余，号称十万之众，经湘赣粤桂黔川康等地区，…。本路军奉命追剿，转战九省，计在追剿期中，土匪伤亡俘逃约七八万人，窜至川西后，残部仅万余人耳。」

薛岳又说，他为了追击朱徐两军，所率领的第六路军在四川荥经、天芦等地，追到红军主力，几次遭遇战之中，「计俘匪约两千名，缴获步枪一千六百余枝，轻重机关枪六十余挺，匪之团营连旗二十余面，马三十余匹，匪伤亡约四千人，我军负伤官长七十余员，士兵一千四百余名，阵亡官长四十余员，士兵六百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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